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日货对消费者的影响

1 “排斥外来竞争的话，到了某一天，我们自认为已经发展的很一流了，但恐怕是夜郎自大而已。－－－不是说一流的问题，而是要不越来越落后的问题，你不要采用非严谨的推导。动不动就夸大问题。”中国现在跟改革开放之初比较时越来越落后了？恐怕除了你之外没有更多的人会认同这种观点。这对于现在的中国跟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比，或是中国跟外国比都是一种结果。在你没有分析和论据之前，不要动不动就说其他人是不理性（你之前提到的）或是非严谨，这不利于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关于这一点，可用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来说明：成功=勤奋+科学的方法+少说空话。无凭无据的话算不算空话？

2 一个达到基本汉语水平的人，看了之前的帖子都能辨清孰对孰错？请不要在文字上做游戏，多做一些有理论支撑的经济学分析，这样才不至于浪费宝贵的青春而无一所获。

3 “

自己是企业，但是它涉及到国家的利益，所以也是整个国家，现在垮了的企业就是效率低下了，无论效率如何高，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那些技术太落后的企业不仅无法追上，而且很容易被挤垮。”你终于具体的回答了一个我的问题。但你难道不认为“无论效率如何高”与后面的“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那些技术太落后的企业不仅无法追上，而且很容易被挤垮。”在逻辑上是前后矛盾的吗？既然无论效率如何高，那效率最高也是在“无论效率如何高”的范畴之类，那么，效率最高就意味着竞争力最高，但是，按照你后面的“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那些技术太落后的企业不仅无法追上，而且很容易被挤垮。”的说法，这个竞争力最高的企业，技术太落后，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不仅无法追上，而且很容易被挤垮。这是不是很荒谬？一个竞争力最高的企业，用的着保护吗？一个竞争力最高的企业？你是如何断定它是技术太落后的？请你保持严密的逻辑。

4 “你始终没有理解就乱说，我的本意就是我们得到了短暂的实惠，所以导致了初始的繁荣，但是困难日子在后头，举个例子，我们卖了一块地，得到了一笔钱，也就是初始繁荣，以后我们就无法每年都依靠地来获得利润了，所以是短暂利益。再比如贷款也是的。”，到底谁没有理解？我上面已经说了，鉴于你没有理解,我不惜花费宝贵的时间再明示一遍。我们的生活比十年前、二十年是更好还是跟差？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更好。按照你的“所以导致了初始的繁荣，但是困难日子在后头”的说法，我们十年前更好算不算你所谓的“初始的繁荣”，现在我们的更好生活却是你所定义的“困难日子”。至于你所举的例子，在很大程度上是风牛马不相及。“我们卖了一块地，得到了一笔钱，也就是初始繁荣，以后我们就无法每年都依靠地来获得利润了，所以是短暂利益。”，我们得到一笔钱就叫初始繁荣，那我出卖了商品和劳动力换来了大把大把的人民币，然后把它囤积起来算不算“初始繁荣”？我们当然不用靠土地获得收入，钱不是用来囤积的，钱是用来生钱的。我所说的仅是针对你所举的例子的反驳。我之前的观点不需要再做更多的说明。

5 “这一句话，你多看就知道了，我都看到好几次了。”，你还是没有回答我之前的问题。你看到好几次了，请说出具体出处。

6 “本来你说的话就没有什么用处。”，我的话有没有用处，不是你的一句话说了算的。如果你要让我承认我自己的话没有用处。请你作出让人信服的分析。

7 “我说的是不能用简单的情况，所以你语法分析错误。”，你再一次选择了玩文字游戏来逃避我的问题。你之前说是能不能举简单例子，现在又说不能用简单的情况。除了失望，我不想再多说什么。

8 “充分的竞争要是对等的竞争，最好是国内的竞争要发展起来，而不是要让外国人来。如果是我们有实力，对外的竞争是有好处的。你不想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外国人都把挣钱的事情做了，他们的产出当然高了，我们就只有消耗资源的事情去做了。学习不等于是做低级的事情，而且一个打工的人它不会让你学习技术的，最先进的技术开发在他们国内。我们要学习国外的页不等于要买国外的产品。”你认为现在中国的高能耗，低产出的资源配置是合情合理的？你有没有为子孙后代考虑过？难道你不认为充分的竞争更有利于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吗？

9 “数量和比例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我已经说了没有那个国家是“所有都做得最好的”，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分工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的思想用到这里就能很好的说明问题。

－－－没有具体的标准就不等于没有优势劣势了，是不是说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所以我们和美国的技术，日本的就没有高下了呢？

分工对于整体而言是有好处，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就存在优劣了，你没有高技术，永远就是低回报，做低级的事情，你不是不愿意呢？因为它涉及到利润的分配问题，我们如果自己有技术，就有优势，得到更多的蛋糕，在国际环境中，毕竟不存在永远的朋友，如果不发展还涉及到国家的安全，美国日本就一直不怀好意。

我说的是我们几乎失去了高科技的阵地，不等于说我们保住阵地是为了最好，而是要有相关的拿得出手的技术，我们现在的技术落后自己是知道的。”，请你仔细理解我之前关于“贸易是双方过的更好的”有关解释。关于高科技，你认为现在我们是一无是处，所以要保护起来，也就是说，没有了充分的竞争，我们得高科技能比现在发展的更好，不至于全面沦陷。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清楚，一个垄断竞争的市场比起寡头或者垄断市场更加大大有利于技术的革新与进步，而前者的竞争难道不是比后面两个更为充分和广泛？

建议你在以后的讨论中，多用一些相关的经济学理论作支撑，或是举出一些具体的例证，不要总让大家阅读一些空泛的文字，大家会感到无趣和倦怠的。这对双方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过程。

1 中国现在跟改革开放之初比较时越来越落后了？恐怕除了你之外没有更多的人会认同这种观点。这对于现在的中国跟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比，或是中国跟外国比都是一种结果。在你没有分析和论据之前，不要动不动就说其他人是不理性（你之前提到的）或是非严谨，这不利于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关于这一点，可用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来说明：成功=勤奋+科学的方法+少说空话。无凭无据的话算不算空话？

－－－－科技上是如此，当然你要社会本身就是要进步的，科技是不会越来越落后的。落后是现对于一切的对比地位的，改革开放以前的科技进步是非常快的。我觉得你才是无凭无据说这些，我的道理已经讲的非常清楚了。你才是瞎说。

2 一个达到基本汉语水平的人，看了之前的帖子都能辨清孰对孰错？请不要在文字上做游戏，多做一些有理论支撑的经济学分析，这样才不至于浪费宝贵的青春而无一所获。

－－－你自己错了，还死不认帐，应当是我来说－一个达到基本汉语水平的人，看了之前的帖子都能辨清孰对孰错？请不要在文字上做游戏，多做一些有理论支撑的经济学分析，这样才不至于浪费宝贵的青春而无一所获。－吧。

你自己有什么道理就说出来。

3 “

自己是企业，但是它涉及到国家的利益，所以也是整个国家，现在垮了的企业就是效率低下了，无论效率如何高，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那些技术太落后的企业不仅无法追上，而且很容易被挤垮。”你终于具体的回答了一个我的问题。但你难道不认为“无论效率如何高”与后面的“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那些技术太落后的企业不仅无法追上，而且很容易被挤垮。”在逻辑上是前后矛盾的吗？既然无论效率如何高，那效率最高也是在“无论效率如何高”的范畴之类，那么，效率最高就意味着竞争力最高，但是，按照你后面的“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那些技术太落后的企业不仅无法追上，而且很容易被挤垮。”的说法，这个竞争力最高的企业，技术太落后，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不仅无法追上，而且很容易被挤垮。这是不是很荒谬？一个竞争力最高的企业，用的着保护吗？一个竞争力最高的企业？你是如何断定它是技术太落后的？请你保持严密的逻辑。

－－－效率高就是进步速度快，而不是竞争力强，比如别人已经发展的很好了，你再快的话也是劣于别人，被人挤垮。是不是那些效率低下的企业垮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自杀？－－从你的话，你这里所指的效率是一个发展速度的问题，而不是发展程度问题，不要诡辩，或者变换意义。如果你的效率是竞争力的意义的话，就是所我们所有的企业都会挤垮了，经济学上一般指提高效率就是一个速度问题，不要无理取闹。

4 到底谁没有理解？我上面已经说了，鉴于你没有理解,我不惜花费宝贵的时间再明示一遍。我们的生活比十年前、二十年是更好还是跟差？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更好。按照你的“所以导致了初始的繁荣，但是困难日子在后头”的说法，我们十年前更好算不算你所谓的“初始的繁荣”，现在我们的更好生活却是你所定义的“困难日子”。至于你所举的例子，在很大程度上是风牛马不相及。“我们卖了一块地，得到了一笔钱，也就是初始繁荣，以后我们就无法每年都依靠地来获得利润了，所以是短暂利益。”，我们得到一笔钱就叫初始繁荣，那我出卖了商品和劳动力换来了大把大把的人民币，然后把它囤积起来算不算“初始繁荣”？我们当然不用靠土地获得收入，钱不是用来囤积的，钱是用来生钱的。我所说的仅是针对你所举的例子的反驳。我之前的观点不需要再做更多的说明。

－－社会本身是发展，比如技术这些，我们不会倒退的，我这里讨论的不是绝对意义 的发展，而是进步程度而言。现在也是一个初始繁荣阶段，不是都在购买实惠吗？钱生钱要靠技术，而不是取购买别人的产品，你以外没有技术会繁荣多久。

5 “这一句话，你多看就知道了，我都看到好几次了。”，你还是没有回答我之前的问题。你看到好几次了，请说出具体出处。－－这个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找不到出处就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6 “本来你说的话就没有什么用处。”，我的话有没有用处，不是你的一句话说了算的。如果你要让我承认我自己的话没有用处。请你作出让人信服的分析。－－告诉你，我们通信产业不是更有生气了，是保住了而已，你看到的是电信的垄断繁荣，但是我指的是通信设备商这些保住了。

7 “我说的是不能用简单的情况，所以你语法分析错误。”，你再一次选择了玩文字游戏来逃避我的问题。你之前说是能不能举简单例子，现在又说不能用简单的情况。除了失望，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不要改变我的话，是情况不是例子，我指的是你 的这句话－－也就是认为贸易不能使双方过的更好或者贸易使双方过得更坏。

所以你的话本身就是错误加错误，你以为别人是你这样没有逻辑和道理的人吗？

8 你认为现在中国的高能耗，低产出的资源配置是合情合理的？你有没有为子孙后代考虑过？难道你不认为充分的竞争更有利于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吗？

－－你才是瞎胡说，竞争只会让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充分竞争就是会使得我们就是如此，你看懂了我的话没有－你不想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外国人都把挣钱的事情做了，他们的产出当然高了，我们就只有消耗资源的事情去做了。

9 “数量和比例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我已经说了没有那个国家是“所有都做得最好的”，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分工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的思想用到这里就能很好的说明问题。

－－－没有具体的标准就不等于没有优势劣势了，是不是说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所以我们和美国的技术，日本的就没有高下了呢？

分工对于整体而言是有好处，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就存在优劣了，你没有高技术，永远就是低回报，做低级的事情，你不是不愿意呢？因为它涉及到利润的分配问题，我们如果自己有技术，就有优势，得到更多的蛋糕，在国际环境中，毕竟不存在永远的朋友，如果不发展还涉及到国家的安全，美国日本就一直不怀好意。

我说的是我们几乎失去了高科技的阵地，不等于说我们保住阵地是为了最好，而是要有相关的拿得出手的技术，我们现在的技术落后自己是知道的。”，请你仔细理解我之前关于“贸易是双方过的更好的”有关解释。关于高科技，你认为现在我们是一无是处，所以要保护起来，也就是说，没有了充分的竞争，我们得高科技能比现在发展的更好，不至于全面沦陷。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清楚，一个垄断竞争的市场比起寡头或者垄断市场更加大大有利于技术的革新与进步，而前者的竞争难道不是比后面两个更为充分和广泛？

－－－我并不否认竞争，但是我说的是保护国内的，竞争最好是国内的竞争，有一定实力下的对外竞争。你不要转换话题。

建议你在以后的讨论中，多用一些相关的经济学理论作支撑，或是举出一些具体的例证，不要总让大家阅读一些空泛的文字，大家会感到无趣和倦怠的。

－－你的话都没有道理，还说什么空乏的文字。经济学忽视科技谁都知道的。建议那你不要生搬硬套，经济学的问题弊病多的要命，引用错误的只会导致错误的结论，我已经举出例证来了－比如碰撞那本书说的很详细，但是我不至于把它一个一个打进来吧，建议大家看看那本。当然我举出了例子你就说要找到出处，有时候这个明显是故意为难，你知道谁会专门记这个东西呢,你的记忆力是否如此惊人呢？

2 一个达到基本汉语水平的人，看了之前的帖子都能辨清孰对孰错？请不要在文字上做游戏，多做一些有理论支撑的经济学分析，这样才不至于浪费宝贵的青春而无一所获。

我们互相如此认为，你不妨说出你的道理，不要逃避问题和责任，我错了我自己会承认，到底谁在做文字游戏？真理经过辩论会越来越清楚，真金不怕火炼。

我再次举例吧，既然上边的说我没有依据

第八章全球化陷阱（下） ［ 作者：左大培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777 文章录入：左大培 ］ 第六节 “溶入国际社会”？ 在本节中，我们不得不超越一点经济的范围，谈一谈纯粹国际政治领域的问题。本节仅仅以西方国家对南斯拉夫的干预为例，说明“溶入国际社会”口号对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如何有害。 2001年6月29日，南斯拉夫政府将前总统米洛舍维奇交给了海牙国际战争罪行法庭，该法庭紧接着就于7月3日上演了一出审讯米洛舍维奇的丑剧。英勇地单独抵抗了北约侵略的小小的南斯拉夫终于完全屈服了。这不仅是南斯拉夫的国耻，也是一切维护本国独立和主权的发展中国家的国耻。造成这种耻辱的，当然有南斯拉夫自己内部的卖国贼；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制造所谓“溶入国际社会”的骗局，一步一步把南斯拉夫拖入了分裂和崩溃的深渊。

