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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本阅读问题
作者：安启念 张丽 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理论问题。它的复杂性一方面与中国国情的十分复杂难以准确把握尤其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把握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准确理解困难重重。我们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固定的答案。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形成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阅读之中，而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阅读，在文本本身以及阅读者两个方面都要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而且这些因素本身也在不断变化。这就使得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很难统一，而且永远在不断深入与系统化的过程之中。本文无意讨论中国国情，只想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与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阅读理解相关的两个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
首先是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理解都要从阅读文本开始，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在文本问题上，有三种情况是不能不考虑的。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从未就自己的理论做过全面、系统的阐述。于是，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散见于各个时期的不同著作之中，而且由于受写作时的具体情况制约，关于同一个问题他们时而强调这一方面，时而强调那一方面。这些不同方面究竟是什么关系，颇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猜测。这导致人们在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很难做到全面、准确。往往他们相互之间的观点互有出入，但都有文本依据。有时你指责我教条主义，我又认为你是修正主义。哲学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之争就是很好的例证。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基本上全在19世纪70年代后恩格斯的著作中，而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论述则主要见诸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一些人认为马克思集中论述实践唯物主义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写于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前，不能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但是人所共知恩格斯在晚年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其思想正是实践唯物主义，这又如何解释？再如，马克思恩格斯无数次地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在宣告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他们还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大加赞颂。然而在晚年，尤其是恩格斯晚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明实际情况已经发生重要变化，暴力革命不再现实，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致力于靠选票掌握政权的议会道路。他们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这些表面看起来相互矛盾的论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怎样的分歧乃至对立，毋庸赘言。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分层次的。
最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这是他们毕生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他们心中与“现有”对立的“应有”，相对而言比较抽象。正因为比较抽象，因而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也最为稳定与明确。1894年，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年，意大利人朱泽培·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即将出版的《新纪元》周刊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词句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回信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66《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848年，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历时将近半个世纪而没有改变。
第二个层次是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基本原理从未做过全面系统的表述。《反杜林论》曾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理由是恩格斯自己说：在此书中“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2]11，然而正是在这句话之前，恩格斯说：“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2]10-11可见，上面所说的阐述的“连贯”性，并非出自恩格斯对他和马克思思想的自觉的系统的阐述，而仅仅是因为杜林的思想有“体系”，所以反驳杜林时“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不仅《反杜林论》，大约十年之后恩格斯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样不能被视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系统阐述。这本著作所阐述思想的系统性与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有关。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恩格斯要对他的思想做评论，论述范围自然要局限在这两个领域之中。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的失误在于不懂辩证法，因而阐述了他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及其对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看法。如果把这种看法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理由不够充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作为附录发表了马克思1845年春天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3]，可见在他心目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是何等重要。然而这一文献的思想并没有包含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这足以说明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划上等号是不够慎重的。上述情况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论述远不如对共产主义的论述那么明确。
第三个层次是就许多具体情况发表的政策、策略层面的意见。这些意见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具有指导意义，离开这种环境，只有参考价值。最典型的是《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和第四章的某些论述。第二章结尾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最先进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可以采取的10项措施。然而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说：“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4]5-6
上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层次性，要求我们在运用这一理论时必须慎之又慎。首先，对涉及长远目标的思想，因其抽象性而应当特别注意我们所处环境的具体性；其次，对关于具体政策策略的思想则必须注意具体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这些思想的历史相对性；最后，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原理，本身是一个理论界分歧很大、很复杂，尚需要下功夫研究的问题。
第三，有些话确实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但是表达的未必一定是他们的思想。恩格斯1853年4月12日致魏德迈的信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做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5]这里，恩格斯说，他的某些计划和声明有可能是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做出的，并非出自自己的本意；而且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悖，以它们指导的实践是事先就可以预见一定会失败但又不得不进行的。
《资本论》出版后，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也说：
“至于这本书本身，那末应该区别其中的两个部分：作者所做的正面的叙述（另一个形容词是‘切实的’）和他所做的倾向性的结论。前者直接丰富了科学……
