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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教授8月18日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发表了影响很大的负面见解。读了以后，有不同的意见。感到不够确切。郎教授说中国经济‘病入膏肓’，给人的感觉是已无可救药，好像已到末日，我认为这种表述过于悲观。从郎教授对经济现状所提供的数据看，应该说不容乐观。各项数据反映的情况跌落幅度不小，确实不可掉以轻心。但是这些并不能得出这样严重衰退的结论。前进中的减缓步伐，或小有停步，都是正常的现象。即使有时出现一定幅度的倒退都不足为怪，原因可能是某些策略不当，这在所难免。有时也是休整的需要。郎教授还说，中国误看病情，开错了药方。我看郎教授有些言过其实。好像也开错了药方。
下面对郎教授着重分析的产能过剩危机、债务危机、房地产危机、制造业危机等说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郎教授。
危机指的是由于错误决策，将要导致潜在的难以弥补的危险时刻。我们用这个标准来判断郎教授所说的下面的四个危机。
1、关于‘产能过剩危机’的看法
郎教授说了很多产能过剩的例子，直观地看，是列举了一系列产品滞销的数据。我的理解，这些现象按通常的表述，应是盲目建设，投资不当。生产出来的东西（包括道路）一是卖不掉，二是浪费建设资金。比如，花巨额资金建设一条路以后，却没有车子跑，形成浪费；还有产品生产出来卖不掉也是极大的浪费。这些错误现象的本质是，国家未能科学地调度资金，未能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最需要的项目上，没有把资金用在需要支持的领域，理论上说就是没有充分发挥资金的时间价值。这当然都是非常错误的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就是当事者要尽最大的可能来挽回损失。企业为了减少损失，应抓紧积极地开拓市场，减少滞销产品，这是企业的唯一手段，损失由相关企业分担。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要赶快纠正产业政策。避免再出现投资不当的情况。一些已修好的道路，因选址不当，暂时不能发挥效能，但因为是基础设施，只好等待在将来的年度内发挥作用。也可相应采取补救的措施，以加快投入使用的步伐，减少资金时间价值的损失。
以上说的这些是操作上的失策和缺点，有些属重大的失误，除了总结经验教训外，还要严格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以杜绝日后在发生类似的问题。
这些现象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很大，但尚未危及国家对总体经济大局的指挥和调度，还是可以正常运转，做适度调整即可扭转。还没有成为无法挽救的危机。
2、关于‘债务危机’的看法
郎教授对现在中国债务危机的表述不够明确。我把他说的内容分解成三个现象进行说明。一是地方ZF对年息1万亿元的中央的14万亿债务到期还不起，只好违约，郎教授认为这是‘中国债务危机开始爆发’；二是爆发此事的同一天（4月18日），中国股票开始跌跌不休；三是滥发钞票，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老百姓吃苦头。他把这三件事连在一起说。给人的感觉是，三件事都是债务问题的危机。我的看法是，不应该把这三件事连在一起说，因为他们不是一回事。
现作如下分析：
第一，地方ZF对的中央的到期债务还不起这件事的起因是，中央在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为拉动内需发了一些钞票，以缓解资金缺口（ZF也可以增加财政预算总额，多花些钱，以ZF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是刺激经济发展的一个手段，用心无可厚非。地方ZF拿了14忆，到期还不起利息，这在国内的财政关系上是上级ZF和下级ZF之间的资金往来。按道理说是应该到期还款，可是有实际情况，到时实在拿不出来。按规定办理必要的手续也是可以的。哪是什么债务危机呢？所以，郎教授的看法有些牵强附会。
第二，发生上面这件事的同一天，中国股票跌跌不休。此事跟债务危机扯到一起更是招不上边。这个事与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有关系。ZF用控制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的方法，有时注入流动性（也就是人民币），有时减少流动性，使股市里的货币供应量符合要求。股市的涨跌主要是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也非所谓债务危机。
第三，对关于滥发货币，引发通货膨胀的事褒贬不一。有的说，通货膨胀中ZF可以减轻一定的债务负担。此外，通过大量发行货币，ZF也可以获得追加的财政收入。还有的说，如果ZF将通过通货膨胀获得的收入全部用于实际投资，可促进经济增长。
也存在反面的意见----还有一种批评----因为通货膨胀导致货物涨价，老百姓会受苦。这应该是一种客观中肯的看法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存在债务危机的说法几乎子虚乌有。
3、关于‘房地产危机’的看法
所谓‘中国存在房地产危机’的看法也不靠谱。房地产涨价是刚性需求造成的。这里有政治因素的需要而控制价格的问题。ZF为了安抚民心，用限购令的大石头压住房价的出口，是因为需要才这么做的。房地产市场热络，是一种趋利行为，压一段时间，控制一段时间的价格，以免一哄而上，这是一种策略，也是阶段性的安抚性政策。房价适时适度的涨跌是经济规律的表现。对此无需惊诧。地租有区域性的特点，地租的高低决定房价的高低，级差地租是刚性的。地区差别客观存在，不可能一刀切。最终由市场调节，最后还是市场决定。地区之间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态势也是造成各地房价区别的原因。这是符合规律的。即使房价有高低悬殊状况，也不存在郎教授所说的房地产危机。房地产产生泡沫是暂时的现象，人为地控制并不好，投机行为会被市场所制约。市场会进行自动调节。
4、关于‘制造业危机’的看法
郎咸平教授主要说了‘中国存在制造业危机’。
现在的情况是：产品的定价权不在我们手里，这是不合理的旧有规则。这个规则是在中国还没有融入世界经济的时候就有的。是在西方主导世界经济的时代就已形成。根本原因是当时科技水平的差异造成的。现在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整体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是绝对的不可同日而语的事实，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应该尽快改变过去不合理的状况。从这个角度切入，来分析这一现象才是正确的方法，这样才会产生新的、合情合理的安排。应针对具体事项，提出改变的方法措施，制定新的规则，以适应新的形势。所以这里也谈不上什么‘中国存在制造业危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应就事论事地来说这个旧有的规则，必须尽快打破这一太不合理现象。按郎教授的分析，生产一件产品，所产生的利润，苹果是富士康的60倍，英特尔是富士康的30倍，原因就是没有定价权，这太离谱了，太不公平了。怎么说都是说不过去的。不改变怎么行？干最多的事，做最辛苦的活，收益最少，于理不通。而掌握制造业所谓‘三大环节’的西方厂家坐收渔利，如何甘心？这种历史遗留的规则，在世界格局改变了的情况下，仍沿袭过去的规则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现在的中国已有能力和水平，可以向有关机构提出诉求，应该在这个方面作出努力，尽快在自己的强项产品上拿到定价权。这种受剥削局面必须尽快改变。否则，我们付出了最多的劳动，付出了资源消耗的代价，付出了环境污染的代价，却得不到收益，这种傻事不能再继续。