颠倒黑白的非法审讯 略微审视一下海牙的那个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对米洛舍维奇所犯罪行的指控，还有一点公平观念的人就都会发现，这些指控全都适用于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的领导人，适用于他们指挥轰炸南斯拉夫和派兵进驻科索沃时所犯下的罪行。下边我们转述海牙战争罪行法庭指控的米洛舍维奇所犯罪行，然后在括弧中列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所犯下的罪行以作为对比： ——“策划、煽动、命令、从事或唆使别人进行针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的“恐怖和暴力活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领导人“策划、煽动、命令、从事或唆使”科索沃的阿族分离主义游击队“进行针对”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的“恐怖和暴力活动”）； ——“怂恿或支持”南斯拉夫武装力量采取打击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的行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领导人1999年“怂恿或支持”了北约空军采取打击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的行动）； ——“采取针对科索沃阿族人的行动，目的是将”科索沃阿族人“从科索沃清除出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领导人指挥北约军队采取的行动实际上是针对科索沃的塞尔维亚族人的，目的是将科索沃的塞尔维亚族人“从科索沃清除出去”）； ——其行动“造成大约74万科索沃阿族人被迫流落他乡”（西方报刊都承认，北约军队占领科索沃之后，17万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流落他乡。这只能被看成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领导人指挥北约军队采取的行动所造成的）； ——“怂恿或支持”南斯拉夫武装力量“以一种广泛的或有计划有步骤的形式”枪杀数以百计的科索沃阿族百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领导人不但“怂恿或支持”科索沃的阿族分离主义游击队在从1999年到现在的两年中“以一种广泛的或有计划有步骤的形式”枪杀了数以百计的科索沃塞尔维亚族百姓，而且直接指挥北约空军“以一种广泛的或有计划有步骤的形式”屠杀南斯拉夫人民，包括在轰炸塞尔维亚的电视台时杀害了几十名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值得笔者引以为自豪的是，笔者立即就于1999年4月27日只身亲赴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抗议北约的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本文中对美国和北约的许多指控，笔者当时都曾向美方指出过。） 这样一个极其简单的对照就可以说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领导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至少也不比米洛舍维奇的小。但是他们与米洛舍维奇有一个原则性的区别：米洛舍维奇即使真犯下了上述罪行，他也是作为一国的领导而在国际公认的本国领土上行使政府的职权；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领导人却是在侵略另一个主权国家时犯下上述战争罪行的。海牙前南战争罪行国际法庭如果真想主持正义的话，它应当首先审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领导人。它现在审讯米洛舍维奇是纯粹的颠倒黑白。它的所作所为证明了米洛舍维奇在这个法庭审讯时所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设立这个所谓的国际法庭就是“作为北约在南斯拉夫犯下的罪行的一个借口”，它本身就是北约的领导人们将其侵略行为合法化的一个阴谋。 其实，海牙的这个国际法庭作这样的审判本身就是非法的：它对米洛舍维奇的审判本身就是破坏南斯拉夫的主权，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它的审判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违反了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法治国家的法庭作出裁决时要依据通过民主立法程序编为法典的法律，而海牙的这个国际战争罪行法庭的刑罚条例并没有编撰成这样的法典。这样的一个无法无天、非法地自行其是的法庭进行如此颠倒黑白的审判是毫不奇怪的。 强权制造公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蓄意要把这个海牙战争罪行国际法庭打扮成它们编造的“国际社会”的代表，把它说成是这个“国际社会”的司法机构。为了诱使其它国家落入其“溶入国际社会”的圈套，它们制造了一系列神话，宣传它们自己编造的这个“国际社会”是如何公正。1999年它们对南斯拉夫进行狂轰滥炸，这次又要“国际公审”米洛舍维奇，理由就是米洛舍维奇“剥夺了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自决权”、“搞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它们还有鼻子有眼地说，在米洛舍维奇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军队把科索沃某某村子中的100多名阿尔巴尼亚族男子统统杀死。似乎这样一来，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屠杀大批南斯拉夫平民、审讯人家的总统，就统统都师出有名了。 其实，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编造的这一套神话，只能欺骗没有任何国际知识的傻瓜。美国人什么时候在国际上主持过正义、维护过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少数民族问题与南斯拉夫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问题具有完全一样的性质：米洛舍维奇取消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自治权，而土耳其则根本就不准库尔德人自治；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举行了武装暴动以争取独立，而库尔德工人党则进行了反对土耳其的长期武装斗争来夺取独立；米洛舍维奇毫不客气地镇压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暴动，土耳其政府也不遗余力地镇压库尔德工人党的武装力量。但是，美国政府却对这二者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它带领北约各国野蛮地侵略南斯拉夫，理由是要“保护”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分离主义分子，另一方面却支持土耳其政府镇压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直接插手帮助土耳其政府于1999年2月捕获了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的领袖奥贾兰。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南斯拉夫是美国的老对手俄罗斯的盟友，而土耳其却是美国对付俄罗斯的北约南方据点。 美国制造的这个“国际社会”要以“国际法庭”审判米洛舍维奇，理由是他“搞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恰恰是以这种理由所作的审判，暴露出这个“国际法庭”的十足虚伪。且不说指责米洛舍维奇指挥屠杀平民是否合乎事实，即使真有这种屠杀的话，那在二次大战后也是美国及其盟国带的头。现在连美国人也承认，它的军队在越南战争中犯下过许多起这样的屠杀平民的种族灭绝勾当。可是，那个道貌岸然的“国际法庭”可曾为此审判过一个美国人？它从来也没有胆量为此指责过美国总统，更不要说审判美国总统了！ 1982年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在沙龙指挥下侵入黎巴嫩南部，以军纵容“南黎巴嫩军”在夏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成百上千的巴勒斯坦平民男子被斩草除根式地杀害。沙龙因此而被人称为“屠夫”。但是，从那时以来，20年已经过去，谁曾听到西方的“国际社会”出来为巴勒斯坦人伸张过正义？那个“国际法庭”也从来没有为此审判过谁，甚至没有为此指控过谁。在大屠杀的时候指挥以色列军队的沙龙，不仅又当上了以色列总理，而且还被美国和西方国家捧为上宾。那个“国际法庭”对他连个屁都不敢放，更不要说指控他、审讯他了。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以色列不仅是美国的盟友，而且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据点。 我们当然更不能指望海牙的战争罪行国际法庭去审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领导人1999年侵略南斯拉夫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了。在这个假装正经的法庭的法官们看来，北约不仅是他们的主子，而且是他们能行使法官权力的靠山：没有美国对南斯拉夫施加经济压力，南斯拉夫是不可能交出米洛舍维奇的。而美国的这种作法本身就是违反国际法的：联合国的文件中曾经明文禁止一国利用各种措施迫使另一国放弃行使其主权。这就是说，海牙国际法庭的这个审判本身就是以非法的行为为基础的。 而美国之所以用这种非法行为来支持海牙国际法庭，不过是为了制造海牙法庭的判决以支持它自己的强权而已。在西方人所说的这个“国际社会”中，虚伪的国际法庭上横行的“公理”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强权这样制造出来的产物。 说这样的“国际社会”中会有什么公平，那是百分之百的欺骗。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要想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得到什么公正的对待，那是地地道道的白日作梦。第三世界国家溶入这样的“国际社会”，只能是自取其辱，自找倒霉。 南斯拉夫就是曾经由共产党执政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试图溶入西方的那个“国际社会”的一个。远在其它东欧国家向西方开放之前，它于20世纪60年代就与西方国家建立了密切的经济政治关系。可是现在南斯拉夫也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境况最惨的一个：国家分崩离析，饱受战争创伤，经济完全崩溃，人民生活一落千丈。溶入西方的那个“国际社会”给人民带来的只是灾难。 实际上，西方的那个“国际社会”只是西方的政客和金融寡头们编造的神话。细心的人应当问一问，这个“国际社会”在什么地方？在联合国吗？美国自己就不愿意“溶入”联合国去，动不动就向联合国叫板，拒不缴纳联合国的会费，还不时发出退出联合国的狂言。而正是那些要“溶入国际社会”的人心里最清楚，没了美国，他们的“国际社会”就不成其为国际社会。 这个“国际社会”是那一套国际协定吗？美国自己就带头不参加这些协定。美国至今不参加有关人权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不签署有关禁止使用地雷的国际公约，甚至在不久前还退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协议。那些国际协定还怎么成其为“国际社会”呢？ 那个“国际社会”是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联合战线吗？西欧人倒想构成这样一个“国际社会”，可惜美国和日本都不买账。西欧人逼美国和日本废除死刑，美国和日本就是不干，就是一例。 那么，就是这个审讯米洛舍维奇的“国际战争罪行法庭”，是不是多少有点“国际社会”的味道呢？说这话的人别忘了，美国自己就不服从这个法庭的管辖，不准将美国公民交给这个法庭审判。这就是说，美国不准国际法庭审判它的人，却操纵国际法庭审判别国的人。在这一点上，美国不仅是典型的双重标准，而且自己就破坏了那个所谓的“国际社会”。它的所作所为，都是要作凌架于世界各国之上的太上皇，还要把这种关系称作什么“国际社会”！ 美国1999年在处死两名德国人时违反了国际惯例，但是它对国际法院关于最后一分钟延缓执行的规定置之不理。华盛顿还愤怒地指责国际法院：在荷兰的一个法院凭什么指手划脚地干涉美国政府的事物？但是就是这个美国却又极力要荷兰的这种法院去作南斯拉夫的太上皇。简而言之，美国要通过海牙的法院取消别国的主权，却不允许这同一个法院触动它自己主权的一丝一毫。难怪美国的《新闻周刊》都说，“美国对国际协议表现出强烈反对，反映出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权国家”，它要由美国来决定这个世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美国就是要这样用强权制造出为它服务的“公理”。 南斯拉夫的教训 南斯拉夫近30年的历史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30年前在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曾经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欣欣向荣的国家。是西方人灌输的那一套，特别是“溶入国际社会”的宣传和挑拨离间、西方人出的坏主意、西方人的经济引诱加侵略毁灭了南斯拉夫，把南斯拉夫变成了战火连天的人间地狱。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南斯拉夫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第一个教训就是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如果南斯拉夫的国防力量再强大些，能够足够有效地防止北约的空袭并给北约造成足够的人员伤亡，南斯拉夫就可以不向北约1999年的空袭屈服，科索沃也可以不从南斯拉夫分离出去，南斯拉夫的状况会比今日好得多。世界历史从来都是强者的历史，不能用武力抵抗外国的国家只能任人宰割。 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说南斯拉夫作的不够。相对于美国和北约，南斯拉夫太小了，又处在欧洲那样一个完全被北约国家近距离包围的状态，附近也没有肯真正支持它的国家，它确实无法顶住北约的侵略和进攻。但是我们中国的土地面积比美国大，也比整个欧盟还大，人口占世界的5分之一。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没有自己足够强大的独立的国防，那就只能怪我们自己不想保卫自己。其实现在整个北约的斗志都极差：你只要象在黎巴嫩和索马里那样让一个北约国家死上几十个士兵，他们就会赶快从你的国家撤出，卷铺盖滚蛋。我们的国防力量达到这样的水平是很容易的。我们能够也必须将自己的国防力量提升到这种水平，让任何敢于侵犯我们的国家都一定付出足够的血的代价。 南斯拉夫给我们提供的第二个教训，就是一定不能再在经济上依赖西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整个东欧国家的共同毛病，就是一直想在经济上依赖西方，得到西方的援助；这次南斯拉夫政府把米洛舍维奇出卖给西方，就是为了换取西方区区13亿美元的“援助”——而且这种“援助”其实只是有借有还的政策性贷款，并不是真正的无偿资助。 其实30年来苏联和东欧国家就一直在作着从西方得到经济援助的美梦。它们竞相从西方国家借债；商业性的贷款借不到，就乞求西方国家政府给予施舍。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本来是走在前头的：它在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国家中首先接受了西方的贷款和“经济援助”，并且最早大力开展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使自己深深地“溶入”了西方的国际分工结构中。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使南斯拉夫特别容易由于西方国家的“制裁”而陷入经济上的灾难。而美国和西方国家正是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和战略武器，将南斯拉夫和其它东欧国家一步一步引上绝路，也引向了经济上的灾难。 在向西方国家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乞求贷款和援助时，许多国家常常以为这种“经济援助”对自己是多大的好事。但是事后看来，西方的这些“经济援助”就是在经济上对受援国造成的也多半是净损失。西方的援助，包括美国人操纵的那几个国际机构的贷款和援助，通常都附加了苛刻的条件，只有接受了这些条件才能得到这些“经济援助”。而这些条件有的本身就会给受援国带来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其它的也往往造成受援国剧烈的政治动荡和分裂，而这种动荡和分裂光在经济上所造成的损失就远远超过了西方“援助”的数额。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所不断发生的事。 这里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为了得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几百亿美元贷款，同意不对外出售自己生产的武器。当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出售国，每年出口武器的收益都在100亿美元以上。俄罗斯的大部分武器都可以达到美国的水平，而价格远比美国便宜。如果俄罗斯尽量出口武器的话，一年也可以得到50－10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样出口到90年代末，所得收入就可以超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而这种出口还保存以致发展了俄罗斯自己的最有竞争力的工业，在经济上的好处远远大于那条件苛刻的贷款。 南斯拉夫提供给我们的最大教训，就是千万不要听信西方人的宣传和西方政府的建议，包括不要听信西方人称赞你“改革”的好话。这种建议和好话都是骗人的诱饵，引着你一步步向着西方政府设定的圈套中走，其目的就是毁灭共产党执过政的国家，以便消除西方政府奴役世界的对手。 在苏联解体前，西方政府确实愿意从经济甚至外交上帮助南斯拉夫，但那是为了拉到一个对抗苏联的强硬盟友。苏联一开始陷入混乱，西方国家立刻就改变了对南斯拉夫的腔调，指责已经去世的铁托“独裁”，要南斯拉夫实行“多党制民主”和“民族自决”。对前苏联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多党制使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党和政客极容易取得群众，而西方人鼓吹“民族自决”更是要煽动各民族之间的仇恨和分离情绪，以便瓦解统一的苏联和南斯拉夫。再加上西方国家政府利用“经济援助”而玩弄的战略，就导致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各民族争相成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克罗地亚和波黑都从旧南斯拉夫分裂了出去。 但是，象任何制造混乱的人一样，西方利用“支持民族自决”而在南斯拉夫制造的分裂和混乱使西方国家立刻自食其果：“民族自决”的口号也鼓励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他们要支持居住在克罗地亚和波黑的塞尔维亚人从这些小国中再分裂出来，以便成立一个大塞尔维亚。这就导致了血腥的克罗地亚和波黑内战。其实，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主张本来是完全合乎西方人鼓吹的“民族自决”原则的。无论克罗地亚和波黑内战的责任在哪个民族，最终的罪魁祸首都只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他们在东欧国家煽动“民族自决”和民族仇恨，才引发了南斯拉夫的内战。 在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平民死于内战之后，西方各国政府怕南斯拉夫的战争破坏欧洲的和平，才极力要把南斯拉夫内战平息下来。但是它们不思反悔自己的罪过，却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塞尔维亚人。它们对塞尔维亚人的打击鼓励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分离主义分子举行武装暴动，引发了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而西方国家在这场战争中偏袒阿族武装侵略南斯拉夫的行为，又鼓励了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分离主义分子挑起马其顿内战，造成了2001年夏天的马其顿战争危机。10年南斯拉夫内战的血腥历史，就是这样一部西方国家借口“民族自决”挑拨民族仇恨和战争的历史。只要西方政府还力图主宰东欧的政治，那些国家的人民就永无安宁之日。 现在，西方国家政府也知道再煽动“民族自决”已经对自己不利，转而大叫要“反对民族主义”、“维护人权”、“审判战争罪犯”。但是它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不过是20年前铁托在世时所作事情的翻版。铁托当时用“独裁”的铁腕所打击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发动了南斯拉夫内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据说波黑内战双方的首领——穆族的伊泽特贝戈维奇和塞族的卡拉季奇，当年都属于铁托打击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之列。对米洛舍维奇近年这样强烈的民族情绪，铁托也一定不会容忍。 西方的媒体恶毒地指责铁托当年关押了几千人。而经过了10年血腥的南斯拉夫内战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铁托作的何等正确！抓起几千个挑动民族仇恨的人，不是比在内战中死去几万几十万人要好得多吗？西方人以所谓“国际战犯法庭”所作的，只是继续他们所谩骂的“独裁者”铁托镇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事业。但他们远远不如铁托的是：铁托是公平的，他本人是克罗地亚人，但是他一视同仁地打击一切民族主义分子，不管他是塞尔维亚人还是克罗地亚人。而西方人却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塞尔维亚人头上，其背后的动机并不真是为了平息民族冲突，而是为了消灭俄罗斯在东欧的最后一个盟友。 经过了10年的战乱，历史又回到了原地：从铁托的“打击民族主义分子”，到西方人煽动“民族自决”，到西方人自己来“反对民族主义”。真正的差别是现在西方人在主宰前南斯拉夫的命运，而血腥的内战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从这里可以得出的真正教训是：西方的政客和媒体是短视和善变的，它们朝三暮四，今天叫你往东，明天又会叫你往西。唯一不变的只是，它们叫你作的任何事情，都必须合乎它们自己的眼前利益。它们对我们宣传和建议的东西，往往是损害我们这些非西方国家的人民的利益的。听西方人的指挥，溶入这样的“国际社会”，只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南斯拉夫的例子就很清楚：本来就应当一直坚持铁托的路线，不听西方人说三道四。那样就可以使许多人免于在战争中死去。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在2001年6月底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群众示威中，才出现了愤怒的群众暴打西方记者的现象。 最带悲剧性的是米洛舍维奇本人的遭遇：据说在80年代末南斯拉夫反通货膨胀的时候，他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支持，被视为经济改革的代表。而今天，正是当年用好话来捧他的西方人，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机构，用种种手段把他送进了监狱。西方人就是这样玩弄那些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把他们当成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 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来说，这已经成了一个规律：谁得到了西方人的高度评价，谁就快要在政治上完蛋了。诸如戈尔巴乔夫之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不是很快就下了台，甚至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吗？谁爱听西方国家政府的好话和“建议”，谁总想被他们称作“改革者”，谁就难逃很快下台的命运；如果他还不想完全出卖自己的国家，他还难免最后被当初称赞他“改革”的西方国家送进监狱！那些一心想“溶入”西方的“国际社会”的政治家，其实都是在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西方国家向我们鼓吹的“溶入国际社会”，其实是要建立一个由它们统治世界的新殖民主义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对于我们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现在去搞什么“溶入国际社会”，就只能是损害民族利益，把我们的国家引向灾难的深渊。向我们宣传“溶入国际社会”的人，不是糊涂透顶，就是想为了他自己而出卖我们的国家。 第七节 曲解历史的“对外开放”神话 近年来国内流行着一种“对外开放”的神话，它以“吸取历史教训”为幌子而曲解历史。这个“对外开放”的神话其实是为“服从西方的全球化”作铺垫的，所以我们有在本章揭穿这种神话之必要。 这种神话利用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西欧各国在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迅速地富强起来，而中国则在这个期间逐渐地相对衰落下去，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已经沦为一个落后国家。神话的编造者们宣传说，中国在这个期间之所以变得落后了，其原因就在于中国“闭关锁国”、“对外不开放”；这种“闭关锁国”的政策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中国国力的相对衰弱。 仅仅从中国本身的历史看，这个神话似乎很有道理：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政府确实有一种“闭关锁国”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当时中国的清朝政府不准西方教会在中国传教、不准外国商人在华办企业，特别是对西方与中国的贸易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措施，如只开放广州一地进行对外贸易，外国船只不准进入中国港口，中国人与外国商人从事的贸易必须经过官方特许的商人（“洋行”），对外国人在中国可以前去和居住的地方加以严格限制，等等。 “对外开放”神话的宣传家们抓住了这一点事实大作文章，说中国的衰落就是因为中国不让外国人自由进入中国、不开放自由的对外贸易。似乎只要实行“对外开放”，让外国人自由地进入中国经商，让对外贸易自由化，中国就能避过那一段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 我们早就可以在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分子那里听到这个对外开放的神话。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就一直在编造这种地地道道的谎言。可惜的是它今日竟如此之深地渗入了某些中国人的意识。而只有对近代的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这种神话。 “对外开放”本身真的能造就一个发达的现代化经济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近代史都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了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路之后，西方各国的商人们就来到了印度。可以说，从那以后印度次大陆就是“对外开放”的，西方人可以自由地进入印度次大陆经商，次大陆方面不能不让它与西方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当时的印度次大陆没有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它也不可能实行这种政策，因为当时它正处于政治上的分裂状态，没有一个统一的本地政权。印度近一千年中最强大的一个王朝——莫卧儿王朝是在欧洲人到达印度之后的16世纪中叶才兴起的，而且它的统治也只限于印度次大陆的北半部。自16世纪初开始，西方人不仅可以在印度次大陆的南半部自由经商，而且甚至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夺取政治上的统治权。从此就开始了一个西方各国的商人们争相抢占印度次大陆的过程。 近代西方各国同东方国家的往来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贸易和经济关系。西方人同东方国家的贸易总是结合着他们对东方国家的政治征服和领土占领。 印度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在16世纪的一百年中，葡萄牙在西方同印度次大陆的往来（包括领土征服）上占优势。为了夺取在印度的经济和政治霸权，新起的经济强国荷兰于1602年成立了东印度贸易公司，英国则在1600年就建立了自己的东印度贸易公司，它们分别垄断了本国对印度的贸易，并且争相在印度建立并扩大殖民地。后来法国也曾经仿效英国和荷兰的作法，力图在印度扩张自己的势力。西方国家的这些“东印度贸易公司”从来就不是什么单纯的贸易组织，而是将贸易和武装侵略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海盗式集团。 在17和18世纪，欧洲国家与印度的贸易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印度日益陷入欧洲国家的控制之下，一块又一块的领土、一个又一个的当地土邦变成了西欧国家的“东印度贸易公司”的领地，也就是西欧君主的领地。到18世纪中叶，英国在印度打败了法国，赶走了它在印度次大陆上的所有欧洲竞争对手，并且靠着军事上的胜利实际上取代了莫卧儿王朝在印度北部的统治。而到19世纪，英王政府正式接管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权，将印度变成了英王的殖民地。 到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独立为止的450年中，印度是对西方国家完全开放的。它完全被卷入了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之中，用时下的流行术语说，是完全“溶入国际社会”了。可是这种“开放”给印度带来的，是印度变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而历史学家们都公认，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摧毁了印度传统的手工业，使印度农民陷入极端贫困的状态，把印度变成了英国工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印度尼西亚自16世纪以来的历史，与印度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用贸易结合军事手段一步步征服了印度尼西亚的是荷兰，而不是英国。 无论西方殖民主义者以何种借口为他们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辩护，一个绝对无法辩驳的事实是：一直到20世纪中期这两个国家独立时为止，它们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经济上极端落后和虚弱，经济上的不发达程度甚至与中国相比也没有什么重大差别。而在政治上，它们更是任由西方人宰割的殖民地，连中国都不如。 退一万步说，即使不谈变为殖民地的可能性，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历史经验也足以说明：“对外开放”，将对外贸易自由化，让外国人自由地往来经商，并不能使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免于贫穷和落后。 由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教训看，清政府在17－18世纪那样严厉地管制外国商人实在是很有必要。如果不对这些实为武装强盗的西方商人严加限制，恐怕中国早就被西方的商人兼强盗们一块一块分割了出去（澳门就是一例），大片的中国领土甚至整个中国早就变成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了。 “对外开放”神话的信徒们会辩解说，“对外开放”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仅有“对外开放”可能不会使一国的经济现代化；但是“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对外开放”就不能变成第一流的经济强国。 如果我们把“对外开放”理解为实行自由贸易、让外国人自由往来经商的话，那么英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就恰恰与对外开放的神话相反。 将手工制造业转变为用机器的生产的近代“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英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但是在产业革命完成之前，英国又是一个典型的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本书第七章已经指出，当英国的棉纺织业还落后于别的国家时，它禁止英国人穿着任何用外国衣料制成的衣着，甚至绝对禁止进口外国的棉织品；一直到18世纪初，英国政府还曾经完全禁止印度的丝织品和印花布的进口；就是到了19世纪初，英国的进口关税率也还在30％以上。 至于外国的商人和商船进入英国经商的自由，也在英国受到了很大限制。例如英国17世纪中期颁布的航海条例规定，非经英国政府许可，外国商人不得与英国殖民地通商；必须用英国的船只运输英国从其殖民进口的商品；欧洲货物必须用英国船只或原商品出产国的船只方准运入英国港口和殖民地。为了贯彻其航海条例，英国不惜与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荷兰进行了3次战争，直到荷兰承认了航海条例并从印度退出为止。 这样看来，就是英国也并不是一个很“对外开放”的国家，它对外国商人和对外贸易也有很强的限制。至于18世纪以前的英国和中国到底那个“开放程度”更大一些，这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英国的兴盛决不是因为它“对外开放”，中国的衰弱也不是因为对外不开放。 英国的例子在欧美国家中具有典型性。我们在第七章中已经说明，其实西方的发达国家几乎都是靠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达到经济上富强的地位的。 那么，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近代的富强到底有没有对外经济关系上的原因？回答是：当然有。但是，这些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不是因为它实行了“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而是因为它在一个许多国家争夺霸权的环境中，依靠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政府力量有意识地培植并发展本国的工商业以增强国力，其目的是为了对外夺取政治、经济、军事以致领土上的霸权。 我们不要忘记，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是与地理距离成反比的，在产业革命以前的技术条件下尤其是如此。整个欧洲的面积与中国不相上下，而英国的面积不过24万多平方公里，只不过比我国的广西稍微大一点。欧洲内部也没有什么严重妨碍交通的地理障碍。这就使欧洲内部在中世纪就发展起了密切的贸易往来，就象在秦始皇以前中国东部地区各诸侯国间就有了密切的贸易往来一样。而在外部，欧洲与中东、北非合成一个贸易圈，它外面基本上被大洋、沙漠和北方的荒原包围，直到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为止，它与外界都极少有贸易往来（“丝绸之路”是例外之一）。 而在相当于欧洲的整个中世纪的时期中，中国都自己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贸易圈；不过中国周围的某些近邻国家也可以算在这个东亚贸易圈之内。从秦以来，这个贸易圈的中心和主要部分——中国就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而欧洲贸易圈的政治统一（或政治“一体化”）一直就没有实现过，只是近年由于欧盟的发展才显露出初步的苗头。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贸易圈在1500年中一直处于不断的政治纷争甚至战乱之中，其局势酷似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而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前夕，西欧形成的几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使各国之间争夺领土和霸权的斗争更趋激化。英国的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社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和各国争霸所运用的战争机构以使用刀剑的武器技术为基础，这种战争机构的经济支柱只能是农耕经济，争霸中的实力取决于“耕战”政策的成效。以后两千年中国虽然经过多次战乱，战争机构的这个基本格局没有根本的改变。与此相联系的是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忽视工业的经济政策，使用机器更是被看成是于国无益的“奇技淫巧”。 而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各国的争霸斗争中，战争手段越来越变得以现代火器为主，欧洲的地理形势也使海军和海运对西欧国家的强盛日益重要。在这种环境中，一国在夺取霸权斗争中的实力取决于它持有的金银等贵金属，有了这些贵金属就可以随时向有贸易关系的中立国购买军队需要的武器、船只以致食物。而要增加本国持有的贵金属，就必须发展工商业。正是这种极力促进本国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导致了鼓励发展机器生产的政策，促进了近代英国的产业革命。 为了提高本国工商业中的生产和经营技术，英国在16世纪收容尼德兰、法国和德国受迫害的新教徒，从而得到了大批的手工业工人和富有的商人；更重要的是，英国运用现代的专利法保护和鼓励本国人发明和采用新技术，并把工业生产技术和技术工人看成是本国最宝贵的财富——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还不准本国的技术工人自由移居外国。 这样看来，英国近代工商业之所以发达，之所以首先实现了工业化，除了因为英国在群雄争霸中处于岛国的有利地理条件之外，还因为英国大力促进本国工商业发展、特别是促进工商业的技术进步，因为英国在这个基础上采取了对外实行经济以致领土扩张的积极进取的政策，这种对外扩张的政策一直发展为近代的殖民主义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富强并不来源于“对外开放”，它的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对外很封闭的政策。问题的关键在于英国的保护主义不是单纯为了将自己与外国隔离开来，而首先是为了发展使用先进技术的工商业。 将英国与中国古代晚期作比较，就知道不能以开放不开放来论中国与英国的不同。如果说这两个国家有什么明显不同，那倒是在于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向海外殖民的概念。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过征服海外殖民地的打算，也就没有采取过这样的行动。 另一个明显的差别在于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过夺取海上贸易霸权的意图。其实中国自宋代以后发展起了很频繁的对东亚、特别是对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城市由此而繁荣兴盛。当时广东的广州和福建的泉州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只是在相当于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明中叶之后，西方殖民主义者以武力作后盾的商队强占了对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中国商人才丧失了在对东亚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而中国东南沿海的那些商业城市因此而衰落。由此得出的教训只能是：由于中国不想以政府的武力支持抢夺海外市场，中国才落后了！ 中国古代末期和近代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不想发展现代的科技和现代的企业。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政府还对开办以现代技术进行生产的企业横加限制。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前，清政府规定开办以现代技术进行生产的企业要政府特别批准，原因是怕外国人进入中国开办企业，这大大限制了中国民间现代技术企业的发展。清政府还长期不准修筑铁路，理由是这会造成挑夫之类的人失业，有利于侵入的外国军队运兵，等等。这与英国鼓励发明和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形成了最明显的对照。 西方强盛的真正经验也就是中国衰落的真正教训。这个经验教训只能是：在16世纪以后的世界上，一国能否取得经济上的发展和国际上的强国地位，取决于它能否发展并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武装本国的工业和军队，能否以政府的组织和保护来大力促进本国的工商业，能否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手段进行货真价实的对外斗争（欧美国家的这种对外斗争其实是对外扩张）、至少也是对外保护本国公民的产业，以便通过富国强兵而夺取世界霸权。 根据这种经验教训，绝不能把中国近代的衰落和虚弱简单地归咎于“对外不开放”，而应当归咎于中国从来就没有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传统，归咎于中国没有向海外进取和争霸的意识，没有靠发展和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增强经济和军事上的国力的意图。

