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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总论
（版权保护：本文摘编自《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3版 和原刊发于光明网、中国改革论坛的朱奇先生所著《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文分三个部分：一、先进文化的形成机制；二、界定“理论发展”的内涵；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运用传统抽象思维方法的典范）
一、先进文化的形成机制
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和高速运转的社会共同体，其健康发展不仅离不开一套科学的外在制度系统，也离不开一套科学的内在制度系统，或者说也离不开一种先进的文化---知识和价值观的总称。这既是因为人们大部分的行为是由非强制性的文化来规范和引导的，也是因为真正科学的外在制度系统本身往往就是出自先进文化的高端产品。千万不要指望能出现一个没有先进文化的先进中国。
而科学的内在制度系统或先进文化，作为一种规范和引导人类行为的软制度，其区别于外在制度系统的最突出的特征是，它一定能自发地而非强力地规范共同体内各个个体的行为，它也一定能自发地而非强力地激励共同体内各个个体的行为。因此，也千万不要指望能有一个没有自发性激励功能和自发性规范功能的先进文化。
内在制度或先进文化是一个完整系统。在人类社会的较早时期，一个文化系统的完全形成，通常要经历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正是在这个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步认同了这个文化系统中包含的被人们认为有效的知识和价值观，认同者的数量达到一个临界点以后，文化就具有了自发地规范、激励共同体内各个个体行为的功能，文化就成了内在于人们心中的软制度。在人类社会的较早时期，经过漫长自然进化而形成的文化系统，一旦形成，其稳定性就大于变化性，其核心知识和核心价值观甚至能延续几百年、上千年。
与以往大为不同的是，从20世纪末期开始，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人类的知识总量呈爆炸式增长，知识的迅速更新也进一步导致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用于规范人类行为的价值观的日新月异。我们真的进入了速变、巨变、共变的社会！在当代社会，如同外在制度系统一样，内在制度系统或文化系统也具有了变化性大于传统性的时代特点。新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涌现，建立在海量新知识基础上的价值观也异彩纷呈。这就意味着，内在制度系统或文化系统，那种被规范化和系统化的知识和价值观的总称，也必然会快速更新，否则它就会丧失其最重要的自发规范、自发激励的基本功能。
在当代社会，变化性大于传统性的特点，决定了人们已经完全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坐等内在制度系统或文化系统的自发形成了，人们现在必须要在全面扫描知识和发现社会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去积极主动地建设我们的先进文化，否则引导和规范我们行为的就总是某种与新知识相冲突的落后文化。
与文化的自然形成过程有所不同，积极主动地建设一种先进文化，一般是按照先搭建先进文化的骨架再填充先进文化的血肉的顺序进行的。一套逻辑严谨和富有解释力、说服力的宏观社会理论就是先进文化的骨架，正是这一套宏观社会理论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社会现象的最基本的知识或最基本的规律，而由这些最基本知识延伸出来的更多知识和价值观就是所谓的先进文化的血肉。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没有科学的社会理论，就没有先进的文化；没有先进的文化，就没有既积极主动又井然有序的人类行为。
另外，从公共治理的宏观角度看，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人类行为即具有个体性，也具有公共性，并且随着人类自身外部影响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行为的公共性越来越显著。一套宏观社会理论不仅是规范和激励各个个体行为的文化系统的骨架，它还是推演设计那些引导人类公共行为的公共制度、公共政策的直接依据。我们相信，在现代条件下，任何公共行为如果没有恰当的理论系统做基础，行动前就不可能有尽量细致的涉及公共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预案推演过程，那样,公共行为带来不利结果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在速变、共变、巨变的当代社会，人们对能展现速变、共变、巨变宏观规律性的社会理论产品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二、界定“理论发展”的内涵
为适应现代社会文化的变化性大于传统性的要求，许多国家的政府或政党对社会理论产品持实用的态度，因时而宜，合则用，不合则弃，如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合理预期，等等。
中国共产党则更愿意看到宏观社会理论系统兼具变化性和一贯性。中国共产党把正在建设中的引导中国社会实践的核心社会理论系统命名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核心社会理论的建设工作总体上应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尽管我们的主观愿望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去建设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尽管我们的主管愿望把握好理论的变化性和传统性的关系，但是，总体而言，我国当前的理论研究工作并没能充分展现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一些新思想的逻辑关联性，甚至也并没能充分展现一些新思想本身的逻辑关联性。新说新，旧说旧，新不能圆旧，旧不能圆新。因此，从对14亿中国人的解释力、说服力、引导力角度看，我们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割裂理论的变化性与传统性，这导致原本应该较少承受文化震荡的中国却在承受着更加剧烈的文化震荡。这就是为什么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工程具有空前的紧迫性。
