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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宏观丨Deepseek，制度表象与危机转嫁的遮蔽——吴晓求“金融强国”论的批判性反思
摘要
吴晓求教授将英美界定为“金融强国”并主张中国应重点借鉴其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经验的论断，存在三个递进层次的结构性缺陷。第一，英美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始终未能消除金融的内在稳定性，金融周期反复发作，危机从未根除，其根源在于货币银行制度缺陷。第二，在“法治”与“开放”的表象之下，英美金融模式的实质是脱实向虚的体制化运作与向全球转嫁危机的系统性欺诈——审计制度的“乙方审计甲方”悖论、次贷危机的全球分摊、垃圾债券的定向输出、虚拟货币的投机泡沫，均是其必然产物而非偶然偏差。第三，美日股市之所以能够“起死回生”，核心驱动力并非抽象的法治与契约精神，而是美联储与日本央行通过大规模货币超发、直接或间接购买资产（量化宽松与ETF购入）所推动的流动性繁荣；吴晓求对此关键机制避而不谈，却以“制度优势”加以概括，实为只学表面文章、未触核心逻辑。本文认为，中国建设金融强国，不应照搬欧美幼稚的市场经济制度，而应当在批判性审视其三重缺陷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进行制度超越与创新，走出一条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的金融发展道路。
关键词：吴晓求；金融强国；内在不稳定性；脱实向虚；量化宽松；制度超越
一、引言：表象与实质之间的张力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围绕“什么是金融强国”“中国向谁学习”这两个根本问题，学界展开了持续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明确提出：从历史角度看，英国和美国是公认的金融强国；中国建设金融强国，应当借鉴英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经验。[1]
这一论断引发了广泛的学术争议。批评者指出：英镑已失去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美元深受美债规模膨胀的拖累，华尔街向全球兜售垃圾债券并将次贷危机向全世界分摊，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兴起更是金融脱实向虚的典型表现。更重要的是，批评者认为，美日股市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期繁荣，其真正的“关键行为”并非抽象的法治与契约精神，而是美日两国央行长期、大规模的超发货币并直接或间接购买资产。吴晓求将这一关键机制简化为“制度优势”，无异于只学表面文章，而触及不到其金融运作的真实逻辑。
本文认为，吴晓求的论断存在三个递进层次的结构性缺陷：第一层，英美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始终未能消除金融的内在稳定性与周期性危机；第二层，其金融模式的核心运作是脱实向虚与向全球转嫁金融欺诈；第三层，美日股市的真正支撑是两国央行的货币超发与直接入市。这三层遮蔽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吴晓求“金融强国”论的认知盲区。
二、吴晓求“金融强国”论的核心逻辑与方法论缺陷
（一）三维框架：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吴晓求对金融强国的界定具有明确的三维结构。在市场化层面，他认为市场化能够提升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需求的精准度，“避免脱离实体的泡沫化创新”。在法治化层面，他强调“市场和金融稳定的核心在于预期管理，而预期的基础在于完善的法治体系”。在国际化层面，他主张“中国的金融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国际化道路”。[2]
基于此，吴晓求将英美定位为金融强国的历史典范。英国被定位为“金融强国之先河”，走的是探索型金融强国模式，更多依靠市场自我调节、法治不断完善和思想创新。美国被定位为“金融强国之延展”，是市场主导型金融模式的典范。[1]他主张中国在建设金融强国过程中，“既遵循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扎根中国独特的制度与文化土壤”。[2]
（二）方法论的缺陷：用“应然”替代“实然”
这一分析框架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以“制度供给”的规范性叙述，替代了对英美金融模式“实际运作”的经验性考察。换言之，吴晓求看到的是英美金融体系“应该是什么”，而对英美金融机构“实际上做了什么”则缺乏深入剖析。