人工培植的资本家能够抵御外国大公司入侵吗？ 左大培 （2004年11月23日）

三个月来，随着由郎咸平掀起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辩论日益深入，权贵私有化拥护者的各种论据都已经被驳得体无完肤。但是公然主张以政府的倾斜性政策人工培植本国大富豪的人还在散布一种论调：中国已经加入WTO，对外已经打开了大门。如果我们不赶快培植起本国的“企业家”（也即掌握着本国企业控股权的大资本家富豪），我们就不可能抵御外国大公司在经济上的进攻，中国经济就会被外资企业搞垮。 乍一听来，这种论调颇有点忧国忧民的味道。我们真该庆幸中国的企业经济学家们不再仅仅空谈“企业产权改革”，也不再向外国的跨国大公司顶礼膜拜，而是知道要帮助中国人的企业与外资企业斗一斗了。而且说得似乎有点道理：没有你自己的大资本家，怎么会有你自己的大企业呢？没有你自己的大企业，又怎么能避免你的市场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占领呢？因此，赶快用政府的优惠政策喂养你本国的大资本家富翁吧！ 可是，且慢。难道没有大富翁来控股的企业就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中有竞争力的大公司吗？美国和日本是当今世界上跨国公司最多、最大的两个国家，可是这两个国家的大公司、特别是跨国经营的大公司，象通用汽车、通用电气等等，多半都不是由大富翁控股。就是象福特汽车、丰田汽车这样名义上由家族掌控的大公司，实际上大资本家控股的力量也很不明显。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和帕马拉特食品倒是真正家族控股的大公司，可惜它们近几年都陷入了濒临倒闭的困境，反倒说明让大富翁控股是靠不住的。而德国的大众汽车、法国的雷诺汽车、组成空中客车制造公司的几个欧洲国家的大公司，现在仍然在国际竞争中生机勃勃，它们却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典型的“国有控股公司”！ 再则，就算让大富翁控股可以搞出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象近几年中国作的那样让少数人通过掠夺多数人暴富，也会在中国引起严重的社会危机和“不爱国情节”，从而最终葬送中国的任何经济发展和企业竞争力。 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细心的人都会观察到，近几年中国的相当一部分人中弥漫着极度的亲美而仇视中国政府的情绪。在文化水平高的知识分子中，这种情绪可以看作主要来源于迷恋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但是至少在文化水平不高的一般群众中，这种情绪却主要来源于认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践踏的怨恨。我自己就有一个年轻的远亲，在谈到当地政府机构漠视他们这些集体企业下岗职工的困难时就激忿地说：“这样的政府就该让美国飞机来炸它！”如此偏激的情绪让我这个超级爱国主义者既吃惊又失语。在作了冷静的思考之后，我相信这番话在那些文化水平低的亲美派中极有代表性，而且也绝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这样一种经济社会氛围下，再实行那种靠牺牲多数人而让少数“企业家”大发横财的政策，显然只能加剧普通民众的仇富情绪和对政府的怨恨。正在贫困化的普通民众会愤怒地质问：如果你们那个“国家”只是意味着让几个“企业家”剥夺我们这大多数人，你们的“民族产业”只是那几个“企业家”剥夺我们的结果，那我们为什么要爱你们那个“国家”，你们又凭什么要求我们支持你们的“民族产业”？仅仅还在几年前，中国的那些公然为富人代言的经济学家们，正是以上边这样的口吻来鼓励向外资企业开放信息产业，理由正是中国的国有电信企业“掠夺”了中国普通民众，所以要让外资企业来治一治中国的国有电信企业！在这样爆炸性的社会政治环境下，那种让少数人通过掠夺多数人致富的私有化还能进行到底吗？ 更重要的是，无数的经验事实已经表明，那些靠政府的优惠政策“喂”出来的富豪“企业家”不可能抵御西方发达国家大公司的入侵。这些经验事实反映的是一些带根本性的实际因素。 应当承认，那些靠在本国的生产和销售而牟取利润的中国民族资本家确实想抵御西方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他们与外资企业包括西方的大跨国公司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有时还十分尖锐。这是因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销售和投资必然会抢夺甚至消灭他们的销售市场和投资机会，因而妨碍了他们牟取利润。 几年前我在海南作过一个报告，强调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外资企业与民族产业争市场、争投资机会。报告完后就有一位民营企业家上来对我说：“左先生你说的太对了，中国现在就是汉奸太多！”随后他就大讲西方的大跨国公司如何雇佣中国人在内地进行推销，挤垮了他的企业。这样的中国私人资本家当然是我们抵御外国大公司的盟友，甚至是重要的骨干力量。吉利汽车集团的老总李书福就是一个这样的富豪资本家，他敢于打起民族汽车产业的大旗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公司对抗，发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汽车工业。我们应当支持并且保护这些真正的民族资本家发展，以便抵御外资企业特别是西方跨国公司的入侵。 但是我们也不应对中国的富豪们一概抱过高的期望。现在许多发达的西方国家都有对投资移民的优惠政策，有钱人可以很容易地迁移到那里去舒舒服服地生活。他们移民后的国籍都变为西方国家的，企业当然也成了外资企业。这时候我们就很难再指望他们热心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他们倒更可能与纯粹的西方跨国公司联合在一起。而贫困的中国人是没有这样的合法移民机会的。仅就这一点说，在真正需要发展中国土地上的实业方面，中国富人阶层的动力比穷人低得多。 更何况，当今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的企业之间可以很容易地形成紧密的业务关系。中国的富豪资本家可以通过与外资企业争夺市场和投资机会来牟取自己的利润，也可以通过与外资企业结盟甚至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巨型企业而发财。中国的富豪资本家可以让自己的企业与外资企业合资、合作，为西方的大公司经办代理销售等代理业务，为外资企业提供中介和各种中间服务，甚至可以自己不开办企业，而只是与外资企业相互参股、进行各种互惠的金融交易。这样的中国富豪资本家就不是在与外国公司的对抗中发展中国的民族产业，而多半是帮助外国企业来扼杀中国企业。中国历来就不缺乏那种靠着洋人赚大钱的富豪资本家，旧中国的所谓“买办资本家”就是这类人的典型。 为什么有些富豪资本家努力发展民族产业而抵御外资企业，而另一些富豪资本家却成为西方跨国公司的附庸？这与他们赚取利润的途径有关。 为发展民族产业而与外国企业冲突的资本家，必定有着自己的资金，并将其投入自己出资的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和销售上都深深依赖本国。他们必定是扎根于本国的企业家，依靠在本国的人脉、人缘而生存和发展，其企业的顾客群、或者是企业的骨干人员、或者是其业务往来的网络处于本国国内。由于本国的市场或经营业务是其牟利的根源，他们不能不与到本国抢夺市场和投资机会的外资企业发生激烈的冲突。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富豪资本家大都具有上述的经营模式，所以这些国家的企业家具有极强的抵御外国企业的倾向。 但是，恰恰是那些主要利用政府的优惠政策发财的富豪，一般都不会有这样深的民族情结。他们靠夺取本国其他人的财产而暴富，这样的暴富本身就是不顾及自己在本国的人缘、人脉的结果，自然也不可能在本国还有什么人缘和人脉。由于深知自己在本国不得人心，他们已经不再希望靠本国人的支持来获得利润。于是依附外国资本甚至外国企业来当“假洋鬼子”，就成了他们的生财之道。既然牟利的根已经不在国内，他们就乐于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甚至向国外投资移民，特别是乐于依附巨型的跨国公司。 由于利用政府的优惠政策暴富主要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金融和财务渠道，这样发家的富豪们就形成了自己业务经营特长上的“路径依赖”。他们特别喜好从事各种复杂的金融和房地产转手买卖业务，惯于利用其中的各种空子来大发横财；因此他们干的多一半是“捞一把就走”的勾当，不仅不需要维持长久的人缘，而且正是通过损害朋友和熟人以致富。这样的赢利方式使他们特别喜爱与外国资本合谋，跟在掠夺中国的外国大企业后边，利用各种复杂的金融交易而套取中国人民的财产。 在我们这样过去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而后来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普通民众对市场经济情况缺乏了解给整个经济留下了无数暴富的空子；当这样的国家又在实行私有化时，金融上的把戏更是给擅长不顾情面地捞一把的人开放了无限的致富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利用政府政策暴富的最好方式是与外国资本、外国企业甚至外国政府结合起来，这样在自己大捞一把时获得的保护就要厚实得多。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这样的转轨国家中，靠政府政策“喂”起来的富豪们更倾向于同外国大企业合作，指望靠他们来对抗发达国家的大公司更是白日做梦。 就以我们中国为例。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许多象李书福那样的民族企业家，他们扎扎实实地经营实业致富，以自己的民族产业来对抗外资企业的入侵。但是也可以看到许多积极投身于“经济全球化”的私营企业主富豪，他们不仅把同跨国公司合作当成了自己的生财之道，而且甚至把自己干脆变成了外国人。 既如在这次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辩论中深受郎咸平质疑的顾雏军先生，原先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2003年中国大陆百富榜”中位居第83名，许多人都把他视为中国的富豪资本家。可是据《北京晨报》报道，顾雏军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了他的个人全资公司格林柯尔资本公司，并由该公司在最近几年通过一系列的资本运作而力图控制中国的制冷剂、冰箱和客车三大行业。即使顾先生真得作成功了，并且真的能同西方国家的大跨国公司抗衡了，我也并不能把这看作是中国民族产业的成功，因为顾雏军的公司是外国公司，不管他本人的国籍在哪，都似乎应当把他的企业归入外资企业之列。 还有那位大谈私有化必要性的“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他本人已经是美国教授，据说又是aluenginie公司的创办人和第二大股东，zebra对冲基金公司的三大股东之一。这两个公司看来都是美国公司。我未便打听陈志武教授的国籍，想必已经不是中国人了吧。即便陈志武教授经营的公司能够作大作强，超过同行业的其它国际一流企业，我也很难相信这是中国民族产业对外资企业的胜利，因为可能应当将他的公司视为外国公司。 这方面的又一个典型是大连万达房地产的老板王建林。就在几年之前，大连万达还是国内名声赫赫的民营房地产大公司。我听大连的知情人讲，王建林的万达房地产公司的兴起就与大连市某个区政府的帮助有很大关系。令我失望的是，政府这样帮助成长的民营企业并没有成为民族产业发展的骨干，反而变成了跨国公司侵入中国的桥头堡。万达把它在某些中心城市开发的建筑提供给美国的百货业巨头沃尔玛开设超级商场，而且王建林还公然在报纸上宣称，万达的经营战略就是与沃尔玛携手，在各大城市开发巨型建筑专门供沃尔玛经营商场之用。这样一来，民营房地产大企业万达集团就成了西方大百货公司征服中国市场的桥梁！ 在转向市场经济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有意识培养富翁企业家的努力无不以外国资本控制本国经济而告终。 前民主德国统一于联邦德国之后，联邦德国对前民主德国实行系统的私有化，主要作法是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民主德国的国有企业。中国某些地方如辽宁的“一元钱卖国企”政策，就是学的联邦德国的“一马克卖国企”政策。但是这样送企业的政策导致的是德国东部（原民主德国）地区工业的毁灭，当地现存的私营大企业几乎都归德国西部的大公司甚至外国公司这些外来资本所有。 当然，我们可以说东德人和西德人都是德国人，西德公司控制了德国东部并不等于外国资本控制了德国东部。但是其它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它们的私有化政策最终导致的是外资企业的控制。 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我曾两度在联邦德国从事长期的访问研究。当时波兰也在向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过渡。我在德国曾经与也在那里进行访问研究的一位波兰青年经济学家讨论过原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问题，并且向他推介自己的改革方案，其基本精神就是在保留公有制的前提下培育有市场经营能力的职业经理，由他们经营公有制企业。但那位波兰青年经济学家误解了我的意思，认为我只是在强调企业家的重要性。他回答我说：是的，我们也在设计可操作的改革方案，以便让那些企业家得到自己企业的所有权，这样来把波兰的企业搞好、作大。 这位波兰青年经济学家所致力要实现的，就是今日中国人所说的“经营者持大股”、“企业经营层买断企业所有权”。可是经过了包括这种努力在内的十多年私有化之后，波兰经济却落到了接近被外国企业全面掌控的程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波兰经济学家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所著的《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一书。据该书第一章的资料，2003年波兰工业资本的60－70％将为外国人所拥有，而银行业中受外国控制的比重按自有资本的数量衡量在2001年就达到75％！ 当然，波兹南斯基在该书中所着重批判的，就是波兰的“宁可卖给外国人也不能廉价卖给本国人”的私有化政策。波兰和东欧各国私有化最后导致了外国企业控制本国经济，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没有给本国企业家购买企业以超级优惠。但是在这些国家的私有化进程中，也一直有要保护民族产业的呼声。这就说明，在原先公有制企业占优势的国家中，一旦进行系统的全盘私有化，就很难避免让外国接管本国经济的后果。 而在俄罗斯，私有化进程就绝不能说是偏向外国资本的，也绝不能说没有人工培植本国的大富豪。俄罗斯近年出现的少数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不仅是奸商们利用私有化时的混乱混水摸鱼的结果，也是叶利钦政府有意培植本国富豪政策的产物。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实行“经济转轨”的初期，叶利钦政府本来实行的是所谓的“投资券私有化”，其基本作法是在全国人民中平分国有企业的股权。但是很快就有不少人指责说，如此进行的全盘私有化使俄罗斯的所有企业都在名义上归亿万小股东掌控，这样的治理结构不会形成有效的经营机制，从而使俄罗斯的企业在西方大企业的进逼下缺乏竞争力。基于这样的考虑，叶利钦政府转而实行了一系列有意识的私有化政策和金融政策，以培育俄罗斯自己的金融寡头和富豪资本家。象阿布拉莫维茨和霍多尔科夫斯基那样有上百亿美元财产的俄罗斯金融寡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但是形成这样一些金融寡头并没有使俄罗斯经济进入繁荣。俄罗斯的生产经历了以百分之几十计的暴跌，而且至今还没有恢复到1990年私有化开始之前的水平。不仅如此，经过十几年的私有化之后，俄罗斯甚至没有靠私有化发展起任何有竞争力的产业。到现在为止，俄罗斯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不是象石油工业那样靠的是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一类天然优势，就是军工产业这样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优先发展起来的部门。 更严重的是，俄罗斯的金融寡头和大富翁们热衷的是与国外势力相互勾结而发财。他们的行为正好具有本文前边所说的人工培植的大资本家的那些特征。 俄罗斯的经济振兴需要大量的投资，那些掠夺了大量本国财富的富豪们却不肯将自己的财产投资于国内，而是利用经济的全球化将资金转移到国外。这成了主要的原因之一，使俄罗斯近十几年来一直处于资金净外流状态，其表现就是国际收支经常帐户上的持续顺差。俄罗斯的金融寡头通过这样转移资金而把自己变成了外国的资本巨头，一位顶级的俄罗斯富豪竟买下了英国著名的足球队切尔西队！ 由于想将自己掠夺的人民财产变现为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资金，俄罗斯的金融寡头竟然谋划向西方垄断企业出售归自己所有的本国战略产业。霍多尔科夫斯基掌握着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尤科斯公司的控股权，有消息说他计划将自己的一大部分股权卖给美国的某个大公司，从而导致了美国企业控制俄罗斯的经济命脉石油工业的现实危险。据说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打击霍多尔科夫斯基、清算金融寡头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大原因是霍多尔科夫斯基以资金支持了与普京对抗的在野的俄罗斯共产党。 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在我们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人工培植的大富豪资本家恰恰对本国的国际经济交往是多么危险：这种富豪资本家很可能引狼入室，成为外国大企业控制本国经济的中间渠道。 对这样明显的国际经验和中国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研究私有化的经济学家们竟能够视而不见，还在一个劲地宣扬“人工培植的大资本家才能抵御外资企业”，这委实令人吃惊。我对此的思考只能使我得出下述结论：宣传这种说法是别有用心。 我要不客气地告诉我的这些经济学同行：你们前几年才说过的话我还言尤在耳，还没有忘记！那时候你们不正是借着加入WTO之机所发出的鼓噪，拚命地要求向外国企业、外国产品开放中国的市场和投资机会吗？你们说让市场有个公平的竞争，比多少亿的收入重要得多。那时候你们是多么热衷于“公平的自由竞争”啊！你们那时候为什么反对在外资企业面前保护中国的企业呢？今天怎么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要我们去抵御外资企业，并以此为由要我们实行最不公平的私有化呢？ 如果这些“著名经济学家”不是没有任何主见的糊涂虫，我们对他们的论调的这种转变就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们的所有主张都服从于一个目标，就是消灭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行让少数人掠夺多数人而暴富的私有化。那时反对保护中国企业、反对抵挡外资企业，是因为这种保护有利于本国国有企业生存；而今日号召抵御外资企业，则是为放手让少数人变国有企业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找理由。看起来似乎截然对立的两种主张，其实服务于同一个目标。这就怪不得这些著名经济学家队伍中的某些人当时就公然宣称，加入WTO是进行私有化“改革”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必须支持以任何屈辱的条件加入WTO，因为这样能够“促进”私有化的“改革”！ 实际的经验已经清楚地表明，在我们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人工培植大资本家富豪无助于抵御外资企业，而且全盘的私有化本身就不利于抵御外资企业对本国经济的进攻。要真正能够有效地抵御外资企业，不仅需要政府保护本国企业的有效政策，而且需要保持强大的公有企业部门，同时强调公有企业的独立自主经营。 就是从抵御外资企业入侵的角度考虑，应当作的也是：坚持改革和搞好本国的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而不应当将其私有化；同时要坚持本国公有制企业的自主经营和发展，保护和扶植本国的民族产业以抵御外资企业。在保护和扶植本国的民族产业方面，当然需要保护和扶植本国的各种非国有企业，但是这种扶植主要应当集中在帮助其进行技术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而不是以各种人工的培植手段让少数人通过金融操作而暴富；对本国的国有企业，应当帮助其独立自主地发展，使它尽可能快地成长到能与外资企业对抗，而不是将它们“卖”给外资企业，交给外资企业宰割，更不应当把它们变为外资企业征服本国经济的通道。原则上不应将本国的国有企业卖给外资，而只能允许外资企业通过投入实际的资本金或技术而适当参股。

经济全球化之下的民族产业 左大培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才风行于全世界的概念。但是这一次经济活动全球化的进程，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就开始了。根据目前通行的经济全球化定义，当前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包含下述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商品交换的全球化，也就是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越来越多地与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进行贸易，而在这种贸易全球化背后发生的是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是资本和资金的运动全球化。具体说来，资本运动的这种全球化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投资的全球化——每个国家的人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际的投资活动，不过这方面的主力当然只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则是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任何国家的金融资产都趋于在全球范围内交易，其中也包括了贷款、证券交易和股票投资的全球化。 这两个方面的实际经济活动全球化，意味着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都越来越融为全球一体化的统一大市场，任何国家的商品买卖和资本流动都越来越突破国界和地区的限制，在全世界的广阔范围内进行。这种全球化的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商品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越来越强，国际贸易增长快于全球经济增长，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又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特点：少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了经济活动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它们把自己对外国的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有机地结合起来，跨国界设置自己的生产和交易流程，在某些国家投资设厂，将一些零部件出口到这些工厂去加工组装再进口到本国，从而将国际贸易整合进自己的生产和经营流程中来。 与这种实际经济活动全球化的趋势相适应，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也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的眼光。这样一种眼光的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政策上的一种趋势，它趋向于对全球各国的商品和资本的流入本国与流出本国都实行自由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样一种经济政策变化趋势是确实存在的。 在这样的经济活动全球化背景下，近年我国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民族产业”的概念已经过时，不应再强调发展本国的民族产业，而应使本国的经济尽快融入全球化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中去。还有些人更主张将中国的企业纳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流程中去，依靠外国大公司提供的技术，专门从事跨国公司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些劳动密集的部分，从而使中国经济完全变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流程的某一部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应当“不求所有，只求所在”，不应再把外国的企业与本国的企业相区别，“只要是在中国的企业，就都是中国的民族产业”。 这样的看法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极其有害。实际上，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要求我们特别重视保护和促进本国企业的发展；也只有本国企业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强大才能使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赢家。

民族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意义

一国的民族产业是在其本国注册、由其本国人主导并以其本国为经营活动的指挥中心的产业和企业。 恰恰是在我们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国的民族产业才对其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决定性的意义。 首先应当清楚，当前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打破国家作为“民族利益共同体”的世界经济根本格局，反而使其进一步强化。这反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从来就不包括劳动市场的全球化，由此而破坏了在人均收入上拉平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最主要机制。 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拉平不同地区之间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的最有效手段是让劳动力在这些地区之间自由流动，这样就可以使不同地区的劳动报酬趋于均等化。就全球范围来说，在人均收入上拉平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最主要机制是劳动市场的全球化，劳动市场的全球化意味着劳动力日益强烈地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习惯于把市场分为3类：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但是目前人们谈论的经济全球化却只包括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根本就不涉及劳动市场的全球化。应当说，这种话语习惯是反映现实的，因为现在穷国的劳动力确实几乎无法向发达国家流动。 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从政府到民众都不想开放边界，让穷国的廉价劳动力自由流入本国。这首先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工人反对穷国劳动力的流入，怕因此而危及自己的工资和就业，而其他阶层和政府则不能不向这种情绪让步。其结果是发达国家对穷国的劳动力关闭了它们的边界，强行阻止了劳动市场的全球化进程。这就造成了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中并不包括劳动力的流动全球化，这不仅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甚至可以说是由发达国家的利益造成的。 当然，发达国家的许多企业甚至个人是愿意使用穷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但是他们深知穷国劳动力大批流入会在短期中造成大量失业，而且会明显地降低本国工人的工资，这又会带来剧烈的社会冲突甚至严重的社会动荡。近年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不断暴露出来的排外倾向，就是这种社会冲突的前兆。因此，为了保障本国的社会和平和生活安宁，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企业界，都接受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基本上禁止穷国劳动力流入本国，不允许劳动力市场全球化。这就造成了发达国家对穷国移民的极严厉的限制。 恰恰是这种心照不宣的政治默契表明了，在当今发达国家的那种政治民主制度下，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从资本家、企业主到普通工人——仍然把自己的国家看作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仍然把这个共同体成员的利益放在其它国家公民的利益之上。由此就产生了美国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美国人会毫不犹豫地把本国公司向中国出售军事技术的行为看作“卖国”。 在这种以国家为基本的利益共同体的格局下，一国绝大多数人的福利都取决于、也只能取决于本国的人均产出；而当代的经验事实和经济增长理论都证明，就长期来说，一国的人均宏观总产出又取决于该国的技术水平，取决于该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知识，用一个流行的术语说，一国的人均总产出取决于该国的“人力资本”。经济发展首先意味着急剧提高一国的人均宏观总产出，它的首要前提是迅速增加该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知识——该国的“人力资本”。 这里所说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不仅包括生产上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包括了有关销售和经营管理的能力和知识。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一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知识、一国的“人力资本”集中在而且集中体现在该国的民族产业中，特别是体现在该国的大企业中；而且只有在一国民族产业和企业的发展中，该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才能够得到足够的发展。前苏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谓不遗余力，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妨碍了本国企业的成长，就使其在生产技术上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简单的现象联系：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掌握的先进技术知识就越多，其大企业就越多越强。当今的经济发达国家几乎都有大量拥有先进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大企业。世界的头两大经济强国——美国和日本，具有世界上最多的巨型跨国公司；就连小小的老牌发达国家荷兰，也有菲利浦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来支撑自己的经济。 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国家的企业，其资本和企业经营管理层的雇员主要还是来源于本国。即使是大的跨国公司，大体上也还是如此。不仅如此，这些跨国公司本身也都把自己视为某一个发达国家的企业，要求这个发达国家的政府特别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大名鼎鼎的欧洲电气公司菲利浦公司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菲利浦公司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大跨国公司了，到2000年为止的15年里，它在中国已经投资10亿美元。从大百货商店所卖的照明灯具看，与它合资的企业可能占了中国白炽灯市场销售量的一半，菲利浦公司由此而从中国赚得了可观的利润。可是这个菲利浦公司却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中国企业，甚至并不采取一种忽视国籍的中间立场，而是偏偏要强调自己是一个欧盟国家的企业，挑动欧盟对中国搞反倾销。欧盟13年以前就对中国向欧盟出口的彩电征收反倾销的高关税，而带头起诉的就是这个菲利浦公司。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外国企业、特别是外国的跨国公司，不仅不想把自己看成是不发达国家的企业，而且自觉地与不发达国家的企业为敌，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为敌。 在这样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要想快速地发展本国经济，就必须尽快增加本国人掌握的先进技术知识，尽快、尽多地作大作强本国的企业，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在最近50年中取得了最快的发展，跨入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门槛，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发展起了强大的民族产业。

