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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最高检上一课
这堂课主要讲：渎职和贪腐，本是一根藤上的一个瓜；贪腐和渎职侵权所造成的损失是分不开的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松，通过网络透露了这样的信息：“我们把贪污贿赂的犯罪和渎职侵权的犯罪做了一个比较，把所有的办案涉及金额除以案件数量，把每个案件造成的损失都统计了出来，得出了一个结论：贪污犯罪个案平均是15万元，渎职侵权犯罪的平均个案损失是258万元，渎职侵权犯罪平均个案损失接近贪污犯罪的17倍”。（媒体另有“虽然由于贪污贿赂数额的提高，这个比例现在减至3倍”的说法）同时，他指出“在已经作出的刑事判决中，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和宣告缓刑的比例高达95.6%.....本来法律（对渎职侵权罪）规定的刑期就不高，你再弄一个免刑和缓刑，这样缺乏严肃性，实际上是对渎职侵权犯罪的放纵，或者说放任”。
宋寒松先生懂得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工作技巧，他根据民意表达现有的特点获得了民间的高“点击率”，同时也向上级汇报了他这个部门的重要研究成果和工作动态。无疑，所透露的“行情”和问题，必会受到上级和公众的重视，对这个部门今后的工作大为有利。
这里我指出被检察院以及信息受众忽略了的一点：如是计算出来的数据肯定是不对的。
渎职侵权罪有这样的特点：职权越重，官职级别越高，所造成的损失就越大；而同时被查处的机率就越小。检察院查处高官的渎职案件是很少的，“苍蝇”打死一片，“老虎” 极为罕见。也就是说，大部分“老虎”所造成的损失数量，并没有算进去。如果“老虎造损失”进入这个算式，那么，渎职侵权犯罪平均个案损失就不是“接近超过贪污犯罪的17倍”或“3倍”，而是要高的多。
从以往公布的案情看，渎职案的损失金额为亿元就是了不起了，但实际上大家知道，侵权渎职所造成的损失，有些高达几十亿或更多。不过这样的事件一般称作“决策失误”，不在检察院检查的范围，所以检察院公布的，都是数额不很大的“案件”。
另一面，贪污犯罪个案的平均数也不是真实的。“贪污犯罪个案的平均数”，不对、不全；“渎职侵权犯罪的平均个案损失”，也不对、不全。这两个数字的客观性不能被确证，所以，损失金额的比例或倍数不能被确证。
实际上，这两种犯罪所造成的损失，是“混在一起”分不开的。不排除有的官员犯下渎职罪是出于技术性原因，但目前情状下，官员渎职的主要成因还是贪腐。
只查出、查处了渎职行为，而没有查出个人的贪腐罪，一般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没查贪腐问题或查而未获；二是将“集体贪腐”忽略了，因“钱进了集体腰包”而把实际上的贪腐当作“违规”和渎职处理；三是由于对“渎职”的处罚比贪腐轻的多，贪官“两害相较择其轻”，为自保而达成“妥协”。渎职的损失一般隐瞒不住，而隐瞒贪腐情节却大有手脚可做，这也是误将犯下贪腐和渎职两罪的贪官仅当“渎职人员”处罚的原因。
绝大多数的官员对自己的那份“职”是极为重视的，他们是很“敬职”的人。若非有私可谋、有利可图，他们不会冒险“渎职”。他们没有无缘无故的渎职，若不直接牟利，便是间接牟利；若非即时获利，便为他时获利；不为自身贪腐，便为上级和亲近人士贪腐。毕竟那“职”是他们自己最主要的“家产”，岂能白白为矿难当顶罪羊，白白为别人赚钱当“提款机”？当然，因马虎、被骗或糊涂无知等而“时运不济”的情况是存在的，但在特定情境中，这不难判断。况且，弱智糊涂官员担任要职，也是有人贪腐的结果。
说到底，所谓的对渎职侵权罪的处罚不力，实质是对贪污腐败的查处不力。
贪腐和渎职，两者都是职务犯罪，都是滥用公权，问题症结都在于权力失去制约、监督。贪官当成渎职人员处理，是贪官的一种“另类胜利”；把本来分不开的贪腐损失和渎职损失分开来算，是对贪腐现状和体制特征认识不清的一种表现。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两种“为贪腐和渎职服务”的文化，即：公仆圈中为推卸决策失误责任而制造的“交学费文化”；对小官的渎职、失职严肃，同时对高官渎职、失职却严肃不起来的文化－－对这种官场文化，我起的名堂叫“逆职级责任”。
2007年5月28日于河南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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