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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句话来形容中国的资本家，同样适用。近年来，随着政治体制的滞后，资本的罪恶本性逐渐显示出来。
例如，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的，远近闻名的某食品，居然是浸过敌敌畏的，肥美的黄鳝，居然是用“避孕药”来催肥的。外表看来非常漂亮的皮鞋，穿没有几天，就开裂没用。而这些的背后，都有政府部门的不作为甚至充当保护伞。某集团董事，大玩空手道，利用发行股票，圈钱套钱，欺诈普通股民，被廉政公署逮捕，适逢“两会”召开，居然表示要为国家建言献策。
权力不受制约，权力的罪恶本性也逐渐显示出来。如某地招商引资，当地政府，强征强拆迁民众的耕地及房子，甚至闹出人命。《中国改革》杂志发表文章披露：中国每年贪官腐败总额为1.5万亿人民币（近2000亿美元），这个数字约占中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七分之一，也就是中国一年出口创汇额的80%以上都被贪官占有、被腐败侵吞了。
假如添加什么敌敌畏，避孕药无法降低成本，促进销售，想必资本家不会这样多此一举。假如政府机关征地拆迁搞形象工程等，不能获得好处，那么，想必不会那么卖力。假如参与官场政治运作没有好处，这些企业家想必不会努力跟权力机关拉关系。政府机关不作为或者充当保护伞，想必并非无偿。 决定专政制度官员和资本家行为的是利益。在专政制度下，随着国家不断弱化对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权力逐渐和金钱结成亲家，这同样是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的。
作为占有金钱优势的资本家，由于专政制度的人治传统，如果没有权力阶层的保护，再多的钱，也可以很快没收充公。所以，资本家会自然而然接近权力，以争取权力的支持和保护。这种接受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可以通过姻亲的方式，参与到掌权者织成的网中，这是上上之策。还可以通过捐钱，赞助的方式买顶红帽子，相当于买顶安全帽，有什么风吹草动，跑得应该比较快一点。
作为掌权者，由于专制制度官场中的“官场险恶”。在下者溜须拍马，曲意逢迎，依然免不了求全之毁，莫名其妙地遭到上司的白眼；在上者处心积虑，小心提防，仍然会被暗中罗织罪状，一纸调令飞来，便只好备尝“门前冷落鞍马稀”的世态炎凉。为了保护自己及为自己前进的需要，掌权者及准备掌权者往往选择狡兔三窟，以腐败的方式捞取必要的海外生活成本，及往上爬的经费用。这样，有钱的资本家就成了掌权者及准备掌权者眼中的摇钱树。
当然，最好的方式是官商结合，做个红顶商人，银两可以解决的问题，有的是银两，银两不能解决，就拿出专政工具。权贵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要办什么事，一句话，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
外逃的贪官，假如没有依靠和资本家结合，捞取必要的生活成本，想必寸步难行。更遑论逃到异国他乡了。
上述现象，如果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我们可以说是个人的道德问题，如果是经常屡次发生的话，我们就有理由怀疑是制度的原因。
因此，在专制制度下，资本家已逐渐和权力结成一体，假如说，前期社会的政治矛盾是有权阶级和无权阶级的话，那么，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的政治矛盾逐步演变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资本家的本性是唯利是图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假如政治体制没有改变，那么，上面的罪恶和腐败现象将不断发生，整个社会将不断演变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集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
在高额剩余价值的刺激下，在资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无微不至的保护下，全世界的资本激发出最大限度的贪婪，纷纷来中国投资，直把中国变成一个脏乱差的世界工厂。无产阶级的生存权和生命健康权越来越不受到尊重，在生存的压力下，无产阶级被迫以损害自己及下一代的健康的代价，帮助资本家进行财富的积累。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必将逐步觉醒。如果执政者仍固守自己利益，不肯协调让步，两极尖锐对立，在一定的条件下，革命再次暴发。通过革命，消灭了资产阶级，整个社会将再次演变成有权阶级和无权阶级的矛盾，然后再发展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历史是否有一点点的偶然，使两极对立的社会过渡到三分世界？难以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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