5、最后说一点关于发展问题的意见
郎教授说国家经济‘病入膏肓’有点过于悲观。相信只要群策群力，共赴时艰就一定有办法。国家有很多经济专家，既有理论认知，又有实践经验。高招会有的。我个人的意见只是一点皮毛。共同探讨而已。
现引用一点常识，经济学上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对经济增长原理的形象表述。1、投资---指ZF通过一系列财政预算包括发行国债，对教育，科技，国防，卫生等事业等辅助性支出，这是扩大内需的一种手段； 2、消费----是指内部需求，即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这是经济发展最可靠的、也是主要推力；3、出口----是指外部需求，就是把本国企业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扩大自己的产品销路。
上面的这些理论，说起来容易。实施中经常就会出现许多问题。看来不光是技术问题。
我下面着重说两点意见：
（1）把‘拉动内需’这几个字用来作为处理目前国内经济问题的方法，我是认同的。我也同意‘拉动内需的目的是促进生产，提供就业岗位’这种看法。
但是理论界对如何拉动内需意见各各不一。在实行的过程中仍有许多不同的看法。现在还在根据国内的经济运行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拉动内需’的确对经济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当前要做的事是，亟待找出‘内需不足’的真正原因，这才是最重要的。要把钱用到刀刃上。
（2）从有关部门公布的几个指标可以看出，现在确实存在内需不振，消费下降的现象。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简单化的褒贬是不能说明这个问题的。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适时调整分配格局的原因，造成了经济下滑问题，是财力集中和分配比例不当造成的弊端。这是改革过程中制度设计方面的失误。现在看来，要消化这些不利的因素，改变现实的状况，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精力。甚至只有到了社会改革的适应期才能操作。
下面来分析这一点。我上面所说的 ‘拉动内需’和社会的‘收入分配’之间，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设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都看到了是内需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因为内需拉动是社会的收入分配合理所造成的。社会如没有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社会财富得不到科学公正公平的分配（人心也不稳定），人们没有钱就无法消费，没有更多的钱，就无从推行扩大消费促进生产的话题。所以说这是个良性发展的过程。它体现的是，清明的政治环境，和谐的社会生活。国家和理论界一直在讲关于改变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这才是我们国家目前要及时研究实施的最重要的课题。分别对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作出分析：
一是 分配不公造成内需不足；现在已到了解决分配不公的时候节点，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具备了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
二是 内需不足造成经济下滑；抓紧时机，尽快实施有利措施。
三是 合理分配的方法----按行业规定社会的最低工资标准，按成本分行业计算人工费用；这是国民收入进行第一次分配的最佳提高方式，这是一种无震动的分配方式的改革。
四是 科学研究税务理论，提高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出台具体操作方法。
五是 适时、适度、多角度的采纳各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谋略。以赢得全社会的信赖和拥戴。
关于财政的意见：国家在财政问题上的思路要做适时、适当的修改。总是想多集中一点，总是说多集中一点可以办大事，就怕事与愿违。过度集中其实没有好处，一是分配能力有限，分配思路对不对？我看不见得对。从这几年国家总体经济实践可以看出来一些迹象，搞那么多‘转移支付’干什么，那还要‘预算法’干什么？每年都是‘跑部钱进’，多难看。说明什么呢？值得思考。都来找你，有多光彩，财政部的先生们应该有些愧疚才好，你的预算能力太差。如不怪你，就是整个预算环境不好，这是法治的问题。那就要向国家领导者多建言。否则，就是你的责任。多留一点可以理解，以防急需和综合平衡是必须的。搞成部门利益，是低能。靠那一点特权，算什么能耐？第二就是，这种不是从促进经济的目的出发的财政思路，从政权设置的角度来说，也太‘集权’了。和平时期，最大的权利莫过于财权，对此要特别的注意掌控。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兴衰，弄不好就会出现腐败。这种教训比比皆是。本来掌控能力就差，再赋予特别大的权力，不贪污就怪了。这就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环境使然。
综上分析，关于经济下滑的看法如下：关键要处理好分配的问题。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有限，就会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还涉及民生大局。当然，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要看到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龙头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好处理了。调控要按市场规律办，按主观意识蛮干，只会越办越乱。不但没有效果，反而适得其反。主流经济学家们对调控问题没有起到积极的建言建策作用，这很可悲。都不吱声，都来附和，甚无价值。没有责任心的学界精英令人失望。一般的老百姓因为信息和专业的局限，无法对这个问题表达相对完整的看法，专家们又不说，令人沮丧。
安徽 夏登峤
2012-8-30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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