金融体系的本质是一套利益分配与风险转嫁的机制，而不仅仅是一套制度规范的集合。吴晓求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框架，描述的是一套理想的制度设计，但未能回答以下关键问题：这套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产生了怎样的利益格局？它如何分配风险？谁承担成本、谁获取收益？制度供给的“先进性”与制度运行的“结果”之间是否存在断裂？正是这一“应然”与“实然”之间的鸿沟，使得吴晓求的论断停留于“表面文章”的层面。
三、金融内在不稳定性：英美模式从未解决的周期性问题
（一）金融周期的反复发作
英美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拥有全球最复杂的金融体系和最完善的法治框架，然而，这并未消除金融的内在稳定性。从历史来看，金融周期在英美经济体中反复发作，危机从未根除。
正如金德尔伯格在《疯狂、惊恐与崩溃：金融危机史》中所系统揭示的，金融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内生现象，其根源在于信用扩张与资产价格泡沫的周期性互动。[11]英国在19世纪经历了多次金融危机——1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每一次危机都伴随着银行倒闭、信用紧缩和经济衰退。进入20世纪，英国虽已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框架，但仍未能阻止2007年北岩银行挤兑事件——这是英国150年来首次出现的银行挤兑，最终导致北岩银行被国有化。
美国的金融周期则更为剧烈。1929年大萧条、1987年“黑色星期一”、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2008年次贷危机、2020年疫情引发的流动性危机、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几乎每十年一次。莱因哈特与罗格夫在《这次不一样：八个世纪的金融荒唐》中通过对66个国家、800年金融数据的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在人类历史上反复发生，其模式高度相似，而英美作为金融体系最发达的国家，恰恰是危机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12]
每一次危机爆发时，所谓的“法治保障”和“市场纪律”均未能提前预警或有效阻止。2023年硅谷银行从爆出问题到倒闭仅用48小时，而正是在美国高度法治化和市场化的监管框架之下。
批评者指出：如果“法治、契约、开放”真如吴晓求所言能够构成金融稳定的制度基础，为何英美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无法摆脱金融周期的反复冲击？吴晓求所赞美的制度，在防范系统性风险、抑制金融内在不稳定性方面，并未表现出比其他模式更优越的绩效。
（二）危机应对的悖论
更值得深思的是英美应对危机的方式。每当危机爆发，英美政府无一例外地采取大规模政府干预——注资救助、央行扩表、担保所有存款。2008年，美国财政部推出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资产负债表从9000亿美元扩张至4.5万亿美元。[8]2020年，美联储再度推出“无限量宽松”。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后，美国监管机构迅速宣布为所有存款提供全额担保。
危机时依赖政府干预、平常赞美市场自律——这一双重标准表明，吴晓求所描绘的“法治化、市场化”图景，在危机时刻往往被搁置。英美的真正“制度优势”或许不在于防范危机，而在于有能力通过央行扩表和政府救助来平息危机——而这一能力，恰恰建立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之上，而非抽象的法治或契约精神。
然而，这种“用货币超发平抑危机”的模式本身，正是下一轮更大危机的种子。美联储的每一次扩表都推高了资产价格，扩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张二寅在《新宏观：金融周期的量化与储备需求去周期方案》中指出，金融周期的根本原因在于储备需求的内生不稳定性，单纯依靠央行救助只能延缓危机，而无法消除危机的根源。[10]这正是中央所警示的“脱实向虚”的深层根源。
四、脱实向虚与欺诈性：英美金融模式的核心运作
如果说金融内在不稳定性是英美模式“未能解决”的问题，那么脱实向虚与欺诈性则是英美模式“主动运作”的特征。
（一）审计制度的系统性缺陷：“乙方审计甲方”的悖论
吴晓求教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深恶痛绝，多次在公开演讲中表示“财务造假一点都不会比金融诈骗的危害轻”，“它的恶劣程度，某种意义上比金融诈骗更恶劣，因为它是通过所谓的合法手段来诈骗，披着合法的外衣”。他主张对造假者“罚到倾家荡产”“判10到20年”，对中介机构“同等处罚”。这些论述给公众一种强烈印象：财务造假似乎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有顽疾。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财务造假在英美等老牌金融国家同样司空见惯，甚至规模更为惊人。
