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批判与对话——以关于“决定论”的讨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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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此一研究领域，近年来在两岸三地各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尽管文化研究在1960年代的英国开展以来，在其它国家也引起热烈的回响，伴随文化研究热潮的，是其它研究领域对文化研究的批判，95年发生的「索卡事件」就是一个著名的例证 。 　在本文当中所要探讨的是，文化研究自从于1960年代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初步完成学院建制化到90年代以来，同样以英国为源起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不同年代也对文化研究持续保持批判的火力；一般来说，文化研究的理论转向，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化研究领域形成初期的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理论论争，第二个阶段则是来自后结构主义的挑战，第三阶段则是面对后现代的挑战 ；而在这三个不同阶段当中，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文化研究的批判也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批判意见：第一种批判意见是从「决定论」出发，大致从70年代中期开始，传播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梅铎（Graham Murdock）与高丁（Peter Golding）就针对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与霍尔（Stuart Hall）对决定论的不同立场进行批判（此部分笔者将在下文详述）；第二种批判意见是，文化研究太过重视文本分析，而严重忽略对物质基础的分析 ；第三种批判意见特别针对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费斯克（John Fiske）的「符号民主」，这一类批判除了针对费斯克的符号反抗论述之外，也对文化研究的阅听人研究的方法论进行讨论 。 　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文化研究的这三种批判意见，某种程度来说，其实主要是环绕在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决定论的问题；前述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文化研究的批判，多是隔空交火，直到1995年的《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才有正面对话的机会；而双方交火的主要辩论议题之一，就是关于决定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双方从70年代一路论辩到90年代，可见关于决定论的问题显然是这两个不同领域最根本的歧见。在本文当中，笔者拟从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整理威廉士与霍尔关于决定论的看法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就此问题对威廉士或霍尔的批判；除此之外，历经1995年的正面交锋之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鉴于全球化等现实，呼吁文化研究应当结合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两者是否能跨越鸿沟，共同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这是笔者最后要分析的。 威廉士与霍尔关于「决定论」的讨论 　文化研究源起的时代背景，与尝试建立第三条政治实践路线的新左派以及战后英国文化「美国化」的现象有关；英国新左派此一名词诞生于1956年的历史环节之中，十一月苏联坦克开入匈牙利镇压匈牙利革命，不久，英法入侵苏伊士运河区，这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很明显地揭露了两种极为不同的体制－西方帝国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在操作上具有相同的暴力与侵略性，这样的历史背景使得新左派尝试找寻第三种政治空间，重新界定新的社会主义立场 。而后者则是指美国文化的入侵，以流行音乐、麦当劳的大众化形式包抄了英国的文化环境，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体科技的资本及理性化，填满整块文化生活空间 。 　英国文化研究正式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开展，而威廉士扮演相当重要的奠基者角色；威廉士之所以扮演重要奠基者角色，一面在于它以文化主义的立场提出对文化的诠释，而他所持的文化主义的立场，结构主义论者对其观点有不同看法，这引起文化研究初期的论辩，而这些论辩也对文化研究日后的走向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放在本文的脉络之下来看，威廉士之后又挑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决定论观点，而这样的观点不仅引起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批判，甚至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加以批判。我们可以说，威廉士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奠基者，并不因为他所提出的看法为后继的研究者加以遵循，而是，他的观点引起不同的讨论，批判有之，赞成有之；但不论如何，他对文化研究日后的走向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在此，我们先讨论威廉士所提出的观点，特别是关于文化的定义、结构主义立场对其文化主义立场的批判以及威廉士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挑战。对英国的文化研究的形成历史来看，脱离李维斯（F. R. Leavis）的文化精英主义的立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文化与社会：1780至1950年英国文化观念之发展》（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1958，底下简称《文化与社会》）一书当中，威廉士便指出，『其实没有群众，有的只是把人看成群众的看法。在一个都市性的工业社会里，有很多机会使人做这种看法。重要的不是重申客观条件，而是要个人地、集体地细思这些条件对我们的思考发生了什么影响。..中立地看，我们看到的是别人，许多别人，与我们不相干的别人。