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有人争着卖国 左大培在乌有之乡书吧的讲座（2003年9月20日）
美国人的教导：中国是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吗？ 我先说介绍一篇文章。《亚洲华尔街时报》7月31日登了一篇文章，讨论是否应该迫使人民币升值，其核心观点是，中国实际上是美国的殖民地，因此不需要让人民币升值。
其实我是保皇派，观点看法都是为了国家发展，我很担心中国成为美国或者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但是，没想到《时报》登得这么真实直接。人民币如此紧的盯着美元，但是，人民币对日元、对法郎早已经贬值了。我们对其它货币的汇率是升还是贬，完全是公开的。如果你真懂经济史的话就可以发现，19世纪时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货币是完全挂勾的，因为你就是成员。19世纪的法郎区实际在经济上就是法国殖民地。我主张人民币可以适当升值，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适当贬值。是升是贬，这是中国的货币主权，应该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外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人民币坚持和美元摆在一起，那么，中国在客观上就是美元区的一员，就会成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政府因素摆进去，问题就更严重。我们可以设想，因为中国现在是由中国人自己领导的，所以还没有人指责。如果是外国人在中国当总督，那么世界上就会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人说：别人在剥削中国。
《时报》的文章说，其实人们应该感谢北京的政策。中国的工资那么低，又缺乏劳动保护，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可以赚大钱，美国消费者可以买到又便宜又好的商品，如果让人民币升值，美国老板到哪里去找这么一个劳动力成本又低，社会又稳定的国家呢？
这的确是大实话。中国工资低，在市场上叫做成本低。为了进一步突出中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我们的一些地方和部门干部不添置劳动安全设备，不把劳动安全，劳动保护当回事。中国每天发生的无数工伤事故我们看不到。挖煤是要死人的，中国是全世界出工伤事故最多的国家。煤矿里发生这么多事故，看看这些国营企业哪个增加工人的福利了！他们什么时候顾这些工人的安全了？我们的资本家要降低成本。资本家认钱不认人。人命值多少钱？设备值多少钱？一比较，宁可多死人，不可投资购买矿井安全设备。你们在网上可以看到，石广生到社科院来搞讲座，我就在下面给他递了一个条子，问他这些些问题。但他却没有回答我。我们加入ＷＴＯ，美国人迫使中国加入“劳工条款”。他们说得很漂亮，说你不能牺牲你的工人。如果中国工人待遇达不到WTO的标准，ＷＴＯ就惩罚你。西方虽然是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工人运动的壮大，制定了很多保护工人安全的条款，对工伤事故是要检查的，是要控制的。比如有毒气体不能超过多少，超过了就要罚款，停业整顿你的生产。但是，西方的工会要求扩展到国际贸易里面，注定引起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反感，因为这是在指挥第三世界国家。
可悲啊！中国本来是工人当家作主的国家，本来中国工人应该有最好的劳动保护。但是，这必须以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为前提。如果失去这个前提，中国想成为给发达国家打工的“世界加工厂”，就必须要用最低成本，即最低工资，最差劳动保护，去引吸外资，去争取被剥削的机会，去和美国的工人、欧洲和工人竞争。而发达国家工会为了保住本国的工作岗位，就会千方百计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工人待遇，其真正目的却是把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挤出国际就业市场。于是，石广生先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是斗争不答应劳工条款，关税可以谈，劳工条款不能答应。
