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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随想：屈原和伍子胥的同与不同
写与去年端午节。
2006年农历端午节，江苏苏州首次举行端午节纪念伍子胥的公祭活动。九点整，公祭典礼正式开始。
关于公祭的意义，媒体是这样报道的——在苏州人的心目中，伍子胥是古城的规划鼻祖，是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居安思危”精神影响了很多人，正是本着弘扬这种精神的初衷，在端午节举办伍子胥的公祭活动，苏州人自然认为有特别的意义。
在苏州，端午节姓了“伍”，自然生发了一个新问题：屈原怎么办，往哪里摆？
媒体并没有苏州政府立场的报道，只是提及——在现场一位长期研究民俗文化的学者接受采访时所言，今天苏州祭祀伍子胥，并不代表人们忽视或者忘却了屈原。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存在着四种相对公认的说法：源于纪念屈原；源于纪念伍子胥；源于纪念孝女曹娥；源于古越民族图腾祭。
后两种说法，基本不具备“现实意义”，所以，不会对“屈原说”构成任何挑战。伍子胥这种历史人物，本来也是中国主流历史话语的弃置人物，按理说，也不足以对“屈原说”形成什么麻烦。
今天，苏州市重新祭出伍子胥。我估计，又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俗套而已。至于在客观上造成对“屈原权威”的挑战，应该是主办者始料不及的，否则，给他们十个胆子也不敢。即使说他们意欲达成对主流文化符号的分庭抗礼，也显然很是冤枉了他们。
那么，让我们看看屈原和伍子胥究竟有什么同与不同。
相同处——时运不济，得遇昏君，遭受巨大冤屈至死。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后投江死。
伍子胥名员，楚国人，父兄均为楚王所杀。做吴王夫差大夫时，子胥建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吴国大宰，受越国贿赂，谗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赐子胥宝剑，子胥以此死。
相异处——面对昏君的态度，二人截然不同。
屈原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伍子胥呢？楚国昏君无端杀他父兄之后，他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选择逃跑与反抗。跨越国境，投入敌国，后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被夫差赐死之时，并没有俯首帖耳，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
屈原和伍子胥的不同是明显的。最明显处，就在于他们对待昏君的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里一贯强调的，不止“上智下愚”。待人标准上，宽宥君王和苛刻臣子互为表里。比如岳飞，以“莫须有”罪名被缢死于风波亭，千百年来，众多看客只是不痛不痒地骂骂秦桧罢了，没几个人觉得不妥。太多的学者专家，只是在忽悠民众，教他们单方面无私奉献，也就是说，皇帝可以不仁，但臣子不能不义。
孔圣人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包含着“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的意思。但圣人并没有说“君不像君”的情形下，大臣该怎么办？“乘桴浮于海”？问题是，很多时候连“浮于海”的自由都没有啊！亚圣孟轲先生倒是痛快，所言“君视臣如寇仇，臣视君如独夫”倒是有些“权利对等”的味道。结果被朱皇帝元璋下令“废而不祀”，连牌位都被扔出了儒家祠堂。
总之，专制君主们一点也不喜欢伍子胥这样的人。他们要求君臣之间只能签订单方权利合同——我永远葆有“昏”的权利，但你们却只能拥有“忠”的义务。
伍子胥的“爱国”是有条件的，绝非愚忠。他要求君王对得起臣子，也就是说，他的“忠君”是建立在“君值得忠”的前提下的。否则，他这样的人，便会翻脸，无君无父，甚至恨起刀兵，搞个玉石俱焚。
而屈原，却大大不同。他被冤屈之后，没有选择背叛，没有。只是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爱国主义”诗篇。和伍子胥的“形而下”层面的愤怒相比，屈原先生“形而上”层面的升华，对昏君来说，显然更为安全和惬意。何况，屈原死后，这些“精神遗产”还可以无限复制出千千万万个屈原出来，个个“哀而不怨”。即使弃之若履，视作草芥，也不必担心他们会造反。
伍子胥被历史忘却，屈原被大加弘扬，其中的蹊跷，的确有耐人寻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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