2001年，美国能源巨头安然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一宗涉及20多亿美元虚假利润的财务丑闻曝光。为安然进行审计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多年来一直为安然虚报收入和利润、隐瞒巨额债务和亏损、出具虚假财务报告。安然事件后，世通公司随即曝出虚报利润110亿美元的惊天丑闻，泰科国际高管挪用6亿美元。安然倒闭后约4000名员工失去工作，包括前首席执行官在内的21人被判有罪，全球前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被迫停业。
进入2020年代，美国的审计失败案例依然频发。2023年3月，硅谷银行在48小时内倒闭。而就在倒闭前约两周——2023年2月28日，毕马威刚刚对硅谷银行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投资者随后起诉毕马威，指控其“通过不实陈述欺骗了投资公众”。2023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指控会计师事务所BF Borgers在2021年1月至2023年6月期间“在审计和审查中故意和系统性地未能遵守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标准”，涉及1500多份SEC文件。
中国的恒大造假案同样与英美审计体系密切相关。普华永道——这家源于英国的全球四大审计机构之一——曾连续14年对中国恒大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从恒大收取的审计费总计约2.7亿元。中国财政部专项检查发现，普华永道“明知恒大地产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而不予指明，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普华永道最终被财政部和证监会合计罚没4.41亿元，暂停经营业务6个月。
上述案例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制度悖论：审计事务所的收入来源于被审计公司——一个乙方怎么可能对甲方真正执法？ 正如有学者尖锐指出的：“需要审计公正结论的投资人、债权人不付费、无委托权；而不需要审计公正结论的被审计人（经营者）去付费、行使委托权，由此导致审计三方关系的实际瓦解。”在现行审计委托制下，“由对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完整性负责的一方委托注册会计师，导致审计独立性缺失”。审计人员的职业报酬与审计结果存在直接关系，“为了维持与企业之间的商业关系，第三方审计员有掩盖和伪造审计报告以帮助企业逃避政府规制的动机”。
所谓“中立第三方”的信用，在市场条件下本身就是可以被定价的。在更大的利益面前，独立审计必然导向对客户的迎合乃至合谋造假。安然与安达信合谋“将亏损虚报为盈利”、恒大与普华永道长达14年的“默契配合”，均非个别职业道德败坏的偶然事件，而是“涉及到整个会计行业根基的大事”——是现行审计制度内在利益冲突的必然产物。从世界各大公司暴露的财务欺诈来看，“现行的注册会计师报表审计制度存在不可克服的系统性缺陷”。
当前的欧美金融制度发端于小城邦的自发集贸市场，本质上是一个缺乏系统设计的、利益驱动的自发秩序。它依赖“市场自律”和“第三方监督”的意识形态叙事，但审计制度的“乙方审计甲方”结构已经清楚地表明：这种“自律”和“监督”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一个由被审计者付费来聘请“监督者”的制度，就如同“自己养的警察不可能对自己真正执法”一样，在逻辑上就无法成立。
吴晓求对中国财务造假的痛斥固然有其正当性，但他将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中国市场的“制度不完善”，却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他所推崇的英美金融模式，恰恰是这种“乙方审计甲方”制度的发明者和长期实践者。安达信、毕马威、普华永道等全球审计巨头的系统性失败，并非英美金融制度的例外，而是其内生性缺陷的集中暴露。
（二）次贷危机：全球分摊的金融欺诈
2008年次贷危机是英美金融模式脱实向虚与欺诈性的又一经典案例。华尔街金融机构将次级抵押贷款打包成CDO等复杂金融衍生品，标普、穆迪等评级机构在法律框架下为这些资产赋予AAA评级，随后向全球投资者出售。当违约潮爆发时，全球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而华尔街主要机构通过政府救助得以存续。
与审计制度的逻辑如出一辙：评级机构的收入同样来源于被评级公司——“发行人付费”模式导致评级虚高，这与“乙方审计甲方”的利益冲突结构完全相同。一个靠被评级对象养活的中介机构，怎么可能对其实施真正严格的评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是在高度“法治化”的框架下完成的。复杂的法律合同层层转嫁了责任，“法治”在此扮演的角色并非保护投资者免受欺诈，而是为金融欺诈提供合法的运作空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司法部起诉了部分金融机构，但几乎没有大型金融机构的高管因次贷欺诈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这说明英美的“法治”更擅长保护金融机构的利益，而非追究其责任。