至于作者的倾向，也同样需要加以区别。当他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一个新的更高的形态时，他只是在社会关系方面揭示出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自由主义的关于‘进步’的学说（这是迈尔的本来面目）是包括了这一点的，而作者的功绩是：他指出，甚至在现代经济关系伴随着直接的恐怖的后果的地方，也存在着潜在的进步。由于他的这种批评的观点，作者同时也就——也许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消灭了所有专门家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所有乌托邦主义。
与此相反，作者主观的倾向——他也许由于自己所处的党的地位和自己过去的历史而不得不如此——也就是说，他自己怎样设想或者怎样向别人表述现代运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同他对实际的发展的叙述没有共同之处的。如果篇幅许可比较详细论述这个问题，那也许可以指出，他的‘客观的’叙述把他自己的‘主观的奇怪想法驳斥掉了。”[6]
马克思指出，不论《资本论》书中还是其作者心里，都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科学倾向，严格强调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一种是价值倾向，即作者的政治立场决定的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意见。后者只是他“由于自己所处的党的地位和自己过去的历史而不得不”说的话，是不符合自己的科学理论的，如果书的篇幅允许，他会依据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把“自己的’主观的‘奇怪想法驳斥掉”。
马克思的话与恩格斯的论述所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即他们有许多话只是迫于党以及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的违心之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并非句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这些话是他们讲的，但对我们而言，它们的意义需要分析。
综上所述，从文本的角度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二
其次是文本的阅读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化的，只能是我们作为阅读者阅读文本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然而阅读者的各种主观因素极大地影响着他对文本的理解。下面以毛泽东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实践为例，就这个问题做个简要的分析。
人所共知，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关于阶级斗争思想，马克思曾经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106贯穿上述三点的基本思想，是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及其消亡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思想最核心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高潮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毛泽东联系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密切相关。毛泽东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在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7]遵循这条思路，毛泽东1926年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和对象等关键问题，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但是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并没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他夸大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滑入阶级斗争决定论的唯心史观，这是“文化大革命”灾难的重要根源。最典型的是他的这样一段话：“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8]脱离生产力的决定来讲阶级斗争，无疑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误读。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误读，可以生动地说明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文本解读者的主观因素有多么重要。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直接原因是他的个性。“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个性斗争精神之强，令人惊叹。这种斗争精神使他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友人的信中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9]86他崇尚个人的精神力量。他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9]151又说：“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9]230-231
对个人及个人精神力量如此推崇，很容易过分夸大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1920年12月1日，他曾给远在法国的蔡和森等人写了一封信，此信写于毛泽东阅读《共产党宣言》之后，被人们认为是毛泽东已经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标志。他在信中主张立即学习俄国人进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他说：“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激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10]毛泽东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深刻同情，为解救劳苦大众的急切心情，发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心，跃然纸上。但他认为，只要靠阶级斗争便可实现共产主义，完全不提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去甚远。此外，信中表示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者要他这样的少数精英人物来“处置”（解救），更有英雄史观的味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个性集中体现了主体的性格、修养、知识、习惯等等主观因素，因而每个人在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时都会形成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仅仅与一个人的个性有关，更与他的社会地位、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发展程度、他身上体现的民族性格、传统文化等密切相关。它们从深层决定着他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强烈地影响着他的个性。毛泽东也是如此。
在上述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它的某些思想，例如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人的异化、物化、人道主义沦丧的批判，是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显露出来的问题的产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比较容易接受这些思想，在俄罗斯和中国这样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国家，人们要理解这些思想是比较困难的。相反，这些国家是各种矛盾的交汇之处，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因此它们接受阶级斗争理论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正因为国家落后，经济、物质生产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没有得到充分表现；此外这些国家没有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科学理性精神尚未深入人心，这些原因导致毛泽东在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思想时，很难认识到物质生产力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决定作用，很难真正理解社会历史发展是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
此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传统，近代以来湖南旺盛的民气与革命氛围，乃至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唯道德主义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也使毛泽东难以意识到物质生产力对阶级斗争的决定作用。至于毛泽东个人，出身于农民家庭、没有出国留学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懂外语、忙于具体的斗争实践无暇系统阅读、在思想成熟以前很少接触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等等，直接影响到他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理论素养，与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相比，极大地制约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理解。
列宁曾经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1]这番道理完全适用于毛泽东。他也不可能自发地或者仅凭读一本《共产党宣言》就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例子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阅读者要受各种各样自身和外在环境条件的影响，这些条件决定了他能够接触到哪些文本以及能够对这些文本理解到什么程度。不同的人自身条件和外在环境不同，即使阅读同一个文本，得出的结论必然互不相同。这种情况极大地增加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进而使之中国化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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