事实上，我们则依照某个习套公式将他们集为一群而加以诠释。在他的条件之内，这公式成立。但我们真正应该检验的正是这个公式，而不是群众。 』威廉士的这段话挥别过去李维士的精英文化观之外，也揭示了强调从个人或集体生活经验的角度对文化进行思考的角度；除此之外，《文化与社会》当中，威廉士也质疑了马克思对结构与上层结构关系的解释方式，『..任何以层次为尺度的公式，正如任何以结构与上层结构组成的公式，都无法完全照顾到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领会到的运动因素。 』威廉士侧重文化的观点，在《文化与社会》的结论部分充分展现；除此之外，威廉士继《文化与社会》之后的一篇著名的文章＜文化即日常生活＞（Culture is ordinary,1958）当中，除了重申他一贯的文化观－文化源自于社会总体的生活经验之外，也更清楚地《文化与社会》一书当中对马克思理论的质疑提出补充：『马克思主义者所说文化在最后仍将被放在生产体系之下被解释，我已在其它地方对这个理论提出质疑，...但是我仍接受这个理论所强调之处。 』 　1964年，文化研究此一领域进入学院建制，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为文化研究建制化的重要起点；文化研究建制化之后的初期发展，如同霍尔在与陈光兴的对谈当中所指出的，『..文化研究刚开始时，比较有兴趣研究阶级的问题，大致是从何嘉特和威廉士的角度切入，而不是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之中有些人的知识形成，都和马克思传统有相当重要的关系。没错，我们都对阶级的问题感兴趣，但是那决不是唯一的问题。譬如，你们也可以看到次文化方面的一些重要研究，那也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研究成果。 』；『..当我们从理论层面切入文化研究时，整个中心基本上相当避免落入化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般认为，阶级化约论扭曲了古典马克思主义，使得他无法严正地处理文化层面的问题。为了想要修正这个想法，我们大量阅读韦伯、德国唯心主义、班雅明、卢卡奇的相关概念。另一方面，我们也阅读俗民方法论、会话分析、黑格尔唯心论、艺术史中的图像分析，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等观念，试图发现某些其它的社会学典范（外于功能论和实证论），因为这些典范还没有洗刷化约论的罪名。 』 　文化研究建制化之后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结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辩论；结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辩论，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与英国新左派不同世代所面对的政治经验与实践路线有关，第二个层面则与结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主义两者看法的歧异有关。就第一个层面来说，尽管英国的新左派成形于1956年，但是新左派仍有老／新之分，以威廉士与汤普森为代表的老新左派，成形于1956年的政治事件；而以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与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为代表的新新左派，则受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等政治事件的冲击；在政治实践上老新左派与新新左派之间也有诸多路线的不同，其中之一是老新左派以「经验」与「文化」对抗共产党教条，而新左派尝试再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中找寻理论资源对抗英国布尔乔亚文化以及工党 。而就第二层面来看，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品在1960年代开始被翻译为英文，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卢卡奇（G. Lukacs）的《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与葛兰西（A. Gramsci）的《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则是迟至1971年才进入英国；而这些作品对英国新新左派反省英国的社会与历史提供了理论资源，结构马克思主义对文化主义的批判，或可以伊格尔顿结合成熟阿图色主义的《批评主义与意识形态》（Criticism and Idelogy,1976）对威廉士文化主义犀利的批判揭示这两种立场的不同－持结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应当环绕在两个主要的概念－生产模式与意识形态，而其对威廉士的批判，则视其所提出的文化定义，是一种「浪漫的民粹主义」－一种激进而过度主体化的社会型构，因为将结构窄化为经验；另外，意义并非文化的范畴，而是意识形态，而威廉士所提的「感觉结构」更是不恰当地把意识形态概念化 。从总体的角度来看，霍尔的＜文化研究：两种典范＞一文当中，也指出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不同的理论意涵，前者的文化定义包括两种，第一是视文化为社会总总描述的总合，第二是强调文化的社会实践面向；而结构主义则侧重对决定性条件与整体的强调以及对意识形态原创性的诠释。 　经过初期结构马克思主义对文化主义的批判，文化研究领域的立场逐渐成型，结合两者的不同立场；而7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领域则透过重读葛兰西，整合文化主义与结构马克思主义两者不同的立场；然而，威廉士与霍尔对葛兰西的霸权却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其间的症结在于霸权是文化或是结构？如果视覇权为一种文化，那么霸权就意味着透过有意识行动者的实践物质地进行生产，而这个过程，也可能出现反权霸的另类观点或实践；如果视霸权为意识形态的结构，霸权将限定主体的主体性意义，也引此大量降低了反霸权实践的可能性，除非如后结构主义者所说的进行反抗性解读；视霸权为文化，关乎物质生产、再生产以及消费；而视霸权为结构，则关乎文本的译码 。威廉士视霸权为文化，并以此作为其70年代后期所提出的「文化物质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的基础；而霍尔视霸权为结构，则开展了结构与后结构主义的典范 。 　1977年，威廉士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一书当中，从理论层面反省了文化与马克思理论之间的关系，其中，关于决定论的讨论是该书的重点之一。在该书当中，威廉士透过与马克思理论的对话以及语意学的角度重新定义文化、语言、文学与意识形态，进而讨论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联以及对决定论的看法 。如同透纳（Graeme Turner）对该书的分析所指出的，在决定论方面，威廉士接受了阿图色多元决定论的看法，『「多元决定」这个概念最能解释任何历史层面的生活经验、以及实践的真正复杂程度』；而这些不同相对自主性力量之间的抵抗极其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什么？