（三）垃圾债券的全球输出与虚拟货币的脱实向虚
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金融体系继续向全球输出高风险金融产品。低评级企业债、杠杆贷款等“垃圾债券”通过高度国际化的资本市场销往全球。由于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和美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全球投资者被迫持有大量美元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低质量债券。2020年疫情期间，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进一步压低了收益率，迫使全球投资者追逐高风险资产，美国垃圾债券市场进一步膨胀。这些债券违约风险的“分摊”，正是通过吴晓求所赞美的“国际化”金融网络实现的。
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兴起，则是英美金融模式脱实向虚的极致表现。比特币价值完全依赖市场投机共识，无实物资产或主权信用背书。虚拟货币依托的是英美主导的国际化金融基础设施——美元稳定币提供交易媒介，美国交易所提供交易平台，美国风险资本提供资金支持。英美对虚拟货币采取包容甚至鼓励的态度，本质上是在利用其制度优势将金融投机包装为“创新”，并向全球输出脱实向虚的价值黑洞。
批评者认为：审计造假、次贷危机、垃圾债券和虚拟货币不是英美金融模式的“例外”，而是其“必然” 。一个以高度金融化、衍生化和投机化为特征，且其核心监督机制（审计、评级）均建立在“被监督者付费聘请监督者”这一利益冲突结构之上的金融体系，必然会产生系统性欺诈和风险外溢。吴晓求将这些负面后果轻描淡写地理解为“制度演进中的代价”，实际上是用规范性的“制度进步”叙事，掩盖了经验性的“风险转嫁”与“欺诈”事实。
五、被遮蔽的“关键行为”：美日货币超发与股市复苏
（一）量化宽松：美国股市的真正引擎
吴晓求论断的最严重缺陷，在于对美日两国央行通过超发货币支撑资产价格这一核心机制的系统性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实施了多轮量化宽松（QE）政策，通过大规模购买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向市场注入巨量流动性。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2008年的约9000亿美元急剧扩张，至2022年峰值时接近9万亿美元。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美联储再度实施“无限量宽松”，资产负债表在数月内扩张了数万亿美元。[8]
正是这一大规模的货币超发行为，而非抽象的“法治与契约精神”，构成了美国股市长期牛市的核心驱动力。以标普500指数为例，2009年3月低点约666点，至2024年突破5000点，涨幅超过650%。这一涨幅与美国基础货币的扩张幅度高度相关。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吴晓求所赞美的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本质上是美联储印钞机驱动的“流动性繁荣” 。而其所谓的“法治保障了市场信心”，在量化宽松的真实逻辑面前，不过是浮于表面的制度修辞。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联储的货币超发并不限于美国本土。由于美元的国际化地位，超发导致的通胀与资产泡沫通过汇率和资本流动渠道向全球输出。这正是美元“霸权”的另一面——它赋予了美国向全球转嫁其货币政策负面后果的制度性权力。
（二）直接入市：日本央行的极端实验
如果说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还属于“间接购买资产”（国债和MBS），那么日本央行的实践则更为激进——直接购买股票ETF。
日本央行自2010年起启动购买ETF与REIT，2013年启动“异次元宽松”政策后大幅扩大购买规模。日本央行主要在股市下跌阶段采取购买行动，从事实上起到了支撑股市的作用。截至2025年7月末，日本央行持有的ETF账面价值约37万亿日元，市值约70万亿日元。[5]日经225指数从2010年的约10309点持续攀升，在2024年突破40000点。
批评者指出：正是这一“关键行为”——而非抽象的“法治、契约、开放”——推动了日本股市的起死回生。日本号称拥有完善的法治体系和市场制度，但使其股市真正“复活”的，是央行直接入场购买股票这一极端干预手段。吴晓求在论述金融强国时对此避而不谈，却着力渲染日本的“制度建设”，这无异于只学习表面文章而触及不到其金融运作的核心秘密。
当然，日本央行的实践同样暴露了这一政策的长期代价。日本央行已成为东京交易所最大股东之一，其持有的ETF占日本股市总市值约7%，导致股价信号扭曲。2024年3月，日本央行停止ETF购买；2025年9月宣布开始出售，但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男坦言：出售可能需要“100年以上”才能完成。[6]这恰恰说明，美日货币超发虽能短期支撑股市，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反而可能积累更大的长期风险。