也就是说，由于中国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自主，中国的工人不能自己组织起来生产，结果就得依靠外国资本，就落入了两难困境。提高工资，加强劳动保护，就可能吓跑外国资本，失去工作机会。而要吸引外国资本，就得接受血汗工资，随着可能受伤甚至死亡。劳工待遇低这是事实啊。中国的煤矿大量出口，但在出口中却始终占不了主力，赚不了多少钱。我们最缺乏资源。又牺牲人，又牺牲资源，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私营的小矿主在深山里面挖煤？我是工人出身，干过粗活重活，但那时还是国营企业，没有生命危险。现在，私营煤矿的安全条件和解放前差不多啊，工人干的根本就不是人干的活。所谓的低成本，其实就是靠牺牲人。有摔断胳膊的，顶多赔几千，最多到一万。很多矿主还千方百计地不想赔，想赖掉呢！失去工作，是安全地死亡；接受工作，就是危险地生存！也就是说，是这条给世界跨国资本打工的道路，将中国工人逼入了要钱还是要命的两难选择。
遗憾的是，石广生不去思考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自主发展的道路，却向国人炫耀自己是怎样拒绝《劳工条款》，争取危险地生存的权力。这种抗议，在美国老板看来，其实是两个工人在老板面前争风吃醋，相互压价，自相残杀！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听众提问：
左老师打断你一下，你刚才讲的降低成本，是为了生存。我觉得我们企业都是这么做的。如果不这样做，你的结果只有死路一条，经营破产。我们如果得不到外资的资助，根本不可能参与竞争，更不会有什么技术优势，就无法生存。所以我认为降低成本是必要的。
左大培：
你讲的对，我下面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中国人就是太迷信市场，要求政府不管、不干涉。现在有些右派学者天天极力鼓吹市场，要政府少管，根本这就是错误的思想。
我刚才说的故事还没有讲完。虽然中国没有接受WTO的《劳工条款》，但中国还有《劳动法》啊。中国的《劳动法》在一些具体条款上甚至还比国际劳工协议好，比如，节假日的加班工资是平时工资的2倍，甚至3倍。但有一条不好，就是没有罢工权。没有罢工权，所有其他的条款没有了后盾，都无法落实。靠一个个工人去打官司，几乎没有希望落实《劳动法》。深圳有一位律师专门受理工伤事故官司，这位打官司的律师反而被抓走了，说他扰乱治安。是啊，他家里总住着一大批缺胳膊断腿的民工，拿着法律要求10万、8万的赔偿，这不是破坏投资环境吗？干扰用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的总路线吗？
这就是经济学讲的“竞争产生的市场”。市场本身有毛病，理论上说政府应该干涉。可是，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干涉，不要政府管。结果，老板上了天堂，工人下了地狱。
当然，中国也不是真的不管。把给工人打官司的律师抓起来，这不就是在管吗？只不过这种管，是保护资本，压迫劳工。这和政府的性质、宪法的承诺完全背道而驰。
还有比如出口退说。中国政府给出口企业退的税比他们上缴的税收还多，甚至交1000元税收，退2000元税款。为什么会出现这么荒谬的事情呢？仔细一分析就知道了。比如，出口一块价值100元的手表，其中零部件采购费50元，加工组装费30元，利润20元。出口厂商上缴给国家的增值税为（100－50）×17%＝8.5元钱。国家退税则按100元出口额的17%退给手表厂，即17元，即将全部生产环节的增值税都退给了最后出口的厂家。这不是缴1000，退2000吗？
假如我们没有退税这一块，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出口！政府补利润，出口有利，所以出口高。我对人大说过这事，为什么要有这个政策？每年1000多亿的出口退税额是不是可以用来支持高新技术的研制，比如大型民航客机，喷气发动机，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船用柴油机？如果连续5年，每年拿出1000亿来支持高技术部门的发展，我敢说，中国将来的出口额就能够达到5万亿人民币。因此这些产业都是高工资，高税收，高利润，高创汇的产业，是能够让中国经济真正在世界上强大起来的产业。现在用大量的出口退税去支持服装、鞋帽、皮革、玩具的出口，发挥什么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完全是吃了上顿不顾下顿的短期行为，是让中国经济锁定在世界经济的打工者地位的错误方针。我敢打包票，外经贸部只所以不顾国家长远利益，用出口退税来换取出口额的不断增长，这就是为了政绩，为了他们自己能够不断往上爬。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现实。不论你是出口还是进口，只要能做大你就有成绩，就能升官。
跨国公司的弊大于利 关于跨国公司，大家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跨国公司的技术、品牌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可以生产出世界上最质优价廉的产品，并且可以有很大的垄断定价的空间，既可以定低价把中国自己的产业挤垮，又可以定高价获取200%、500%的垄断利润。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影响概括起来有两方面，从短期上说、从吸引到跨国公司的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说，跨国公司有好处，可以提高就业和税收，还可以缴地皮费。但是从长期上来看，从国家经济的全局看，又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害处，两者权衡比较就是弊大于利。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极坏的。