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先进制造业

恰恰是在当前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之间处在经济上相互的激烈竞争中。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落后国家才特别需要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先进制造业，舍此便不能发展本国的民族产业，不能增加本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因而不能增加本国的人均宏观总产出和总收入。 上一次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不是直线性地一直向前推进的，它经历过巨大的波折。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战争和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曾经使经济全球化的历程经历了一次大倒退。在这次大倒退之前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全球化曾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大致的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整个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程度，并不比一百多年前强多少。在100年前的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不知道今日限制人员流动的“签证”为何物。当时的资本流动相当自由，流动的全球性也很强；甚至产品交易的全球化程度也极高——在英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中，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即使根据弗兰克的看法，19世纪末达到高峰的那上一次全球化的历程至迟也于18世纪下半期开始。那次全球化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18世纪末发生的英国产业革命。在这次全球化过程的初期，进行并完成了产业革命的英国统治着世界经济，一度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为了保障自己的这个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英国主张并带头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从而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和德国已经赶上和超过了英国，成了世界第一和第二经济强国。这样的世界经济格局基本上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 而恰恰是19世纪的这次全球化证明了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先进制造业的极端重要性。在这方面，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虽然拉丁美洲各国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拉丁美洲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被动适应英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幻想以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来“融入”英国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 当然，拉丁美洲各国一般都没有真正彻底地实行过自由贸易政策。它们国内也都有反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观点和势力，各国政府也都采取过不少限制进口的措施，特别是对许多进口产品征收过高关税，甚至为保护本国的某类产业而征收过较高的进口关税。但是，拉丁美洲国家对进口品征收高关税的目的与当时的美国有着原则的不同。 美国对进口的高关税是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而拉丁美洲的高关税却是为了使政府得到尽可能多的财政收入。为保护产业而征收的高关税最好是禁止性的，而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当然不想杜绝进口——那样政府就收不到关税了。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势必要允许进口达到相当大的数量，以保证可以从进口中收到尽可能高的关税。这样，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一般都不会给予本国产业以足够的保护。 对于19世纪的拉丁美洲各国来说更致命的是，由于它们的关税政策主要是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考虑的，一旦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好转，政府就没有很强的动力去维护对进口品的高关税。特别是当这些国家的出口增加之后，国内购买力的增加导致进口增加，政府由于关税收入增加而愿意降低进口关税税率，结果导致进口工业品关税失去了保护本国产业的作用。 到19世纪中叶，整个拉丁美洲大陆都转向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力图融入当时由英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通过商品出口和外国资本流入来迅速发展经济，而它们所依靠的出口产品，只能是拉丁美洲各国有很强的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这样的外向型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一直被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结果导致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片面依靠少数农产品。在世界性的农业生产过剩和30年代大萧条之后，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都成了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由于在19世纪中坚持不懈地靠保护关税来发展本国工业，把本国建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强国，最后变成了经济最发达的富国。 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 与此相对照，美国在1776年独立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但在19世纪上半期就广泛发展起了使用机器的工业化生产。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工业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在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而到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已经占整个世界工业生产的36％。而在这样高速的工业发展过程中，美国一直实行着高额的保护关税。正是由于美国关税中的保护主义成分是如此之强烈，美国的一位经济历史学家才写道：“我们商业政策的基调从一开始就是为国内制造商保留国内市场，而排斥外国竞争的”。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才放弃了保护关税政策，转向了自由贸易。 《1890年麦金来关税法》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关税达到了顶点，该法将整体关税率从38％提高到49.5%。要体会美国19世纪的关税率有多高，我们只须把它与今日的通行关税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知道。“世界贸易组织”现在允许“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国保留较高的进口关税，但是平均关税率也不过15％！美国的榜样是当时促使法国、德国和其它欧洲诸国采取保护关税政策的一个因素。由于美国这样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再加上美国经济规模为世界最大，美国成了世界上最不开放、最不全球化的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对外贸易占其GDP的比重还不到10％。 在1912年，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在法国为8.2%，在德国为8.4%，在意大利为9.8%，而在美国却达18.5%。英国由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进口关税接近于0。但是英国当时已经是一个经济上正在衰落的国家，它的工业产量已经被美国和德国所超过。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而那些新起的经济强国，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英国的国家，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其平均关税率都明显高于中国。 很明显，美国和德国是19世纪那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赢家，而中国和拉丁美洲则是典型的输家。输家不如赢家的地方有许许多多，但是对外经济关系和政策上的弱点肯定是不发展的原因之一。在这方面，拉丁美洲和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失败就败在没能有效地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先进制造业，没能发展本国的民族产业、增加本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拉丁美洲的失败更是由于被动地适应英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幻想以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来“融入”英国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因而不能足够地增加本国的人均宏观总产出和总收入。

促进民族产业和自主的技术发展

为了在当前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快速地发展中国经济，我们不仅应当保护和发展在中国土地上的先进制造业，而且尤其应当促进本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坚持由本国企业进行的自主技术发展。 近年来我国存在着一种偏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发展中国经济的唯一道路就是将中国的企业纳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流程中去，依靠外国大公司提供的技术，专门从事跨国公司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些劳动密集的部分，从而使中国经济完全变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流程的某一部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许多企业不求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而满足于使用外资提供的技术，甘当为外国企业品牌生产的“世界工厂”。更有许多企业把自己矮化为外国公司的组装车间或零部件加工厂，从外国进口散件组装汽车出售，甚至完全让外国企业控制，靠进口零部件加工再出口由外国企业销售过活。 有人认为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正确发展战略，其实是葬送中国长远经济发展的错误道路。正确的道路应当是自主地促进本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坚持由本国企业进行的自主技术开发。 在短短10年时间里成功地壮大为国际级家电企业的TCL，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自主发展我国民族产业的必要。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万明坚，引用了一份曾经被产业界广为传播的文章《日本企业战胜中国制造的五张王牌》，指出此文“是日本新闻界对日本企业的忠告”，它“提出日本企业所具有的优势，也就是所谓五张王牌，包括先进的生产方式、专利技术、质量品牌、产品设计开发、及时响应客户需求等，也是中国企业面对国际化竞争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制造’如果依然停留在三来一补、OEM、ODM等简单的加工层面，我们终将沦为整个价值链的最低端，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润，失去持续快速发展的能力”。 TCL在并购了阿尔卡特全球移动电话业务之后发出豪言：用TCL精心构建的资本优势、资源优势和智力优势，战胜日、韩企业。万明坚说：中国制造业怎样战胜日韩？“必须要有智慧化的提升，而不能简单沦为第三世界的代工，挣加工费。中国制造业现在还做得比较顺手，大家还可以活得很好，但这不等于要让海外资本、资金来利用我们的优势，反而应该利用这种资源优势去整合海外的技术与品牌，正确的策略是资源优势、资本优势、智力优势三者同时并举。发展路径为：利用资源优势完成资本的积累，再快速吸收智力优势”。 “制造业的强大必须智慧化，任何一个产业都可以把规模做得很大，都可以通过规模做大来降低成本，最终使国内厂家把价格打得很低，最后却象一个陷阱，越来越被动。如何摆脱这个怪圈？”“简单依靠成本优势的话，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是短期的，一旦别人改善了配套环境、投资环境，我们的成本就不再有优势。” “现在我们制造业竞争力对出口带动很大，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要有专利、标准等，形成相当强的设计能力，最后上升为制定局部行业标准以及消费潮流的能力。中国的制造业目前已经发展到相当高水平，现在应当要警醒了，要提高档次进入智力竞争了。中国在制造业上将来要面对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的竞争”。（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5月3日第21版） 万明坚精辟地指出了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矛盾：技术水平低的落后国家在国际竞争中靠的是工资低的成本优势，而经济发展的最终成就之一就是摆脱低工资的贫困状态。要变成高工资而又不丧失国际竞争中的成本优势，唯一的出路是发展民族产业和自主的技术，从整体上提高本国企业和民众的技术水平。 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韩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已经雄辩地说明了自主技术发展的重要性。 日本的两个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丰田和日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习制造轿车技术的过程中走了很不同的道路：日产更多地依赖外国技术，曾经采用过进口零部件组装的方式组装过英国的奥斯叮轿车；而丰田从来都是坚持自主学习，没有采用过CKD方式，而不得不大量地在没有来自掌握技术方的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的条件下，模仿制造市场上已有但自己过去又不能生产的车型。这两条不同道路的不同结果是：丰田发展出了比日产更强的组织能力，并创造了风靡世界的丰田生产方式（精益生产方式）；而日产不但越来越追不上丰田，还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陷入困境，不得不引入法国的国有控股企业雷诺汽车公司进行重组。 韩国的两个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现代和大宇，最初都是通过CKD方式组装外国汽车而开始学习制造轿车。但在后来的年月里，现代始终坚持自主学习，不允许外国企业控制自己，而大宇却长期依靠与美国通用合作来获得技术。今天现代已经成为世界级的汽车生产厂商，而大宇却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陷入困境，于2002年被美国通用收购。 其实，就国际上国家之间的整体比较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和韩国整体上还是靠本国的民族产业来发展经济的，真正靠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来发展本国制造业的国家是拉丁美洲的墨西哥等国。而这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所造成的不同后果现在已经表现得清清楚楚。正如本文前边指出的，当今的经济发达国家几乎都有大量拥有先进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本国大企业。另一方面，历史的事实又是，除了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小国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靠外国的跨国公司实现本国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范例。稍微大一点的由落后国家转变为发达工业国的后起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无一例外地都主要是依靠本国企业在工业上和经济上赶上了先进国家。而那些从一开始就依靠外国的跨国公司来发展本国经济特别是本国制造业的国家，如拉美的墨西哥等国，则都一直还在第三世界的队伍中挣扎。

这笔账一定要算
                  
                  
                  
                  
                                                                  
                  左大培（2005年4月10日）
                  
                  
                  
                        
                  在今年3月全国人大和政协的全体会议上，像往年的“两会”期间一样提出和通过了许多提案。新闻媒体对这些提案作了许多报道，连我也为评论这些提案而接受了多起采访。但是这些热闹的喧嚣并不能掩盖今年“两会”的一个最大缺失：最需要立即通过的一个法令——统一外资企业所得税和国内企业所得税的法令，不仅没有获得通过，甚至没有在这两次会议上提出和讨论！
                        
                  尽人皆知，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享受着惊人的税收优惠。这种税收优惠造成了一个在世界历史上都罕见的怪现象：中国自己的民族企业竟然在本国领土上遭受税收歧视，承受着远远高于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有专家估算，中国境内企业在所得税方面的平均实际负担率，外资企业为11％，本国的内资企业却高达22％。
                  这一歧视本国企业的税收格局，已经维持了20年之久，其根源主要在于政府税法规定的不同待遇：中国税法规定的所得税税率，内资企业为33％，外资企业为15％。连调节内资企业所得税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律都不是一个：中国同时适用着两个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就使外国企业成了在中国享受着特权地位的“高贵阶层”。
                  这种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的社会政治都造成了极大伤害。中国政府的税收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政府为维持其税收收入又不得不反过来增加民族企业的税收负担，由此而压垮了不知多少民族产业。更严重的是，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使中国企业就是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也处于劣势地位，几乎无法与外商投资企业竞争。这种在市场竞争中大幅度偏向外国企业的政策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就是我们20年来看到的令人愤慨的现象：国内的外资企业日益发展壮大，中国的民族产业却陷入了困境，不仅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倒闭，造成了城市地区的大量失业，就连一度发展势头强劲的民族私营实业也越来越难以成长，由于很难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开始衰落。
                  要认清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有害，并不需要多高的经济学水平。现代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宣称信奉“公平竞争”原则，企业之间税负公平则是公平竞争的基本要素之一。单凭这个“公平竞争”原则，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就是根本不该实行的政策，明白这一点不需要任何成人的智力。更何况全世界的经验事实更是与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背道而驰。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经济政策都是给本国企业比外资企业更优惠的待遇，外资企业能够得到与本国企业同样的待遇，已经是对外资企业最大限度的优惠了，怎么还能让外资企业享受到比本国企业更多的优惠呢？
                  我在2000年就发表过专门的学术论文，以数学推导来论证外商企业税收优惠如何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20年来，无数的中国公众特别是企业界人士不断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求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据称，光是每年在全国人大和政协全体会议上由代表们提出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提案，也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但是这样重要而急需的政策改善却至今未能提上“两会”的议事日程，其原因也再简单不过：过去的“外经贸部”、今日合并后成立的“商务部”一直在坚决反对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今年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提案甚至已经得到了财政部的坚决支持却仍然未能列入“两会”的议事日程，其原因又是因为“商务部不同意”。
                  过去的“外经贸部”、今日的“商务部”反对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其理由是“这会减少对外资的吸引力”。其实中国今日需要的根本就不是吸引外资，而是要把外资赶出中国。中国从1995年以来就是一个资金净流出国，每年都一边引进几百亿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时就通过增加外汇储备等渠道流出更多的资金。中国资金流出的根本原因是投资国内实业利润太低，利润低的主要原因是国内资金过剩，流入的外资抢占了过多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最近十几年给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增加的对外资的吸引力，以减少对中国资金的吸引力为代价，以中国企业和资本的损失为代价，以中国人民利益的绝对损失为代价。说到底，这样去“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是出卖中国利益——不，是向洋大人奉献中国人民的利益！
                  既然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在最近十几年来就是一个对中国人民利益的祸害，为什么作为中国政府一个重要机构的外经贸部会那么不遗余力地要保护它？
                  一个在公开场合最说得出的理由是，“为了本部门的政绩”。外经贸部及各级政府中的相应机构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下产生的政府部门，其职责就是完成和超额完成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方面的计划指标。因此，这样一个部门中的官员势必会以尽可能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尽可能多吸引外资来显示自己的成就。多年来我经常对朋友们讲：我要是当了外经贸部长，也得拼命吸引外商来投资，拼命增加出口和进口。对一个外经贸部的部长来说，总不能是外资吸收得越少，对外贸易的规模、特别是出口越小，工作的业绩就越大吧！
                  这样说当然丝毫没有为前外经贸部的错误路线辩护的意思。为几个大官（哪怕他是部长或政治局委员）的“政绩”而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当然是可笑的，是任何有良好的治理国家理念的人所不能想象的。但是可惜中国出现的这样的事太多了，许多对全国人民来说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就因为影响了几个官员（哪怕是芝麻大的小官）的政绩，就永远都无法实行！这次商务部否决了对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讨论，就是最明显的一例。
                  我说前外经贸部必然会维护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并不是说它们这样背叛中国人民的利益有理，而只是强调，外经贸部的存在本身就使任何有良心的官员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在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本来就不应有外经贸部这种计划经济式的部门的位置。我们在宣称实行市场经济后的十多年里还保留了一个超乎任何政府部门之上的外经贸部，这是一种最坏地保留计划经济遗迹的做法。这样作实际上是在中国政府中造成了一个外国资本的代表，让它祸害了中国十几年。
                  熟知中国政府内部情况的人都会明白，说前外经贸部拼命维护外资企业税收优惠仅仅是为了“政绩”，那真是把这帮官员太理想化了。其实前外经贸部的官员们如此地为外资企业卖力气，恐怕更多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经济利益——个人那见不得人的好处。早在20年前，当普通国人出国还难于上青天时，外资企业就不断向外经贸部、中国人民银行这些主管外资事物机构的“洋务大员”们提供巨额资金，让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从免费的“出国考察”、豪华的接待一直到远远高于当时的正常工资的“零花钱”。至于今天这样的经济好处已经上升到了什么层次，那恐怕只有最丰富的想象力才能猜测了。
                  有了这样的“政绩”加变相贿赂的诱惑，就难怪有众多的外经贸部门官员前赴后继地要把这个部门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部。这次坚决阻挡对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讨论，就是前外经贸部的遗老们在现在的商务部中继续作祟。
                  这次公开出来反对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都是职务不高的小人物，如商务部外资司司长胡景岩、商务部研究院跨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等人。他们所列出的理由，如“中国现在吸引的外资还不多”、“取消税收优惠不利于吸引外资”等等，也都是早就被我们批得体无完肤的瞎说。商务部本身拒绝回答媒体的问题，甚至不对媒体的揣测发表任何评论，但是在暗中却承袭着前外经贸部的路线，一如既往地把外资企业奉为太上皇。
                  关键的问题不是公开出来反对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这几个小人物。知道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光是这样的小人物不可能阻止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在这些小人物背后肯定有更大的后台，这些后台十有八九都是前外经贸部那个利益集团的领军人物。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阻挠取消歧视中国企业的税收制度，就是这个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敌的利益集团的杰作之一。今天，他们已经感到理亏心虚了，所以才躲到了暗处，让那几个小人物出来支吾其词。但是他们背叛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却照行不误。
                  且不要小看前外经贸部这个利益集团，他们祸害中国人民的能量却无比巨大。我在2002年初和2003年初致全国人大的两封公开信中，已经揭露了他们的部分罪行。这里还要对他们的其它罪行作进一步清算。
                  有一位现在已经升为商务部高官的前外经贸部官员，就是在当年崇洋媚外成风的前外经贸部中也被称为“跨国公司驻中国总代表”。在中国政府各机构协调对外经济政策的历次商讨中，此人从来都抱怨中国政府给外资企业的优惠太少，坚决反对任何减少外资企业优惠的政策变化。此人的可恶之处在于总爱代外国人“恶人先告状”，动辄写信给前外经贸部利益集团的上层代表，以讨得“批示”来为外资企业争优惠为能事。由于为外国老板效劳功绩巨大，此人已建立了与美国政府官员的“个人良好关系”，不时还在国际谈判的场合上演与美国那些杀伤中国企业的高手们“贴贴脸”的丑剧。中国的企业就在他们之间的这种“亲密个人关系”之下被导向了灭顶之灾。
                  前外经贸部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实行全行业私有化的中央部委，最早以“改制”为名将全部所属企业私有化。只是由于具体执行的人还有点良心，才在具体操作上以推行“职工全员持股”为主。但就是这样，“改制”的结果也往往变成了“经营者持大股”。这样的改制给银行留下了无数坏账，给职工造成了无数问题，却让极少数人大发横财，在全国的“权贵私有化”浪潮中起了恶劣的带头作用。
                  至于前外经贸部在加入WTO问题上如何误导中国政府，最终使中国接受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大幅度开放了从外国的进口，而外国却可以对开放从中国的进口附加种种限制而实际上不开放，我已在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中作了初步清算，这里先不论。
                  做出了这种种恶行的前外经贸部官员们，却不准受了他们损害的中国人民对他们提出任何异议。前些日子龙永图跳出来以跨国公司代言人的姿态教训全中国人民，甚至大骂对他们不满的南方企业家，是最明显的一例。但这还不是最坏的一例。
                  去年年初我出席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举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会上集中讨论了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会上的发言在理论上和经验材料上都十分丰富而深入，当然也不能不谈到外资企业横行对中国经济的害处。但就是这样一个纯学术的研讨却使前外经贸部的老爷们暴跳如雷。他们公然以政府机构的名义向中央打报告告状，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种学术研究否定了他们引进外资的“成就”，要求中央给他们的“工作”以“正确的评价”。这帮老爷平常欺压中国百姓以致企业家已经成了瘾，现在已经到了连学术界都不能说他们一个“不”字的地步。中国人谁敢不对他们唱颂歌，他们就要搬出政治权力来进行镇压。
                        