如果想兼顾理论的变化性与一贯性，如果把正在建设中的引导中国实践的核心社会理论命名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扑面而来并且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什么叫理论系统的发展？
如同一个概念需要一个概念符号一样，一套理论也需要一个理论符号。概念符号的基本功能是外在地表现出一个概念与其它概念的区分；理论符号的基本功能同样是外在地表现出一套理论与其它理论的区分。理论符号的命名形式通常是XXX主义、XXX学派等。基本概念相同或相似、基本命题相同或相似，而逻辑层次较低的延伸概念和延伸命题有所区别的各种理论都被划进同一个“主义”或“学派”。与划分“主义”或“学派”的标准类似，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理论系统的发展的定义是: 新理论与传统理论的基本概念相同或相似、基本命题相同或相似，而在逻辑层次较低的延伸概念和延伸命题方面有所补充或有所修正。
根据这种关于“理论系统的发展”的定义，一旦面临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发生了变化，就不再是对原有理论系统的发展了，变化后的理论系统就将被命名为一种新的“主义”或“学派”。
中国共产党要求理论系统兼具变化性和一贯性，要求理论改进工作总体上应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遇到的最大挑战就在于此。许多年来，在速变、共变、巨变的中国所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延伸概念和延伸命题提出了扩展解释范围的新挑战，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提出了扩展解释范围的新挑战。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贯性和变化性的矛盾，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世纪难题。
从目前的实际结果看，“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工程”尚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关键性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是，一些理论工作者囿于“理论系统的发展”的传统定义，一旦面临新的社会现象冲击的不仅是一套理论的延伸概念和延伸命题的解释力，新的社会现象也冲击着一套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的解释力时，就认为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的任何变化都不再是原有理论系统的发展。这就在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的层次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与经典传统的辩证关系，就在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的层次上回避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现象的解释力问题。
其二是，另一些理论工作者，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的层次上回避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现象的解释力问题。他们由于实在无法在规范的意义上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与经典传统的辩证关系，就干脆在理论建设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来取代“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范畴，把原本位于更高逻辑层次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范畴混同为较低逻辑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当然，因为他们未能在规范的意义上真正解决好涉及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怎么可能在规范的意义上真正解决好涉及延伸概念和延伸命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呢？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被他们搞成了杂货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这些理论工作者所做的工作就是编制这个理论大筐，然后简单化地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家们为解决具体问题和为实际操作需要概括而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一股脑放进大筐里，他们不再纠结于这些内容在规范和系统意义上的逻辑自洽了，他们不再追求自圆其说了，而逻辑自洽和自圆其说恰恰是专业理论工作者的专长和最应该竭尽全力做好的工作。
笔者所进行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作，是从重新定义什么是理论系统的发展开始的。
我们当然知道，任何理论系统都有理论成立的假设前提，并且多数情况下这些假设前提都是隐含的，没有出现在理论本身的描述当中。理论家们长期观察了他所处时代的大量社会现象，发现了许多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理论家们具有一种创造出能供人们普遍学习的知识的冲动，他要找出引人注目的“一般规律”。他的办法是抓大放小。首先，他舍弃了对许多社会现象的关注，而专注于他认为的最重要的现象；然后，他舍弃了对许多他认为的最重要现象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的关注，而专注于他认为的最重要的因果联系。理论家的一般规律就是经过了许多这样的舍弃而产生的。他当初舍弃的众多社会现象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一般规律的时代背景；他当初舍弃的许多因果联系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般规律的前提条件。一般规律就是在这个特定时代背景中和特定前提条件下才成立的一般规律。当我们突出强调我们认为的最重要的因果关系时，就把其他因果关系降格为前一种因果关系的前提条件。并且据我们观察，多数情况下，那些被降格为前提条件的因果关系在耀眼规律的描述中，往往被更进一步降格为只字不提。