第一点好处直接来说就是增加了中国的资本，投资增加了中国的积累。第二，能够解决一部分工人的就业问题。但从实质上讲，恰恰相反。跨国公司从根本上是不可能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他们不放心你们中国人，所以人家不愿意给贷款，而是直接投资，到你们国家来自己干。从短期看，搞多了些资本，增加了些就业，不管跨国公司怎么保密，我们也能多少偷到些技术学到些东西，这些作用不可否认。但从实质上看是弊大于利的。你从历史上看，最抵制外国跨国公司的国家现在都能成为第一世界。比如荷兰，荷兰的面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它的菲利普电器一个就是几千块，这就是品牌效益。90至91年我在德国的时候，菲利普就快完蛋了，但荷兰全国人民都站出来说不能让它完蛋，如果让它引进外资就完了。这么点儿的国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中国假如每一省搞一个菲利普这样的企业，中国就有30多个。法兰西民族就很有骨气，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法国就是站出来反对，你美国离开我什么事也做不成！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跨国公司的坏处。第一，和我们的企业争了市场。第二，抢了我们的投资机会。
它把中国企业搞跨，抢走市场。其实，这里还有国家对外贸易政策上的原因。跨国公司为什么积极对华投资呢？比如中国的汽车行业，中国开始的时候是实行保护政策，美国的汽车进来要加200%的关税，所以它的成本再低，加完税以后也挣不到钱。于是美国把企业建到中国，这就算本国企业了吧？他在这里的目标是什么？不就是绕开关税，占领我们中国的市场吗？在没有跨国公司进入的情况下，关税可以保护本国企业。在有跨国公司进入的情况下，关税保护的是跨国公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其实比进口商品对国家经济的危害更大。
引进跨国公司的害处就是你本国的企业将有一大批完蛋。再举个例子，讲讲中国的汽水行业。在1985我读博士的时候，我也说中国的汽水不好喝，我当时带头喝可口可乐。可是我喝了一年多以后，我发现印度在拼命地抵制外国的贸易，那我们中国为什么不抵制？可口可乐有什么好喝的，也没营养，不喝它我们不也活着吗？开始我也没注意到这些，觉得没有什么，只要不关系我们国际民生大事――比如说粮食、铁路，如果这些被外国占有了到时候，他们同我们闹翻了我们就没有活路了――所以，饮料被外国占领也没什么。但是现在看看，这只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问题。如果讲经济效益，那就得把外国饮料企业阻挡在国内外。看看，它们占领了多大的饮料市场！以前有很多汽水企业，但现在你看还有几家？自从可口可乐、百氏可乐进来以后，多少中国饮料企业完蛋！有多少职工下岗！韩德强曾站出来说明这其中的道理――这叫“水淹七军”！两种可乐进来，杀死了我们七个最好的汽水企业，小的更是上千家！北京、天津的饮料企业被淹没了，国有饮料企业全没了。把你市场抢没了，中国企业投资机会没有了，造成中国国营企业的职工大批下岗，意义就不小了。他是带来了投资，也带来了就业，但相应的国有企业员工大量下岗，但总的来说失去的就业机会比得到的更多。天津开发区的税收增加了，但天津老城区的税收下降了。因为外国企业有效率。它把市场占了一个，我们就倒两个。
第三产业发展是个规律，劳动工人找不到工资较高的、有保障的正式工作干，只好给富人端盘子、陪笑脸、做家务，第三产业就这样发展了。为什么说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啊？一个穷人的世界与一个富人的世界差多少啊？可口可乐、百氏可乐这样霸占我们的市场，其他企业还怎么发展？还好我们中国还有一些有骨气的企业家不愿被打垮，做垂死挣扎，像健力宝、娃哈哈、非常可乐等。起初人家都说他们是非常疯狂，疯了，这个时候还敢打拼这个市场？我很佩服这些人，也就是他们为我们中国的民族企业占领了一片天！
第二点我讲跨国公司抢走了我们的投资机会。有一部分投资机会并不需要高技术，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干得很好，我们自己办企业，企业有钱挣。可到了跨国公司来了以后，它先把你的优质劳动力夺走，又把你的市场影响力夺走（崇洋媚外等于给全部发达国家产品做了广告），最后还和你争夺银行贷款，夺走你的资本。结果，人家出口了，你就不能出口了。现在中国出口值很大，但其中一半以上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出口增长最迅速，最可靠的就是这部分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这种出口给中国只留下了非常微薄的工资，带来的效益极低，但却要记在中国的贸易顺差中，成为美国要挟中国进口波音飞机的筹码。