                  写到这里我真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忍不住要质问这班买办老爷：你们对中国人这样专横跋扈，怎么到了外国老板面前就那么言听计从？说你们是洋奴，不是再恰当不过了吗？在最近的十几年中，外经贸部已经成了中国经济上的太上政府，它把本部门（其实是本部门的少数大官）作“儿皇帝”的利益凌驾于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之上，实质上就是把外国资本家的利益凌驾于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之上。
                        
                  本人如此愤怒，是因为我也受过这班老爷的欺压。2002年初我公开指责前外经贸部在加入WTO问题上损害中国人民的行为之后，就曾遭到本研究所的领导“找谈话”。领导显然是受了“上边”指令，要我停止这种公开的批判和指责。而我则坚决地拒绝了这一要求。我请我们所的领导报告尽可能高的上级领导：任何人都别想当了婊子以后还要立牌坊。我就是专门砸婊子的牌坊的，就是专门干“秋后算帐”的事业的。我将把未来的精力用在搜集、记录、整理事实材料上，用来“秋后算帐”上，以便说明是什么人以什么方式搞垮了中国的哪个产业、哪个行业。我的研究一定要把责任落实到人，绝不搞“集体负责”，空谈什么“共产党”怎样怎样，“政治局”如何如何。你们可以封锁我的言论，但是我会有足够的办法，将我的全部研究成果公开出去，让全中国人民都认清那些背叛中国人民利益的人的真面目。
                        
                  我现在不仅还坚持我当时的誓言，而且还要立即将它直接应用于前外经贸部。前外经贸部的余孽们在今年成功地阻止了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这当然又在中国人民的心口上捅了一刀。不过，这也给了我最好的契机，来彻底清算前外经贸部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种种行为。
                  这也就是本文题目的含义。正告前外经贸部的那个利益团伙：别以为你们阻止了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就是又白为你们的外国主子得了一回便宜。你们欠下的这笔账早晚要清算。我们会将你们损害中国人民利益而对中国人民欠下的每一笔账都记录在案，并且会彻底清算你们欠下的所有陈年老账。套用一位老“还乡团”的话：你们欠了中国人民什么，我们会叫你们吐出来，你们欠了人民的账，我们要“一笔一笔慢慢算”！
                  还要奉劝现在的“商务部”的官员：不要再走前外经贸部的那条路线，作那个利益集团的殉葬品。我已经说过，前外经贸部由于其职能定位，替外资说话还有其迫不得已之处。现在的商务部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作外资企业的利益代表。
                  中国的商务部，顾名思义，其职责就是统管中国政府有关一切市场交易和贸易的事物；吸引多少外资，搞出多大对外贸易规模，都不再是你们的职责。在与外资企业打交道时你们更应当记住，你们是中国人民的政府机构，代表的应当是中国人民包括中国企业的利益，而不应当是代表外国企业的利益。当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中国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商务部的责任是保护和帮助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斗争，而不是去帮着外资企业说话。商务部的成就，在于帮助和扶植中国企业，使它们作大作强，尽快完成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即便是放任外资企业壮大而压倒中国企业都是商务部的失职。
                  商务部的官员们：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像前外经贸部那样作外资企业的代表，对中国人民犯下新的罪责，以致还需要我来给你们再作一次“秋后算帐”。

