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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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年，王明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学了一肚子理论，言必称马列，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就因为他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工农红军被迫长征，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相比之下，毛泽东没喝过“洋墨水”，他的马列主义，不仅是从书本上学，而且更注重从实践中去总结，结果被王明说成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反而管用，反而能救中国。
拿破伦曾经讲过一个笑话：聪明但喜欢走捷径的人，最好去当将军；又聪明又勤快的人，让他去当参谋；不聪明、爱偷懒的人，可以去当传令兵；但勤快、愚蠢的人，最好什么也别让他做。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要按拿破伦的说法对号入座，经济学家应该努力去扮演“参谋”的角色。
经济学家既然要当参谋，那么，就要研究现实、服务现实。如果脱离了实际，顶多是一个“黑板经济学家”。当年，王明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学了一肚子理论，言必称马列，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就因为他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工农红军被迫长征，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相比之下，毛泽东没喝过“洋墨水”，他的马列主义，不仅是从书本上学，而且更注重从实践中去总结，结果被王明说成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反而管用，反而能救中国。
对我们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应当是一个启示。中国现在的经济学，无非来自两方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另一个是西方经济学。但不管哪个方面的经济学，都必须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学，也应当成为“山沟里的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根植于中国的土壤，致力于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努力成为“山沟里的经济学家”。
其实，一部经济学说史，就是一部经济学家关注现实、改造世界的历史。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各国的经济干预政策，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戴上了枷锁，针对这种情况，亚当·斯密登高一呼，阐述了他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提出了自由贸易、自由放任的主张，从而为资本主义松了绑，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不过，再伟大的理论，也包容不了不断发展的现实，到1929年，纯粹自由放任的政策，走到了它历史的尽头。大危机的风暴席卷西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生产萎缩、经济凋零，资本主义制度临近崩溃的边缘。就在这样的时刻，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挺身而出，开出了一剂医治危机和失业的“药方”，使资本主义起死回生，凯恩斯本人也由此成为拯救西方世界的英雄。
然而，凯恩斯的“药方”，同样不能包治百病，本世纪70年代，凯恩斯政策的“后遗症”开始发作，西方经济出现了“滞胀”的局面。为了打破这一僵局，以拉弗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设计出一套以减少税收、稳定货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纲领。这套纲领，帮助里根赢得了1980年的大选，并为里根执政期间医治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以至于在美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里根经济学”的时代。
市场制度在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过程，许多制度安排，经过长期的磨合，已经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这就好比一条大河已经形成，人们在大河的旁边，依山傍水建造城市，尽管有时候也要对河道进行疏通，但这毕竟只是局部的治理。然而，在中国，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的改革，是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这就好比是在城市已经初具规模之后，让大河改道。如果设计得不好，一旦大河改道不成，河水泛滥出来，那后果就可能是灾难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比西方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因而中国经济学家更需要立足现实、脚踏实地，不仅要有大刀阔斧的勇气，而且要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谨慎。
回顾过去，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卓著，展望未来，今后的道路并不平坦。自古华山一条路，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横亘在我们面前，不容我们不做出回答：经济周期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金融改革和金融风险问题……等等，剪不断，理还乱。但有一点非常明确，把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完全推给政府决策部门，推给经济决策部门的官员，是不合适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全民族的事情，每个人都应为此尽一份力。经济学作为当今的“社会科学之王”，经济学家作为一个以经济研究为职业的群体，更应该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建议，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选择的方案。
因此，经济学家不能只描述经济现象，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还要对症下药，解决“怎么做”的问题；不能只是一味地指责这个不行，那个不管用，还要说明怎么才能行，怎么才管用；不能只埋头在书斋里，钩沉索隐，构筑自己的理论大厦，还要投身到现实中，有的放矢，拨云见日；不能只做事后诸葛亮，单纯地总结教训，还要做事前诸葛亮，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一句话，经济学家不仅要看病，而且要开药方，不仅要惩前毖后，还要治病救人。这是经济学的传统，也是经济学家的责任。
经济学和政治学毕竟不是一回事，政治源于经济而又高于经济。经济学家提出一项主张，与政府部门做出某项决策，面临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约束，依据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条件。明白了这个道理，有助于我们走出书斋，进入角色，以求提出的建议，尽量符合实际。避免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毛病，或者闹出唐吉·柯德大战风车式的笑话。同时，明白了这个道理，也有助于我们在一项合理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时，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逻辑的力量。改革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探索就是一个认识的过程，10多年前，当经济学家们提出股份制，提出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并不能被大多数人所理解，然而谁又能否认，今天我们正在朝着这样的目标大步地迈进呢？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有一句名言：“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类比：中国现代化的规律－－这是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指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人们，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在山叠嶂、水纵横的经济改革之路上，中国经济学家要拿出顶风冒雨的雄心，舍我其谁的气概，秉承经济学的传统，真正肩负起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王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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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与毛泽东，两个特例，样本太小不能说明问题。

当今的中国发展迅速，中国问题就是世界问题，只要我们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行，管他海龟还是土鳖

中国的经济要健康的发展，必须要树立一系列的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思想，我们现在所接触的都是西方经济理论与思想，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期待着我们13亿人中间早点出现一位凯恩斯的人物。

别整天这些讨论这些虚的东西，踏踏实实研究一个问题才是正道。

我认为我国经济学确实需要实事求是,客观的观察我经济运行的现状.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是有条件的.西方的还是我国自己的,都要根据实际来分析.要看清物质的本质,不要盲目.每个国家发展都有自己的特点.要认清这一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