（三）理论含义：货币扩张只是短期镇痛，而非治本之策
综合以上分析，美日两国的经验揭示了一个重要但常被误读的金融逻辑：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央行货币扩张确实能在短期内推升资产价格，但这只是“短期镇痛”而非“治本之策”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和日本央行的ETF购买，均是通过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压低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推高股市估值，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投资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乏力、贫富分化加剧等结构性问题。
张二寅在《新宏观》中进一步指出，金融周期的本质是储备需求与派生需求的周期性失衡，唯有通过储备需求的去周期化方案，才能从根本上平抑金融波动，而非依赖央行的事后救助。[10]美日央行的货币扩张恰恰属于“事后救助”范畴——它以流动性注入掩盖了结构性矛盾，以资产价格通胀替代了实体经济繁荣，其代价是下一轮更大规模的周期性调整。
吴晓求的“金融强国”论恰恰在这一核心维度上存在重大缺失。他将美日金融市场的繁荣归因于制度设计（法治、契约、开放），却对支撑这种繁荣的货币基础和由此积累的长期风险视而不见。这种分析框架的后果是：它为中国勾勒了一个“制度至上”的金融发展蓝图，却未能提示中国警惕美日模式中货币超发、资产泡沫与危机转嫁的内在风险。这与其说是“借鉴经验”，不如说是“学习表面”。
六、结论：超越幼稚的市场经济，实现金融制度的创新
本文围绕“英美是否为金融强国”以及“中国应向谁学习”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对吴晓求的“金融强国”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反思。
研究表明，吴晓求将英美界定为金融强国的论断，存在三个递进层次的结构性缺陷。
第一，英美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始终未能消除金融的内在稳定性和金融周期。 从1825年英国银行危机到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两个世纪以来金融周期反复发作，危机从未根除。[11][12]吴晓求所赞美的“法治、契约、开放”在防范系统性风险、抑制金融内在不稳定性方面，并未表现出比其他模式更优越的绩效。每当危机爆发，英美无一例外地采取大规模政府干预和央行救助，平常赞美市场自律、危机依赖央行兜底，这一双重标准本身即是制度局限性的集中体现。
第二，在“法治”与“开放”的表象之下，英美金融模式的实质是脱实向虚的体制化运作与向全球转嫁危机的系统性欺诈。 审计制度的“乙方审计甲方”悖论、次贷危机的全球分摊、垃圾债券的定向输出、虚拟货币的投机泡沫——均是在高度法治化和国际化的框架下完成的。英美的“法治”更多地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责任豁免的通道，而非保护投资者免受欺诈；“国际化”则为风险向全球转嫁提供了制度性管道。这些不是英美模式的偶然偏差，而是其结构性必然。
第三，美日股市之所以能够“起死回生”，核心驱动力并非抽象的法治与契约精神，而是美联储与日本央行通过大规模货币超发、直接或间接购买资产所推动的流动性繁荣。 吴晓求对此关键机制避而不谈，却以“制度优势”加以概括，实为只学表面文章、未触核心逻辑。然而，美日的货币扩张经验所提供的并非“成功范式”，而是“短期镇痛与长期代价并存的警示案例”——它恰恰说明，脱离实体经济的货币扩张只能在短期内掩盖矛盾，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周期的内在不稳定性。
以上三重缺陷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层层递进：金融内在不稳定性的根源在于以利益驱动为底层的货币银行自发秩序缺乏系统性制度设计；这种制度缺陷在“乙方审计甲方”等核心监督机制上集中暴露为结构性的欺诈与脱实向虚；而美日央行之所以不得不诉诸大规模货币超发，正是因为实体经济缺乏内生增长动力，金融体系又无力自我纠错，只能依靠印钞来“续命”。三层逻辑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欧美金融模式的“幼稚性”本质。
（一）欧美金融模式的“幼稚性”本质
何谓“幼稚”？幼稚并非指简单粗陋，而是指缺乏系统性的顶层设计，迷信自发秩序与市场自律，在利益驱动下反复陷入危机—救助—再危机—再救助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欧美金融制度发端于小城邦的自发集贸市场，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累积型、试错驱动型的制度演进。它在数百年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和法律技术，但其底层逻辑始终是利益驱动的——金融体系的运转以金融机构的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目标，监管、审计、评级等“监督机制”均深度嵌入这一利益链条之中。“乙方审计甲方”的结构性矛盾、评级机构的“发行人付费”模式、危机时救助危机后放松监管的政治周期——这些不是制度的“偶然缺陷”，而是利益驱动逻辑的必然产物。