一般而言，绝大多数知识只有经过这样的假设性的简化，知识创造者的个案知识才能上升为供人们学习和记忆的通用知识。这里讲到的通用知识，是指可以解决众多现实问题的共同性、普遍性知识。
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奇妙性就在于，以前被理论家认为不重要的现象，现在则可能变得重要了；以前没有的现象，现在则可能出现了；以前被理论家认为不重要的因果联系，现在则可能变得重要了；以前由于统计计算等研究手段的局限而不得不放弃研究的现象或因果联系，现在则由于研究手段的进步而不必放弃研究了；以前由于统计计算等研究手段的局限而只能进行突变研究的现象或因果联系，现在则由于研究手段的进步而可以进行渐变研究了。
一套具有强大解释力和说服力的社会理论系统，一套有实践价值的社会理论系统，理论家揭示社会变化规律的思维方法一定是可靠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所展现的只是在隐含的时代背景和隐含的假设前提下的理论推演过程，所得出的只是在隐含的时代背景和隐含的假设前提下的社会变化规律。如果我们站在思维方法的高度，首先通过再现理论产生过程的办法将那些隐含的假设前提显现出来，然后通过与当前现实经验材料的对照放松或调整这些隐含的假设前提，最后运用同样的思维方法或者更加进化的思维方法进一步将放松或调整隐含的各个假设前提以后的各种理论推演过程也都展现出来，从而得出新的假设前提下的各种社会变化规律，只要以前被理论家关注的现象仍然是重要现象之一，只要以前被理论家关注的因果联系仍然是重要因果联系之一，只要现在对以前进行的突变研究仅仅是增加了渐变研究，那么，从广义的逻辑关联性的角度看，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就可以被视作原有理论系统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运用传统抽象思维方法的典范
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也是一套具有较强解释力和说服力的社会理论系统，是一套具有实践价值的社会理论系统。我们当然也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具有隐含假设前提的理论系统。这些隐含的假设前提与当时的经验材料是大体吻合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做这样的假设是大体合理的。但是，由于这些假设前提没有被有意识地显化出来，由于没有刻意展现将这些假设前提与当时的经验材料做仔细对照的理论过程，不但马克思自己很容易在话语形式上把特定时代背景和特定假设前提下的理论推演描述成无背景、无前提的理论推演，后来者也很难借鉴马克思的思维方法，进而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假设前提下做新的理论推演，揭示出新的假设前提下的社会发展规律，从而形成既包含旧假设前提下的推演也包含新假设前提下的推演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
如果我们试图按照新的理论发展的内涵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则必须努力掌握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基本功，那就是系统掌握人类思维方法。只有十分清晰地全面了解各种人类思维方法的程序和规则，我们才有可能再现像马克思这样的理论家当初创造其理论系统的思维过程；只有再现了他们当初创造其理论系统的思维过程，我们才有可能显化出他们是在什么样的隐含的假设前提下进行理论推演的；只有显化出了他们推演时的隐含的假设前提，我们才有可能通过对照和对比来显化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假设前提和所做的新的理论推演。
人类思维包括形象思维思维和概念性思维，其中最为重要的概念性思维又包括原始的概念性思维、逻辑思维（古典的概念性思维）、抽象思维、科学具象思维，科学具象思维又在实践领域延伸出战略思维（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3版）。马克思就是主要运用其中的抽象思维方法完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
按照我们已经揭示的抽象思维方法的规则和程序，就很容易用规范的话语形式再现马克思的推演过程，这不但能修正一部分推演漏洞，还能够再现那些推演时所隐含的假设前提。
按照我们已经揭示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规则和程序，不但更有利于还原以前被忽略的现象，不但更有利于还原以前被忽略的因果联系，还能够有效面对抽象思维方法由于其局限性而不得不回避的难题，例如，就能对以前仅仅进行突变研究的现象增加渐变研究，就能对以前仅仅确定演绎关系的现象增加综合关系的研究。
马克思及其合作者一生都在追求理论的逻辑严谨，一生都在追求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如果我们抛弃偏见，就会发现马克思及其合作者也可以归于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理论建设方面研究范围最广和最讲究系统化、规范化的抽象思维大师之一。尽管我们已经发现了马克思学说的一些逻辑缺陷，但他的许多著作在今天依然可以被看作运用抽象思维方法的典范。如果肯下大力气去发展这个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就仍然具有指导实践的价值。
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是人类有史以来影响和引导的人口数量较多、影响和引导的持续时间较长的社会理论系统，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理论力量？断然地否定它、抛弃它绝对不是科学的态度。
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从磨砺人类思维方法工具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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