总之，跨国公司有两个害处，总结起来就是，一挖了我们市场，二抢了我们就业和投资机会，最后会使我们中国走向拉美化，到时候中国人也只能摆小摊卖东西。
学术界有人争着卖国 我讲的第一个事实是：十九世纪初，美国与拉美处于同一水平线上，都是人口少地方大。十九世纪美国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结果本国企业成为国内乃至世界第一。而拉美则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让外国到它的国家建立分公司。本来美国是不产香蕉的，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巴西购买了香蕉生产基地。有关拉丁美洲怎样沦落为美国的原材料基地、工业品倾销地和廉价劳动力基地的故事，怎样想搞贸易保护又被国内买办势力和国际垄断势力联合摧毁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本书就是我们向大家推荐的。
我讲的第二个事实是，凡是保护自己企业发展的国家，现在绝大多数都是第一世界。比如日本，十九世纪明治维新以后经济迅速发展，人家甲午战争打赢了，打败中国了。据报道阿根廷人均收入在19世纪70年代年代排到过世界的第12位，工商业、矿业当时比日本强的多得多，但不搞贸易保护，垮下去了，而日本搞严格的贸易保护，则发达起来了。韩国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20世纪60、70年代韩国大力发展本国的民族产业，从政府到民间非国产轿车不买，非国内设备不用，结果现在韩国的轿车可以到北京来办合资厂。美、日、韩都成为世界强国，而那些原先靠跨国公司的国家现在还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当然，韩国的地位还很不稳定，美国看到韩国的崛起，又气又急，迫使韩国在90年代开放贸易，开放金融，结果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中箭落马，大企业纷纷倒闭，被美国廉价收购。例如，福特汽车公司居然以零价格收购大宇汽车。现在，韩国唯一还挺得住的大企业是三星电子。
听众提问：
政府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不这样做？
左大培：
政府不一定知道这个道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前三十年闭关锁国让中国落后了，中国要发展只有无条件开放，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今天这部分知识分子进了政府，成了学术界的领头人，就鼓吹这一套。其实，他们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客观总结前三十年中国的所谓“闭关锁国”时期，首先应该看到，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机械、电子、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船舶工业，其发展速度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做梦都不敢想像的，包括韩国，这一时期内韩国技术的发展也没有中国全面、迅速。韩国能造卫星、导弹、原子弹吗？当然，在这一时期，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但这是大家在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啊！那些认为中国前三十年不发展的知识分子是对自己的工资不长、地位不高耿耿于怀啊！他们这一错误总结误导了全国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感受，让老百姓看不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就，看不到“闭关锁国”的合理面，这才会有一面倒的自由贸易政策。
真要追究起来，“闭关锁国”之说并不成立。香港是中国当时保留的国际贸易通道。70年代初中美乒乓外交后，第二年就进口了13条化肥生产线。由此可见，其实，并不是中国“闭关锁国”，而是发达国家不希望中国独立，从外部对中国进行封锁，妄图用封锁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从历史上看，清朝的衰落是因为“闭关锁国”吗？恐怕恰恰相反，是因为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强迫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结果吧。再往前追溯，鸦片战争之所以打起来，是因为英国对中国贸易长期逆差，白银大量流失，不得不用鸦片来与中国的布匹、丝绸、茶叶交换。也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清朝从总体上是自由贸易的，而且是在自由贸易中获得了国际经济中心地位的。只有在英国工业革命近100年后，即1870年前后，中国与西方的贸易才从顺差转为逆差，并进一步沦入为西方经济的殖民地的。