第八章全球化陷阱（中） 热

第八章全球化陷阱（中） ［ 作者：左大培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720 文章录入：左大培 ］ 第三节 插入的讨论：有害的外国直接投资 为了进一步论证上一节所说的当前经济全球化之下的利益分配格局，本节要深入分析不发达国家中的外国直接投资。 经济全球化的鼓吹者们喜欢颂扬外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其理由是：这种外国投资可以增加生产，外资企业比落后国家的本国企业更有效率。在他们看来，只要满足了这两点，外国投资就是大大的好事。按照这种逻辑，他们认为外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而不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越多越好。 其实，对外国投资的这种评价标准本身就是错误的。外国投资对一个国家是否有好处，并不取决于它是否能增加生产，也不取决于它是否更有效率。更有效率、能增加生产的外国投资也可能是有害的。 判断外国投资对一国是否有好处，根本的标准不是它能否增加生产，而是它能否增加该国人民的收入。外商投资如果只是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却减少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收入，这样的外国投资就是有害的。可外国投资就是增加了一国的生产，也不见得能增加一国的收入。外国投资在增加一国生产的同时，也增加了外国的利润，而外国的利润并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收入。如果外商投资只是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却减少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收入，这时外资所增加的利润一定高于其增加的产量。简单地说，如果外国投资增加的产量少于它增加的利润，这样的外国投资即使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它也是对该国有害的。 为什么以是否增加本国居民收入来判断外国投资是否有好处？因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不是单纯的生产，而是为了取得收入。如果一个工人的产量增加了，而他的收入（工资）却下降了，他一定会不满，认为自己受到了剥削。对一个国家也同样是如此。99％的民众真正重视的都不会是他们生产了多少，而是他们收入了多少。他们增加生产也是为了增加收入。只要站在本国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以是否增加本国居民收入来判断外国投资是否有好处就是天经地义的。 在统计上，一国领土上的生产数量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GDP），而一国居民的总收入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GNP），二者之差就是所谓的“净要素海外收益”，主要是净国外投资收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995年比国民生产总值多1千亿元，其后这一差额逐年上升，1998年达到1,300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这个数额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所获利润大于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利润的差额。这个数字表明，每年中国生产量的1.5%已经化为外商投资的利润，不是中国人民的收入了。如果考虑到跨国公司常常高报进口原料价格、低报出口产品价格以降低报表上的利润，我国产出中外商投资利润所占比例还会更高。再让外商投资大量增加，我国的生产与人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只谈生产是否增加而不问本国的收入怎样，就完全是忘掉本国人民利益的自欺欺人了。 谈论外国投资企业是否增加了一国的产量，不能光看外资企业本身的产量是否增加，还要看外资企业产量增加时挤掉了多少本国企业的生产。全球化的世界是“买方市场”的世界，企业的产量主要受市场销售量限制，而市场的总的容量又是有限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外资企业增加产量靠的是挤占本国企业的市场，那么这样的外国投资虽然增加了外资企业的产量，却没有增加本国的总产量，因为它的产量增加了多少，本国企业的产量就减少了多少。而这样的外国投资对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是有害的，因为它在增加外资企业产量的同时必定增加了外资的利润，而它又没有增加本国的生产，其结果必定是本国人民收入的减少。 当然，不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能够挤占本国企业的市场，一般说来应当是由于外资企业的效率高。但是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不发达国家外资企业的效率高可能对其本国居民是极其有害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高效率的外资企业可能会用一个本国员工生产出本国企业三个员工的产量。这个外资企业可以将他的这一个本国员工的产量分成3份，其中的1.5份作为他的工资，另外半份作为产品降价“让利”给本国的消费者，而把剩下的那一份产品作为利润收归己有。这样一来，这个外资企业既可得到足够的员工、也可得到足够的市场，但是却夺走了本国企业3个员工的产品市场，通过使他们失业而夺走了本国居民那3份产量的收入。当然外资企业本身也给了不发达国家的居民以收入，但是这种收入只相当于两份产量——半份通过产品降价让利给该国居民，一份半是外资企业的该国员工的工资。总的结果是这个有效率的外资企业使所在国人民的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 这个例子不但说明，效率高的外资企业也会有害于所在国人民，而且说明了，在国内总需求不足、外资企业又完全面向所在国市场进行销售时，有效率的外资企业必然是有害于所在国人民的。 这样一来，严格的推理让我们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即使外资企业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即使外资企业更有效率，它也完全可能有害于这个国家！只要外资企业所增加的一个国家的产量少于它自己利润的增加，这种外资企业就有害于这个国家；只要一个国家的外资企业靠挤占内资企业的市场而增加自己的产量，它就有害于这个国家，而且外资企业越有效率就越有害！ 任何推理背后都有假定的前提，上述推理背后的前提是产品的需求给定不变。很多人会认为这个假定不现实，但这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标准假定。按照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要想扩大总需求，就必须扩大政府开支、减税、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或者扩大净出口。这样，为了避免外资投入带来的上述弊病，不发达国家就必须把引进外资与扩大国内总需求相结合。这样或许能够在短期中缓解失业和本国收入的下降。 但是，把引进外资与扩大国内总需求相配套的上述作法，即使真能在长远增加本国居民的总收入，它仍然会留下一个巨大的宏观经济问题：由于外国资本的利润占本国总产出的相当大部分，本国经济主体的总收入大大低于本国的总产出，本国政府将难于运用自己可以支配的政策手段来充分地扩大总需求。在上述情况下，即使本国的经济主体将其全部收入都变成支出，国内主体造成的总需求仍然会显著小于本国的总产出，因为本国的经济主体的总收入大大低于本国的总产出。 弥补本国总产出与本国的总收入之间的这个差距的方法只能有3个：1. 形成相应的净出口；2. 再吸引相应数量的外国投资，包括已经在本国的外资企业的利润再投资；3. 增加本国经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实际金融负债或减少其资产。 上述的第3点意味着本国的经济主体应当卖掉自己的金融资产来提供支出的资金，或者干脆举债支出。而且这种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不能纯粹是本国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转移：诸如政府向本国居民借债以进行采购的行动，如果动用的是买国债居民的当前收入而不是他们过去的储蓄，那就丝毫无助于解决外资的利润所造成的国内总需求不足。如果本国居民在已经花光了自己的收入的前提下，将一部分他们过去的储蓄变为政府公债从而使政府可以举债支出，这当然可以帮助解决外资的利润所造成的国内总需求不足，但是这样就增加了本国经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实际金融负债，其数量正好等于政府债务的增加量。 很显然，上述3个办法，特别是后两个办法都很可能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超过了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们就不能长期使用下去。第一个办法的最大问题是它会导致严重的国际贸易摩擦：一国如果长期具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就会使别国倾向于找借口对它实行贸易制裁。当外资利润与总产出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定界限时，如果实行第二个办法，外资的赢利率又比较高，就会导致国内资本存量中外资的比例不断提高，最终导致外资控制本国经济；如果实行第三个办法，则会导致本国经济主体的实际金融财产不断减少。这对任何不发达国家都是很危险的前景。 简而言之，只要外资企业挤占了不发达国家企业的市场，或者抢走了该国企业的盈利机会，它对该国就多半是有害的。有害表现在减少了该国人民的实际收入。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争夺市场最激烈的时代，也是一个争夺投资机会最激烈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最宝贵的就是市场，就是投资盈利的机会。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们在抢夺市场和投资机会上极有效率。而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却要不发达国家放弃对国内市场和投资机会的保护，让外国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本随意抢占其国内的有利的投资机会。这样作的结果，长远来说一定会降低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实际总收入，甚至在短期中就会引起这样的后果。正因为如此，本节前边才说，在长期中，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不利于不发达国家真正的民族资本，也不利于其本国劳动者的长期福利。 对我们的上述分析，全球化的拥护者们惯用的回答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企业资本和员工的来源都已经国际化，这对跨国公司尤其是如此。在这样的时代，追究企业的国籍已经没有意义，不应当再划分什么“民族产业”和“外国企业”。对所有的企业都应当一样看待。 可惜的是，全球化拥护者的这种说法并不合乎事实。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国家的企业，其资本和企业管理层的主要雇员主要还是来源于本国。即使是大的跨国公司，大体上也还是如此。不仅如此，这些跨国公司本身也都把自己视为某一个发达国家的企业，要求这个发达国家的政府特别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大名鼎鼎的欧洲电气公司菲利浦公司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菲利浦公司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大跨国公司了，到2000年为止的15年里，它在中国已经投资10亿美元。从大百货商店所卖的照明灯具看，与它合资的企业可能占了中国白炽灯市场销售量的一半，菲利浦公司由此而从中国赚得了可观的利润。可是这个菲利浦公司却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中国企业，甚至并不采取一种忽视国籍的中间立场，而是偏偏要强调自己是一个欧盟国家的企业，挑动欧盟对中国搞反倾销。 欧盟13年以前就对中国向欧盟出口的彩电征收反倾销的高关税，而带头起诉的就是这个菲利浦公司。到2000年前后，反倾销关税适用的年限将要过去，到了欧盟复审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措施的时候了。如果当初起诉的企业撤诉了，欧盟就不能再对中国向欧盟出口的彩电征收反倾销的高关税。可是菲利浦公司就是不撤诉，弄得中国的彩电企业还得在欧盟的法庭上受反倾销诉讼的煎熬。 这还不够，菲利浦公司2000年还曾在中国大批量压价收购节能灯，然后向欧洲市场低价出口。但是反过身来，它却又想和两个欧洲厂商联合起来，为中国对欧洲出口的节能灯向欧盟提起反倾销诉讼。只是因为受了中国政府机构的压力，后来才决定不在节能灯问题上向中国企业发难了。 乍一看，菲利浦公司自己向欧盟国家出口中国产的节能灯，又自己起诉要对中国出口的节能灯搞反倾销，这不是在自己整自己吗？其实在这表面上自相矛盾的作法背后，隐藏着菲利浦公司要挤垮中国所有的节能灯企业的阴谋：它要么是想让欧盟对中国企业出口的节能灯反倾销，但是它自己向欧盟出口的中国产节能灯例外，那它就可以独霸中国对欧盟的节能灯出口；或者是想以自己的行动促成欧盟对全部中国出口的节能灯都搞反倾销，将中国的节能灯企业逼入困境，以便搞垮它们，自己独霸中国的节能灯生产。不管是哪一种可能，目的都是为了垄断中国节能灯的生产和销售。 按照全球化拥护者们的逻辑，菲利浦公司在中国有这么多投资，又占了这么大的市场份额，它应当自我认同为一个中国企业，或者是一个对中国和其母国没有不同态度的企业。但是菲利浦公司并没有象他们想象的那样作。它从来就自认为是一个欧盟的企业，并且正是凭着欧盟企业的身份而挑起了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诉讼，同整个中国的企业为敌。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外国企业、特别是外国的跨国公司，不仅不想把自己看成是不发达国家的企业，而且自觉地与不发达国家的企业为敌。它们在不发达国家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抢占这些国家的市场和投资机会，最终挤垮这些国家的企业，垄断它们的经济。 第四节 危险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 本章第一节已经说明，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有两大支柱：全球性的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本书的上一章已经说明，自由贸易其实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利。本节将讨论经济全球化的另一大支柱：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舆论已经把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看成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和不可抗拒的潮流。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不断发生的国际性金融冲击已经开始动摇这个教条，但是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必要性和必然性的迷信仍然统治着整个经济界。 本章第一节已经指出，不能把经济全球化简单地看成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同样，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必然性”的迷信也不具有坚实可靠的科学基础。它只不过是将可以在前几十年中观察到的一个趋势简单地类推到未来而已。而人类的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告诉过我们，这种经验主义的类推是极不可靠的。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对目前的人类社会到底是弊大还是利大，因为人类的历史反复证明，弊大于利的潮流是不能持久的，往往是不久就被相反的潮流所取代。 当然，根据著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我们只能拥护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根据这些模型，资本的所有者们会正确地判断把资本投到哪里对自己最好，而给所有者带来最大好处的投资行为也会给整个社会、包括资本所有者自己的祖国带来最大的好处。按照这种观点，妨碍资本自由流动当然是有弊无利的，每一个国家正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应当让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 但是，本书的最初几章已经说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这一类结论往往是武断而不合乎实际的。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事实是最好的裁判人。诚然，有许多资本所有者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中大发横财，但是，我们也不时听说，某某资本所有者在国际资本的流动中损失惨重。其实私人资本的所有者也是人，他们也常常犯错误。他们往往连怎样作对自己最好都说不清楚，你又如何保证他们的自由行动最有利于他的国家和整个人类？ 资本的所有者们往往不能正确地判断把资本投到哪里对自己最好，这在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墨西哥在危机爆发前的许多年中都靠投机性较强的短期外国资本来弥补其经常项目逆差，每年流入墨西哥的国外间接投资净额从80年代末的50亿美元左右增加到1993年的将近300亿美元。这些外国资本在墨西哥的政治经济形势稍一出现不好的迹象时就大量流出，导致墨西哥爆发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国家也都大量吸引外国短期资本流入，而这些外国资本在东亚国家经济前景不妙时大量出逃，也导致东亚国家陷入困境。 事后看来，在墨西哥和东亚国家的危机爆发前向那些国家投资的外国资本所有者显然都犯了错误：他们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并不知道这些国家其实不是他们投资的最好场所，从而将自己的资金投入了错误的地方。国际游资大量涌入某国时往往根据的只是对在该国盈利前景的盲目乐观的预期，大量撤出某国时根据的也往往只是对在该国亏损前景的盲目悲观的预期。而事实往往会证明这些预期是错误的。 经济学界之所以迷信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具有一边倒的“优越性”，说到底是由于相信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那几个最脱离实际的假定：不存在货币创造问题，已经存在着为资本自由流动所必要的统一的、足够数量的货币；人们的市场买卖行为不会引起信息上的外部性，人对未来的预期总是正确的，对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进入和退出不需要付出很多成本，等等等等。 要正确地判断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利与弊，我们就必须认真地考虑现实中的一切客观因素。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可能具有极强的外部性，它可能有利于资本的所有者而有害于某些相关国家的整体利益；资本的所有者们也同样会犯（至少是暂时地犯）短视的错误：他们可能会一时普遍地高估某一国的赢利可能性，从而将资本过多地投入某一国，一时又普遍地低估该国的赢利可能性，从而过多地从该国抽出资本。 理论家们会说，资本家们的这种错误都是“暂时的”。但是正是这种暂时而又带波动性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可能对某些国家是致命的：这种投资决策上的“波动性错误”会给一个资本并不丰富的国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使它陷入巨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之中。墨西哥和东亚的金融危机都正是这样发生的。在这两次危机酝酿和爆发的过程中，国际游资的流入和流出起了很恶劣的作用。大量国际游资的急剧流动、对这种流动监管的困难，使这两次危机成为可能。考虑到这样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说，对不发达国家来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绝不是一件好事情，它们现在不应当完全加入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为什么不发达国家目前不应当去追求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因为当前还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对全球每一个角落的经济生活负责。而如果没有一个经济上的世界政府，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为什么没有一个经济上的世界政府，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就会是灾难？只要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在什么条件下资本才能在一国内自由流动，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资本能够在什么范围内自由流动，取决于在什么范围内有一个经济上的统一的政府。 在当代西方的发达国家中，资本至少在一国内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资本之所以可以在这个范围内自由流动，是因为在这个范围内，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在经济上起作用。这样一个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1.这个政府管理着货币的发行，从而为该国的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了统一的流通工具；2.这个政府制订并执行有关金融业的各种法律规章，从而建立并维护着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的制度框架；3.这个政府为本地区范围内每一个角落的经济生活负责，它不但保证本国各地区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而且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负责资助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只有当一个统一的政府在某一地域内在这三个方面充分有效地进行统治之时，资本在这个地域内的自由流动才会有确定不移的好处。 在现在的世界上，资本的自由流动只能是资本在其货币形态上的自由流动。谁都知道，资本在其实物形态上其实是高度不流动的：高炉这样的实物资本是根本无法自由流动的。只有当资本处于其货币形态时，资本才能真正地自由流动。但是这样一来，资本的自由流动就有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只有在有一个统一的货币流通的范围内，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资本自由流动。如果一个地区是由分别流通着不同货币的不同货币区构成的，在这个地区中实际上就无法实行资本自由流动。 这首先是因为，当资本从流通着一种货币的地区流向流通着另一种货币的地区时，它通常必须从一种货币兑换为另一种货币。这种货币兑换本身就是对资本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的一种障碍。更严重的是，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给资本的流动增加了一个巨大的风险——汇率变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一方面会大大减少有效率的资本流动，使真正投资于实业的资本所有者们对转移资本犹豫不决，另一方面却又以对汇率投机的巨大回报引诱出凶猛的货币投机。而这样大规模的货币投机反过来又造成了汇率的剧烈波动，这样剧烈的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都有着极大的害处。墨西哥和东亚的经济危机都是从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汇率的崩溃开始的。 正是由于汇率波动的风险大大损害了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欧共体国家才在实行人员特别是资本在欧共体范围内的国际间自由流动之后不久，就断然跨出了实行统一的货币——欧元的决定性的一步。在这个问题上，索罗斯等投机大王的所作所为给欧共体国家上了很好的一课。欧元产生的实践给我们的最重要教训就是：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多大范围内有一个统一的货币流通，在多大范围内才可以实行真正的资本自由流动。 不仅如此，一个统一的货币还意味着有一个统一的中心来决定一个区域中的货币流通量和创造货币的方式。而一个区域中的货币流通量的变动和货币创造的方式，对资本在这个区域内的流动方式和规模当然都会有很重大的影响：通货膨胀下的“资本自由流动”当然与物价总水平稳定下的“资本自由流动”很不一样。这样，不同的货币创造中心（中央银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不同的货币量增长速度和货币创造方式，并由此造成不同的资本流动方式。 对那种由一个中心来决定货币数量和货币创造方式的制度，哈耶克曾经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但是不管哈耶克如何不高兴，由一个中心来创造一个区域中的货币的制度却更有利于资本在这个区域中的自由流动，因为它造成了这个区域中统一的物价增长速度和货币创造方式，从而使资本流动可以有比较一致的方式，由大大简化资本流动的方式而提高资本流动的效率。而在流通着不同货币的地区之间，资本的流动必定要经历其流动方式的变化，这不仅会降低资本流动的效率，而且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各种扭曲资源配置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保证这些地区之间资本的自由流动是提高经济效率的。 本书的第三章已经指出，在现代国家中，政府都要制订并执行有关金融业的各种法律规章，以便建立和维护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的制度框架。这特别是为防止各种金融欺诈所绝对必要的，而金融上的欺诈又是最损害资本自由流动的效率的。把这个原理应用到全球性的资本自由流动上来，意味着有效率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有3个制度上的框架：首先是要有足够的法律规章来规范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其次是这种法律规章应当足够完善，能够事先预防巨大的国际金融灾难，最后是各个不同国家的这种法律规章要能够适当地相互衔接。 可惜的是，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这3方面都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的制度框架，它也不太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框架。 首先，现在还没有足够有效的法律规章来规范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因为这种流动本身在本质上是资本脱离一国的法律管辖而又没有受另一国法律管辖的过程。管制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法律规章本质上都只在一国范围内生效，任何国家在这方面的法律疏漏都会给整个世界的金融造成巨大的损失。使1997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货币金融危机极其剧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对外国资金的国际流动没有实施适当的管理，特别是对国际游资的流动没有实施足够的限制。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些国家暴露在国际游资的自由冲击之下。 其次，现在生效的有关资本国际间流动的法律规章有着极大的缺陷，甚至根本就不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正确办法。一方面，经营国际金融投机业务的机构（如对冲基金和进行投机活动的银行）并不向金融监管机构提供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从而使国际统一的金融市场所需要的监管缺失；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提出的是错误的要求：它要求这些国家保证发达国家债权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不要求那些作出了错误的国际资本流动决策的人承担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从而是在鼓励继续进行造成危机的国际资本盲目流动。 最后，在有着不同的政府的地区之间，资本流动的制度框架一般来说是不会一样的。