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当时关于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的三种意见,他“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
这一讲话的精神为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所采纳,大会决议明确:“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样,就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模式,即顶层设计。
接着,就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50条》)。这个决定,对市场经济各个子系统,包括财税体系、金融体系、外贸体系和外汇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国有经济等子系统的改革方案,各个子系统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时间顺序,做了较为细致的安排。 从1994年开始,中国根据《50条》的规划进行了大改革。除此之外, 1997年中共十五大关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总体规划也有重要意义。这些规划的发展,有利于国力的增强,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可以而且应当充分发展。
当然,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这个框架仍然是初步的。正如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的,现有体制在许多重大方面“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使之逐步完善起来。
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
《21世纪》:有人提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另外一种“顶层设计”。那么您怎么看待另一种顶层设计?
吴敬琏: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就不断受到来自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的人们质疑。21世纪初期以来,随着改革的停顿不前,寻租活动不断强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更为一些人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口号忽悠公众,提出另一种“顶层设计”提供了机会。
比如,一些人把以“强势政府”控制社会为主要特征,依靠巨型国企和天量投资实现GDP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提到 “中国模式”的高度,声称由于这种模式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得“高铁建设”和一些地方超高速增长等“奇迹”能够被创造出来。
这种模式,实质上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社会活动、压制市场作用和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前几年声势显赫,对我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造成很大的威胁,但近来却显出颓势,因而出现了重振改革势头和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
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有两方面理由:一、通过近几年的理论探讨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有着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大半会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二、一度被吹捧入云的某些“奇迹”真相正在逐步暴露,这使人们懂得靠“强势政府”、垄断国企和天量投资支撑的超高速发展和短期“政绩”,到头来,只是肥了一小撮贪官污吏,留给国民的则是高额的债务。
近来朝野上下推进改革的呼声高涨,形成“新改革共识”有一定可能性。这种“新改革共识”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我们原来改革共识的基础上存利去弊,向前推进。
正如“十二五”规划所指出那样:“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重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21世纪》:注重改革顶层设计的同时,是否意味着否定从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和改革试验?
吴敬链: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公众的呼声,已经在市场经济顶层设计的框架内采取了主动行动,进行了不少积极的改革探索。比如:从2010年开始,上海市国资委开始进行行业调整收缩的工作,计划用3年时间把国有资本涉及的行业由79个减少到54个。广东省2011年的民间组织无主管设立改革和今年的简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都是具有全局意义的改革探索。
对于地方政府的改革探索和广大群众的改革倡议,我们应当热情支持,认真研究。对于已有的改革试验,应当及时总结,适时调整,兴利除弊,加以推广。只有把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结合起来,实现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顺利地开创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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