正是由于这中国历史和自由贸易历史的误解，才造成了今天中国的舆论奇怪地倒向跨国公司一边，甚至连一些主观上爱国的人都在客观上帮着卖国。
其次，也是在这种舆论主导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等同于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结果，贪污腐败被美化成推动中国繁荣昌盛的发动机，国有企业的爱国主义的企业文化旦夕瓦解，国有企业从此人心涣散，上面骗下面偷，效益越来越差。国企改革20多年了，不但没有出现充满活力的新的国企运行机制，反而将本来具备凝聚力和活力的国企改垮了，改死了。面对这种现实，一些经济学家不是反思一下，想一想改革思路有没有错误，而是说，死了好，早该死，国有企业不可能搞活，这样，就使中国失去了作为弱者与世界强者竞争最有力的武器：团结。更进一步，这些经济学家就拜倒在跨国企业的脚下，干脆成了跨国公司的代言人。说得不好听，是新新汉奸。
比如，社科院有一个人叫江小娟，说政府最好把国有企业全部卖给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中国开的企业就属于民族工业。这样的话就叫人看了有点象是卖国的样子。你买给人家你还能超过谁呢？你都把跨国公司当成民族工业了，那还要中国政府干什么？跨国公司的股权掌握在谁手里？利润交给谁？当然，这些人还会自己辩护，就象当年的汪精卫为自己辩护一样。有人说，让跨国公司投资是要学习跨国公司的技术。但是，你们记住“教会徒弟就饿死师夫”，所以这是不可能的。20多的来到中国的跨国公司多了，中国学到什么技术了吗？跨国公司凭什么赚取垄断利润，凭技术。如果跨国公司能够让你掌握技术，这不就是他把自己的命交给了你吗？所以，从常识角度看，这根本是一厢情愿。就象当年汪精卫卖国的时候，非得说是曲线救国一样。其实，经济学界有相当一批人都是这样，只不过是有的人公开，有的人隐蔽而已。这也和当年一样，汪精卫只不过是带头卖国而已，很多人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早就想卖，早就在卖。遗憾的是，就是此类的卖国经济学家，类似的出卖中国的经济研究中心，却受到社会舆论的一片叫好，受到某些领导人的赏识。我真不知道“今夕是何夕”了！
其实，这些人过去我们都有来往。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会成为形成经济学界的学术卖国潮流呢？这恐怕是得到了美国支持。当然，我不能说这些人不好，我与他们都有交往，并没有私仇，只是立场不同。我在外国也有很多朋友。如果你跟外国朋友在一起时间长了，你当然也会说出他们好的方面。1999年美国炸塞尔维亚电视台，我就到美国驻华机构那里说，你凭什么炸人家，你没有权力干涉人家的议论自由。他们无非是造谣呗，造谣也是新闻自由啊！你这么大的国家还怕别人造谣不成！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后，他们派了一个二秘把我领到它们楼下的图书室，告诉我说你随便拿几本书。他们也知道我是社科院，喜欢书。我随便拿了两本。临走时他对我说，你们社科院都有许多由我们资助的项目。当时我没明白什么意思，我是跟你们来辩论的，又不是学术交流。后来我明白了，这是给我暗示，就是问我要不要美国的基金项目，他们把我想像成搞学术讹诈的了。
我出来以后想，以后要是碰到这样的事，你得先跟他们讲条件，先赚他们一笔，再接着骂他们。这叫“抓下糖衣，扔掉炮弹”。我看，这些人和我不同，可能是“连糖衣带炮弹”一起都收下了。美国人就是这样，越骂他，他就越看得起你。你对他低头哈腰，他就越瞧不起你。美国人的钱也好赚，美国人讲实用主义，“世界上无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他们都会搞这一套。日本人也一样。头些日子三味书屋的人给我打电话，要我参加一个日中关系的讨论会，我没去。为什么这时日本同意赔偿毒气损害了？不就是因为“新干线”他们没抢到！其实现在民间反日情绪很严重，我对他们日本跨国公司更是没有一句好听的话。尤其这种外交场合，我去把大骂一顿也不好，我就谢绝了。我其实真正想骂的日本的跨国公司，它们让中国成为它们的经济附庸，使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基地工人大批大岗失业。
当然，中国学术界不光有卖国的，也有爱国的，我这样的也还有一些。中国人不光有丧失民族自信的，也有具备民族自信的。我相信只要中国人一起努力，中国的民营企业一起努力，中国的民族工业还有发展的前途。我现在不能影响中国的领导层，所以我只有到你们这儿搞讲座，来唤起广大人民群众、唤起你们这些中国当代的大学生，我希望你们成为中国21世纪的领导者，有抱负，有远见，有坚强意志，能够与人民同甘共苦，这样，中国即使遇到新的危机和挫折，还能够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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