这是因为这种制度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制订和执行的有关金融业的法律规章。但是不同的政府制订和执行的有关金融业的法律规章很难完全一样，它们建立和维护的资本流动的制度框架因此也往往是不一样的。不同政府下资本流动制度框架上的差别不仅会降低资本在这些政府统治的地区之间流动的效率，而且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各种扭曲资源配置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地区之间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很可能是降低经济效率的。 国际金融界的精英也看到了这些问题。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1998年强调，由于东南亚国家对其金融业的监管不象发达西方国家那样严格而有效率，才造成了东南亚严重的金融危机。这等于承认，在资本流动的制度框架差别很大的地区之间实行资本自由流动有可能引起巨大的灾难。而东亚的经济危机又只不过是这方面的例子之一。 此外，任何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能：保证本国各地区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并且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负责资助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这是对资本自由流动所可能引起的社会弊病的一种必要的补救：一个地区资本的大量净流出可能会使该地区由于大量丧失资本而贫困化，这就需要使该区劳动力大量流向资本丰裕的地区，或政府对该区直接给予财政补贴，这至少可以在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资本流出造成的人民的贫困化。没有这种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和政府的直接财政补贴，资本的自由流动可能会在某些时期降低某些地区的整个的社会福利。正因为如此，欧共体才在实行各国之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实行人员的自由流动。 但是谁都知道，只有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之下，才可能实行这种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和政府的直接财政补助。正是因为在经济上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统一的欧共体政府，欧共体才能在其内部实行人员的自由流动。但是最令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愤怒的是，没有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会允许我们与他们之间实行人口的自由流动。在不允许我们的人口自由地流向它们这些国家、不承担向我们提供大量（不是象征性的！）财政补助的义务的条件下，西方国家向我们兜售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难免给人留下伪善的印象。 可以说，在多大的地理范围内有了一个统一的经济上的政府，资本才可以在多大的地理范围内自由流动。欧共体各国在欧共体范围内实现了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是因为它们已经把欧共体建设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经济上的政府，特别是因为它们正在实行欧洲的货币一体化。而要实行全球性的资本自由流动，就必须至少在经济上有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没有一个在经济上既负责任又有效率的统一的世界政府，全球性的资本自由流动就不会对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带来好处，反而可能带来世界性的灾难；特别是对我们这样资本贫乏的国家，它可能造成许多灾难。 谁能担当这个经济上的世界政府的角色？名义上联合国应当起一个世界政府的作用。但是谁都知道，联合国这个“世界政府”是纯粹的有名无实。在经济事物方面，它更不可能履行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的任何功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然本来应当至少履行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但是懂行的人都知道，它们离一个真正的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那么，哪一个大国的政府可以代行世界政府的职能吗？这是纯粹的幻想。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将把本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谁能保证它去考虑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民的利益呢？何况在现在的形势下，也只有美国可以勉强起一点类似的作用。但是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在索马里进行武装干预的短命尝试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了全世界，美国和那个有名无实的“世界政府”联合国一样，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担当这个“世界政府”的角色。就是在“911”的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也只是对阿富汉进行了一场惩罚性的战争，却丝毫不想在那里承担起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职能。 不发达的国家不应当对全球性的资本自由流动抱幻想。真正的全球性资本自由流动只有在真正的经济上的世界政府、一个在经济上既负责任又有效率的世界政府之下才有可能。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在最近的将来会形成这样一个真正的经济上的世界政府。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全球性的资本自由流动不会是一件好事情。它很可能会使全世界陷入一场经济上的灭顶之灾，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是祸害无穷。 第五节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 根据以上几节的论述，我们现在可以全面地说明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将强迫全人类付出的代价。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会造成如下的害处： 1. 由于实行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将变得极为困难。这将使向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变的产业升级过程受阻。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冲破这方面的阻力，它们的经济发展就可能陷入停滞，象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拉丁美洲国家那样无法摆脱经济不发达的地位。 2. 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很容易地夺走不发达国家最有利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可以抢到不发达国家中资本回报最高的投资项目，获取巨额利润，成了真正的吸血鬼。 中国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表明外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怎样的巨额利润。前边已经指出，近几年来外国资本的净收益已经达到一千多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跨国公司更是在中国攫取了惊人的利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全球的年产量是500万辆汽车，它通过与中国的合资企业在中国只生产了35万辆汽车，而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却占其全部利润的40％；生产感光材料的柯达公司在全世界的经营都不景气，便把80％的生产能力都转移到了中国，把中国当成它主要的利润源；韩国公司在中国设厂后，其利润就可以增加17％。 当然，如果外国企业在不发达国家的经营和盈利并不影响这种国家本国企业的经营和盈利，我们就没有多少理由抱怨外国企业的高盈利。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企业在高盈利的同时至少还可以增多不发达国家的就业，增加其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但是，现实的问题恰恰在于，外国企业在不发达国家的高盈利往往同时意味着这些国家本国企业的亏损。这种亏损可能是由于不发达国家的外国企业与其本国企业争夺生产要素，提高了其生产成本，更可能是由于不发达国家的外国企业夺去了其本国企业的销售市场。 不发达国家中的外国企业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夺去其本国企业的销售市场。它们销售的增加可能直接减少了本国企业的销售，也可能间接减少这些本国企业的销售，也就是使它们无法再得到它们本来可能得到的销售增加额。外国企业不仅可以夺走本国企业在不发达国家本国的销售市场，而且更可能夺走它们在本国之外的出口市场。 外国企业抢走本国企业市场，这在近20年的中国也十分明显。在20年前的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汽水厂，大大小小的汽水厂可能不下上千家。而由于美国“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侵入并占领市场，这些汽水厂绝大多数都倒闭了。“可口可乐”把这些中国汽水厂的销售市场变成了自己的丰厚利润。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照相胶卷、化妆品等行业中都表现得十分清楚。 3.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不一定能使不发达国家真正吸入资金，反而可能导致资金倒流向发达国家。目前的事实就是对这种观点的最好证明。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高调甚嚣尘上的90年代后半期，国际资金流动的方向并不是不发达国家，而是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特别是最大的经济强国美国。在这个时期中，最发达的西方7国总起来说不是净国外直接投资的付出国，而是净国外直接投资的吸收国，其中净资本流入的最主要国家就是美国。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就几乎每年都有上千亿美元的经常帐户逆差，2000年这一逆差在4千亿美元左右，约占美国GDP的5％。而美国的这种经常帐户逆差最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吸入的外国资金数量，表明国际资金流动的方向是流向美国。 本章第二节已经指明了发达国家中的经济全球化受害者。这些发达国家中的经济全球化受害者主要集中在受进口冲击或受对外投资之害的部门。经济全球化下的进口对发达国家的某些产业部门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而这些部门多半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由此而造成的失业损害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中低工资、低技术的一般工人，也就是发达国家中最穷的穷人。此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通常也会减少其在本国的投资，而这又直接减少了它们雇佣本国职工的人数。 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发达国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经济全球化的愤恨，从而引发了近年来发达国家中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全球化抗议浪潮。在美国，这股抗议浪潮的主要组织者是工会，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确实损害了大批美国普通工人的利益；而在西欧，反全球化的抗议浪潮更主要地是由绿色环保组织发动的。环保主义者们认识到，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追求利润、追求赚钱的动机推动的，而这种动机通过种种途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极大地加剧了全球性的环境灾难。于是，保护自然和保护工人的组织就成了反经济全球化的主力。这正是我们时代人类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的集中表现。 自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以来，出现了“全球化”的反经济全球化抗议大军。在西雅图会议期间，几万人的示威使世界贸易组织的会议受到了严重干扰。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会议都受到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冲击。而这种反全球化的抗议浪潮在2001年8大经济强国首脑的热那亚会议期间达到了最高潮。 在2001年7月热那亚“8国首脑会议”期间，10万人涌入热那亚示威以反对经济全球化。冲突中有1人死亡，几百人受伤。抗议大军由700多个形形色色的大小组织组成，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维护消费者权益者、动物保护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激进党人、反资本主义分子、反警察的国际极端主义分子等等。现在，全球化已经成了现行国际秩序特别是现行的经济秩序的象征，成了现行秩序下一切令人憎恨的事物的象征。一切对现行秩序不满的人都在反全球化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在这种群众性的反全球化喧嚣背后，经济全球化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危害：它使整个人类的经济生活甚至整个人类都极容易受很小的冲击伤害。在互联网这种多渠道自由联结的网络中，一个懂点技术的人制造的计算机病毒就可以破坏许多计算机中的文件，从而造成巨大的损失。而在经济全球化之下，全球的经济都被紧密地联结在一个个人自由活动的大网络之中。在这样一个超巨型的网络中，许多小小的破坏性行动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全球性经济损失。 亚洲经济危机爆发后，许多人曾经将危机的爆发归咎于少数对冲基金在货币市场上的恶性投机。这种指责在很大程度上是夸大其词的。东亚国家陷入金融危机，首先是因为它们自己的经济有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对少数国际投机巨头如索罗斯等人的指责也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成分。这些巨头的投机行为确实引发并加剧了危机。可以预计，经济越是全球化，个别投机巨头的投机之类的小破坏所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就会越大。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建立的是两极分化的全球性国际分工，它的基础是以比较优势来决定国际分工。而决定一国的比较优势的，是它的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的程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国相对的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水平都完全可能改变。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之下的世界经济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前景： 一种前景是目前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上的相对差距不变。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品、不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产品的国际分工就会延续下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也会延续下去。在这种前景下，经济全球化不过是保持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的优势的手段而已。 另一种前景是各国之间在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上的相对差距逐渐消失。在自由贸易的体制下，这将导致由于技术不同和资本密集程度不同所造成的国际贸易（李嘉图模式的贸易和新古典模式的贸易）消失。当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完成之后，全世界的经济将处于增长理论上所说的那种“长期稳定状态”。那时国际贸易将主要是由于规模经济下的竞争要求各国的企业超出国界进行销售，而这在目前被人们称作是所谓的“产业内贸易”。 这样一种发展前景将导致许多重要的后果。 首先，这种发展导致国际贸易的原因由3个变为一个，很可能造成国际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下降。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经济全球化之下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使国际贸易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上升。如果这种发展过程在各国之间拉平了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那么这种发展更有可能降低国际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 其次，当这个发展过程完成之后，事后看起来经济全球化对全世界的长期稳定状态来说是一种资源浪费，因为它先按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形成了某种国际分工的结构，然后就通过拉平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来消除这种分工。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都会经历反复的变化，如老的发达国家中的劳动密集产业先是被毁灭，以后又得以重建。这必然不断地毁灭投入各个特定产业中的专业化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最后，这样一种发展虽然会导致走向共同富裕的世界经济，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出现剧烈的结构变化和冲击。在穷国产业升级并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先是失去了劳动密集的那些产业部门，后来又必须大幅度削减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部门的生产。这样剧烈的结构变化必然造成大量的失业，不断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 无论最终出现的是哪一种前景，经济全球化的这两种前景都不会是始终令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幸福的前景。而照现在的趋势，更可能出现的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前景——不发达国家始终保持着它在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上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这是因为现在的经济全球化不利于不发达国家迅速提高其整体的技术水平。 经济全球化还会使人类付出另一个巨大的代价：它使经济波动全球化。而目前的国际经济协调并不能很好地防范这种全球性的经济波动。这是因为目前不可能存在世界性的政府，国际经济协调没有政府才能造成的那种统一的强制性。 经济全球化与波动有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波动具有同步性，特别是使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波动全球化；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本身也会发生波动——它不可能直线性地一直发展下去，特别是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一直发展下去，而完全可能出现停滞乃至倒退。 经济全球化与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呈正相关关系，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曾经有过一个经济全球化相当发达的时代，而就在那个时代中，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波动具有极强的同步性，以致于人们谈起那个时代的经济衰退时，几乎从来不说它是哪一个国家的经济衰退，而总说它是“世界经济危机”。直到1929年的大萧条为止，那半个多世纪中的每一次经济衰退几乎总是会在相距极近的时间内波及英、美、法、德等西方主要工业国，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几乎是同步发生波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除了1973－1975年西方的那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之外，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常常只是一个国家、至多是一个地区的局部现象；甚至美国的多次经济衰退也没有把别的国家拖入萧条的泥潭。 现在回头看来，人们在过去许多年中经常谈论的“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消失”这一现象，根源于两个原因：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普遍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调节总需求的政策，而这种调节的主体至今为止还是各国的政府而非国际性的权力机构；另一个原因就是战后最初几十年中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较小。而现在，当经济全球化程度重新上升、各国政府都越来越无法控制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时，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经济波动的全球化几乎肯定要卷土重来。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2000年末所写的。现在，当我们在2001年末回顾过去一年世界经济的状况时就可以看到，上面那段话中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当美国在2001年中陷入经济衰退以后，日本和西欧都跟着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或滑向了衰退，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到来了。 经济的全球化为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提供了传导的基础：当一国（特别是大国）发生经济衰退时，它总收入的下降将直接减少别国对它的出口；它的名义汇率的下降或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也都会降低它的实际汇率，从而进一步减少别国对它的净出口；由于全球化使这些“别的国家”的经济在极大的程度上依赖出口，净出口的下降就会将这些“别的国家”也拖入总需求下降的衰退之中。 当然，经济的全球化也可能提供减低经济波动同步性的因素：发生衰退的国家资本的净流出会大增，而这些流到国外去的资金可能很快就会变为“别的国家”的投资，从而扩大这些“别的国家”的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抵销这些国家净出口下降的影响。但是，这样一种抵销力量所起的作用一般来说将会很小：这些“别的国家”的净出口减少所造成的总需求减少更可能造成投资者对盈利前景悲观，从而减少而不是增加这些国家的投资。更不要说支配投资者的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一国的经济衰退在全球化的那种紧密的经济联系下很可能使别国的投资者仅仅因为情绪变悲观而减少投资。这样，从发生衰退的国家流出的资金多半不会变成别的国家中的投资，而只是变成了地道的游资——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全球化简直必然要使经济波动全球化。 另一方面，正如本章第一节所指出的，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全球化并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它本身也会出现严重的波动。我们从这一段历史中应当得出的教训是：任何这一类的所谓“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都是不存在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否会逆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世界性的经济萧条越严重，经济全球化逆转的可能性就越大：19世纪7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萧条使德国转向了保护关税政策，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干脆葬送了那一次的经济全球化。 从经验事实上看，2000年以前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似乎并没有造成经济波动的全球化——东亚的金融危机只是影响了东亚地区，并没有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如果美联储不是在美国股市暴跌时连续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如果中国顺应当时的潮流而让人民币贬值，就没有人能够保证东亚金融危机不演变为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萧条。而当美国本身在2001年陷入经济衰退时，一个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就真的到来了——这是经济波动开始全球化的标志。如果各大经济体不采取切实的措施阻止进一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经济波动的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全球化造成经济波动同步化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归根到底，只有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那种“逆潮流而上”的自主经济政策，才可能阻止经济波动的全球化。而在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很难想象东亚金融危机中美国和中国政府的那种“反潮流”的自主政策能够永远继续下去。 当然，许多人会安慰我们说，现在的发达国家政府已经有足够的宏观调节能力，能够防止发生任何严重的经济萧条。但是，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严重地削弱任何一国政府对本国经济实行宏观调节的能力，而我们仍然没有一个有效地对全球经济进行宏观调节的机制。事态再这样发展下去，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局势。 其实这种灾难的征兆已经出现。近年“经济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巨额的美国贸易逆差造成的。美国已经维持了近20年的大量贸易逆差，2000年的逆差更达到其GDP的4－5％。这意味着光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占全世界一年总产出的1％。而这种贸易逆差表现的是外国资金持续不断地大量流入美国。正是在“全球化”的宣传甚嚣尘上的最近几年，全球资金流入美国的步伐明显加快。但是这种流入完全是以美国投资回报率高的预期为基础的，而近年美国投资回报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宏观经济过热的过程造成的。这样一个过程正在逆转。一旦美国盈利率高的神话消失、全球资金流入美国的速度放慢，世界经济就会进入一个艰难的调整时期。那时候会发生什么，这决不是迷信“全球化”的人所能预料的。