更为关键的是，英美金融模式从未正视其制度底层的内在矛盾：一个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驱动力的金融体系，如何能够自动实现公共利益的保护？ 一个由被审计者付费聘请“独立审计师”的制度，如何能够真正实现审计独立？一个依靠“市场纪律”自我约束的金融机构群体，如何能够在逐利冲动面前自我克制？英美模式给出的答案是“自律”与“声誉机制”——然而，安达信、毕马威、普华永道的系统性审计失败，已经用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自律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声誉在利润面前可以定价。
这就是吴晓求所推崇的英美金融模式的“幼稚性”本质——它天真地相信利益驱动的市场主体会自动实现公共利益，相信“看不见的手”会在金融领域同样有效，却忽视了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所具有的极强的外部性和系统性风险。正如张二寅所指出的，金融周期并非偶发事件，而是储备需求与派生需求周期性失衡的必然结果，需要在宏观层面进行系统性的制度设计，而非依赖事后救助。[10]
（二）超越创新：中国金融强国的制度方向
中国建设金融强国，不应照搬欧美幼稚的市场经济制度，而应当在深刻批判其内在缺陷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进行制度超越与创新。
超越创新的方向至少包括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重构审计与监督制度，解决“乙方审计甲方”的结构性矛盾。 审计独立性的丧失不是个别职业道德问题，而是制度设计的系统性问题。中国可以在审计委托模式上进行制度创新——例如，由监管机构或投资者保护基金统一委托审计并支付费用，切断审计方与被审计方的经济利益链条；或者建立审计轮换与联合审计制度，降低审计方与被审计方形成长期利益绑定的风险。这些探索的方向是：让监督者真正独立于被监督者，让“自己养的警察不能对自己执法”的悖论在制度层面得到解决。
第二，确立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制度设计防范脱实向虚。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要求“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决不能脱实向虚”。[9]这意味着中国金融的制度设计必须以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为出发点，以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为服务重点，而非以金融机构的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目标。在具体制度层面，可以对金融衍生品实施更严格的准入和监管，对虚拟货币等脱实向虚的产品保持“零容忍”立场，同时建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考核与激励机制。
第三，建立宏观储备需求管理制度，平抑金融周期的内生波动。 张二寅提出的“储备需求去周期方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方向：金融周期的本质是储备需求的内生不稳定性，通过制度设计使储备需求趋于稳定，可以从根本上平抑金融周期。[10]这一方向超越了英美模式“危机—救助—再危机”的被动循环，体现了中国在金融理论上的自主创新潜力。
（三）结语：从“学习表面”到“制度超越”
吴晓求教授主张学习英美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其初衷是提升中国金融体系的规范性和国际竞争力。然而，他对英美模式的制度缺陷——金融内在不稳定性、脱实向虚与欺诈性的体制化运作、货币超发的短期镇痛与长期代价——缺乏足够的批判性审视，导致其论断停留于“学习表面文章”的层面。
中国建设金融强国，需要的不是对欧美幼稚市场经济的盲目模仿，而是在批判性审视其制度缺陷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实践经验，进行超越性的制度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中国需要的金融强国，不是华尔街式的“投机狂欢—危机转嫁—印钞续命”的恶性循环，而是一个能够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的新型金融体系。
这条路既非对英美制度表象的简单模仿，也非对美日货币扩张政策的盲目照搬，而是一个在深刻批判、有选择借鉴、系统性创新中寻求创造性超越的过程。中国金融强国的建设，应当成为人类金融文明从“自发秩序的幼稚阶段”迈向“理性设计的成熟阶段”的重要里程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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