从“厉股份”到“厉暴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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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府给谁当家庭服务员？
                  厉以宁的贡献不仅在于推进股份制，还在于为加入WTO鼓与呼。在光华新年论坛主题论坛上，“针对很多人对加入WTO短期内会给中国市场带来冲击表示出的担忧，厉以宁认为，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中国加入WTO都是利大于弊。其最大的好处，一是加快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二是转换政府职能使政府的管理机制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而这两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在“第四届中国信息产业经济年会”上，厉先生声色俱厉：“我们加入WTO怎么叫引狼入室呢？与狼共舞这种提法也是错误的。‘引狼入室’、‘与狼共舞’这些提法反映了部分人面对WTO缺乏应有的勇气与信心。我们国家用了那么多年，花了那么大力气争取加入WTO，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要花同样多的力气，应对加入WTO以后的挑战，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心。”
                  其实，“引狼入室”也好，“与狼共舞”也罢，只不过反映出对中外企业竞争力对比的清醒认识。市场竞争如同军事战争，要在战争中获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连自己的弱点都不敢承认，不敢认识，哪里谈得上竞争的信心呢？作为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厉先生应该懂得，企业间竞争的要素是资金、技术、品牌、销售渠道等。如果中国企业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要品牌没品牌，更谈不上建立国际销售渠道，竞争力从何而来？如果没有竞争力，信心又有何用？与跨国公司们相比，中国绝大多数的企业都还是刚上幼儿班的小孩子，而美、日、欧的跨国公司则是拳王泰森。厉先生给七岁小孩子打气，要他有信心与泰森同台竞技，究竟是何居心呢？该不是打死了小孩，厉先生可以分得一块骨头吧？
                  我在《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一书中（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中专门批驳了厉以宁的所谓鲶鱼理论。厉先生本来用鲶鱼理论来解释引进多种资本对国有企业实施资产重组（见上节引文），后来又用来为加入WTO辩护，即外国企业（鲶鱼）可以激发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鳗鱼）。实际上，外国企业分明是闯进中国鱼群的大鲨鱼。一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说明问题，中国企业五百强的销售额总和，约等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额，中国五百强的平均销售额，约为世界五百强的平均销售额的2%。事实上，中国没有一个企业或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从日用的牙刷、牙膏、洗衣粉，啤酒、可乐、果汁，涂料、日光灯、地板、家俱、服装，计算机、打印机，各种工程机械，发电设备，变电设备，柴油机，压缩机，印刷机，直到汽车、飞机、军舰，在所在这些产业，中高档产品几乎全被外国产品占领，让外国人赚走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则只能在低附加值、低利润产业赚辛苦的打工钱。最近，日本厂商联合向中国DVD厂商征收每台高达200元的技术使用费之后，人们进一步懂得了，原来中国的家电企业都没有自主知识产权，都是组装企业。国际竞争的结果，是外国企业轻轻松松拿走绝大部分利润，而中国的企业则只能给他们打工。现在，制药、机械、日化等各产业的国际收费大军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利用WTO的知识产权条例，向中国企业收取技术专利费。中国十几年改革开放的果实都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盘中美餐。《碰撞》一书详细分析了中国十二大产业面临的严峻竞争形势，在此我就不多展开了。
                  实际上，中国企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拿着放大镜才能看清楚的问题，而是每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中国人都知道的现实。洋品牌优于土品牌，早已成了人们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一个消费定式。即使洋品牌价格高，使用不那么合乎习惯，城里人也更愿意接受洋品牌。麦当劳和肯德鸡的成功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种垃圾食品能在以美食著称的中国站住脚，就是因为中国人普遍崇洋媚外，以吃洋文化、吃洋文化为荣。
                  对此，厉以宁先生也不是真不知道。在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2000年8月15日），厉以宁这样给企业出主意：“加入WTO后，国外企业一般首先进入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农村仍然由我们占领。因此，企业应尽早加快改革，把营销定位，分析自己的产品适合哪个层次。”
                  这哪里有什么竞争信心？分明是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东三省”！
                  当有记者问：加入WTO，中国如何与外国企业开展人才竞争，能不能提高工资时，厉以宁回答：“加入WTO，外国企业进来后，他们不可能从本国派大批员工来，会努力实行雇员本地化。其好处在于本地员工成本
                  低，熟悉本地市场情况，很快可以进入角色，人挖来了把客户也带来了，削弱了对手加强了自己。……靠提高工资和外国公司争夺人才是不行的。因为就中国企业目前的效益，大幅度提高工资是不现实的。再说，如果你提高了工资，
                  对方也提高工资怎么办？所以靠提高工资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从个人收入来看，提高工资只是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提高一
                  点工资，但这不是主要办法。我们靠什么呢？我们可以给股权。让高级管理技术人员入股；让企业职工购股；给突出贡献的人奖励期股。
                  这些股权规定几年后才能出售。由于是股票期权，股票在几年后是否升值，要靠每一个人的努力。这就直接和每个人收入挂钩了。这不但可以减少企业的成本，也能促进企业的发展。几年后，股票升值，售出员工获得了利润，企业并没有增加成本，由社会支付了报酬。这一方法是发展中国家在企业初创和发展阶段独有的。这一点外企就不行了，如果外企公司也给股权，我们也欢迎呀！中国人持外企公司的股是一件大好事呀？但他们肯定不干。”
                  给股权，不加工资，就可以留住人才，外企学不了，多好的主意。厉先生不禁得意起来。但是，既是人才，就不可能像厉先生想象的那么傻，宁要中国杂货店的股权，不要跨国公司的高工资。这样的管理学院院长，还是早点自动辞职的好，免得带累了学生，最终损害自己的名誉。
                  对本地的记者这么讲，对见多识广的香港人，厉先生就不敢这么装傻了。他首先承认（香港《大公报》2000年10月11日）：
                  “从总体上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我们的最大挑战，首先是人才的流失。……根据跨国公司的战略，对手的削弱就是本身实力的加强。当跨国公司把人挖到它那里以后，你的力量弱了，它的力量就强了。所以，人才流失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速度会越来越快。　　
                  第二个挑战是就业的压力。因为在外资、外国商品进来以后，有的商品就要降价，农产品就要遇到外国粮食、外国奶制品、外国水果、外国肉制品的竞争，价格也会下降。这样，一部分国内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经不起这个冲击，人员会分流出来，城镇的失业率将会上升。另一方面，由於农民的收入受到一定的限制或者收入下降了，农村中会分流更多的人出来，因此就业的压力将增大。　　　
                  第三个重大挑战是企业竞争力削弱以后将会影响到企业整体的经济效益。我们有些赚钱的企业到那时就会不赚钱，有些赔本的企业就可能垮掉。”
                  这就和我讲得差不多了。但是厉以宁话锋一转：
                  “尽管有上述这些挑战，从中长期看当然是利大於弊，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因为我们可以吸收国际的资本、技术等等，我们可以扩大出口，但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仍然太窄了。我们从下面两个方面来看进一步开放以适应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义。　　　
                  第一，只有开放才能促改革。中国从来都是以开放促改革的。为什麽呢？改革可能有假，比如说，几个公司一合并，换个招牌，表面上叫改革，但这是假改革。改革可以糊弄人，而开放是不能糊弄人的。开放是要由外国人来作评价，只能搞真开放。所以说，只有开放，逼国有企业改革，不能搞假改革，必须搞真改革。这样的话，企业改革就能真正往前进。这一点在兵法上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假定中国的企业不经过这一关的话，老这麽混下去，这也叫改革，那也叫改革，拖不久以后就会全部垮掉。所以第一点是开放促改革，这个改革必须来真的。
                  第二，不改革而开放会带来问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洲金融风暴对东南亚的影响。东南亚国家受了金融深化理论等等的影响，这方面的确是开放了，但它原有的体制没有改，旧的金融体制没有变，官商结合的体制没有改掉，结果那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这说明不改革就容易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有改革以后才能增强抵抗力。所以，我们必须把改革、开放两者结合起来。对我们来说，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
                  这是什么逻辑？中国的企业都垮了，农民失去土地流入城市了，城市工人下岗了，但中长期却利大于弊！厉以宁说，是因为可以吸收国际资本、技术，可以扩大出口。说得更清楚一些，是中国可以有了给外国老板打工的机会，可以成为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一环了。显然，这样的解释仍然不合情理。放弃了作全球老板的机会，成了全球打工仔，怎么能说对中长期有利呢？厉先生也觉得这“太窄了”。
                  于是，厉以宁终于给出最深层次的答案：真开放促进真改革。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国二十多年来搞的都是假改革。中国的进出口不断增长，关税不断降低，假开放；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了，假改革；国有企业私有化了，假改革；意识形态西方化了，假改革。那么，什么是真改革呢？就是不能回去的改革。什么是真开放呢？外国人说了算的开放。没有加入WTO前的开放都是可收回的，外国人说了不算的，因此不叫真开放。按照同样逻辑，共产党还掌握政权，改革就是翻牌，就是假改革。也就是说，在厉以宁心目中，加入WTO的最大好处是外国人说了算，是共产党作不了中国的主，这样，中国的改革就绝不可能走回头路了，就真改革了。
                  似乎很多人都接受了厉以宁的这种奇怪论调。这种论调所以流行，也的确与执政党自身的官僚、腐败、脱离群众有关系。但是，外国人说了算，外国人专政，就能够保障中国人的利益吗？过去清朝政府“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被称为卖国政府；现在厉以宁这样的人“宁听友邦，不与家主”，应该被称作什么呢？卖国学者吗？
                  厉先生第二个论点则比较费解，“不改革而开放会带来问题”。按照普通人的理解，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原因有二。从基础面说，由于中国以更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加入国际资本争夺战，泰国等依赖外资的“四小虎”经济失去了国际打工机会，外资流出，出口下降，进口增长，实际经济萎缩；从操作面说，“四小虎”经济和金融总量小，是“小盘股”，金融开放后，国际游资很容易进入泰国，炒高其汇价、股价，然后清仓出货，制造东南亚金融危机。这和东南亚各国的金融体制没什么关系。再说，东南亚各国的金融体制并不旧，和美国差不多。至于裙带关系，布什政府与大企业的裙带关系难道还不够密切吗？可见，东南亚金融危机告诉人们是，开放的小国经济必然会像小船一样，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的风浪中，或被托上浪尖，或被打入浪谷，甚至沉入海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看，中国还是个小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该开放的开放，不该开放的绝不能轻言开放。
                  但是，这样一来，外国人说了就不算了，中国就是不听话了。为了劝说中国人听话，厉先生将危机的责任推到“开放而不改革”的东南亚政府身上。这样，美国政府就成了推动各国进步的慈善家，一旦出现问题，那是各国政府不听话。
                  这样，我们倒可以很容易理解厉以宁的另一个高论了：入世后政府只能是‘家庭服务员’”：
                  “加入WTO后，政府职能的转换势在必行。政府的经济行为必须符合WTO所确定的非歧视原则：领域要准入，国家保护的政策要取消，政策的透明度要增大，政府不再控制企业，而应当提供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转变为企业生产活动的服务者。入世后的大形势逼着政府给企业松绑，让企业成为真正市场的主体。这就是WTO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好处。
                  ……从深层次分析，政府职能的转换涉及政府指导思想的转变问题。政府既然是市场这个大搅拌机的管理者，就不能取代市场的地位。正如一个总想取代主妇地位的家庭服务员不是一个称职的服务员，一个总想取代市场地位的政府也不是一个称职的政府。”
                  厉以宁既然已经承认加入WTO后中国企业要垮掉，要撤退到外国企业一时还不屑占领的中小城市，国家对本国企业的保护政策要取消，那么在中国市场上活动的“主妇”就不再是中国企业，而是蜂涌而至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要在中国自由活动，还需要中国政府提供稳定的法律制度和社会治安环境，这就是所谓“家庭服务员”的岗位职责。把厉以宁的话说得更清楚一些，就是要中国政府成为买办政府，为跨国公司当好“服务员”，使全体中国人民都成为受跨国公司剥削的打工仔——这也就是所谓“世界工厂”。那时候厉先生干什么呢？恐怕就是当跨国公司宣传部长，宣扬“跨国公司共荣圈”里的“皇道乐土”吧。

贸易是双方的，我始终觉得抵制日货不是最明智的做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比抵制日货那种过于直接的方法? 其原因为,日资企业在华开设工厂,利用的就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如果我们直接采取抵制他们的产品,那么在这些企业上班同胞们不是要下岗了吗?对他们造成的利益损失又由谁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