威廉士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当中找寻到出路，在他眼中，霸权理论的力量在于能够考虑个人在历史的经验，将文化视同「特定阶级过着宰制及从属的过程」，因此，能够将历史、经验、政治、意识形态纳入每天的生活的研究当中，威廉士也进而提出三种不同的文化势力－主导势力、残余的势力与新兴势力 。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威廉士的立场与理论体系可说到了成熟阶段；1980年，他首次提出「文化物质主义」的观点，在他的定义之下，文化物质主义意指『一种关乎（社会与物质）生产过程以及特定实践的文化理论； 』 　至于霍尔关于决定论较为完整的讨论，或许是＜文化，媒体及其「意识形态效果」＞（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ical Effect’ ,1977）一文，在这篇文章当中，霍尔首先反省了马克思理论当中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联，其次，提出了霍尔对文化的定义，霍尔对文化的定义与威廉士基本上相同；然而，在接下来的分析当中，除了带进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阿图色（L. Althusser）的多元决定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外，也带进了索绪尔（F. Sauaaure）的语言学分析；而文章最后讨论意识形态与媒体之间的关联时，大致确定了霍尔之后的理论走向，也就是关注焦点放在意识形态内容的分析以及主导意识形态如何成形的过程。这篇文章或可说是霍尔阶段性的文章，因为80年的＜意识形态的再发展：媒体研究中被压迫者的重返＞（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1982 ），延续该篇文章的观点有更成熟与完整的阐述。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对文化研究的批判 　关于英国媒介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则必须提及晚CCCS两年成立于李斯特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尽管该中心原则上是以社会的、社会文化的及社会问题导向的为主，而非以政治经济学取向为目标 ；然而，高丁与梅铎于1973年发表的＜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一文，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来说，该文章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打下根基的实作，更因为该篇文章勾勒了媒介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概念蓝图，而且这样的文献再英国也是首次出土 。该文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最主要是对生产与分配商品的工业与商业组织的研究，其次，是以经济但同时也是政治的取向研究媒体生产过程中的意识形态面向 ；该篇文章同时也针对当时英国复杂的媒体生态（如广播、报纸、唱片等）进行分析，并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的必要性 。延续这篇文章的观点，梅铎与高丁接着于1977年所发表＜资本主义，传播与阶级关系＞（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on）一文，该篇文章当中，梅铎与高丁首先援引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第一，对于生产与理念（idea）散布的控制，控制在掌有生产工具的资本家手中；第二，而其控制的结果使得资本家的观点产生立即的公共效果，也主导了次级团体的想法；第三，意识形态的主导扮演让社会不平等继续维持的关键角色 。其次，梅铎与高丁在引用马克思的《早期手稿》（Early Writings）指出，对于文化产品的适当分析方式，并不能单从对阶级基础的控制出发，还要从控制权力行使的总体经济的脉络之下分析 。综合这两者，梅铎与高丁指出了两种对马克思分析方式的误解：第一种，是视马克思为经济决定论；第二种，是视马克思的分析是静态而且一成不变的。梅铎与高丁进而指出，马克思对于文化产品的分析方式，事实上，是先分析文化产品的形式与内在，其次再回头过来描述其经济基础 。在厘清马克思的分析方式之后，梅铎与高丁转而批判正在文化研究领域当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威廉士与霍尔；梅铎与高丁以霍尔的论述为例，指出霍尔的分析方式完全忽略经济脉络的分析以及在此脉络之下决定论所起的作用 。既然梅铎与高丁同样反对化约的经济决定论，却又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那么，经济在分析过程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该篇文章当中，作者透过所有权与控制权分析了媒体与统治阶级关系之后，也反省了媒体研究的不足；也就是，媒体研究对于社会阶层在当代媒体当中如何被呈现与解释有不足之处，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研究者从事这样的研究，只不过，在梅铎与高丁的眼中，既有的这些研究带有臆测、选择性与草率的解读；在作者眼中，分析文化生产的经济因素分析仍具有优先性，也就是，只有将文化生产与物质利益产生连结，才能对文化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创造与分配的范围与内涵有充分说明 。 除此之外，梅铎与高丁在1978年英国社会学年会所发表的文章＜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关于决定论的问题＞（Ideology and the Mass Media：The Question of Determination）一文当中，再对威廉士与霍尔为主的马克思文化理论派提出了批判，该篇的批判重点，如同该篇文章名称，最重要的关键点在决定论上－对威廉士与霍尔来说，媒介「最主要是（first and the foremost）属于意识型态的范畴」，但对梅铎与高丁来说，媒介「最主要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之下，生产与分配商品的工商业组织」 ；除此之外，梅铎与高丁也着眼于正在英国发生的文化现象－大众传播事业极剧膨胀，其中多是私人产业的扩充；首先是新视听产产品（如唱片）进入市场，其次则是以跨国经营的方式进入传统出版市场，进而渗透进入原本是公共领域的广播部门；几家传播公司主宰文化事业的能耐，只增不减 。梅铎与高丁以此现象切入批判霍尔尾随葛兰西的分析方式－只着重于单一国家内部的文化霸权形成过程，也就是专注于媒介与国家之关系的分析；梅铎与高丁认为，国家固然是重要的，但将它放在一国与跨国的经济结构之内，才能充分的掌握注国家的重要性与角色；除此之外，正因跨国媒介的出现，媒介与权力关系必须重新检视，例如媒介的跨国现象与语言及教育等问题，梅铎与高定提出「文化依附」（cultural dependency）的概念指出，文化依附是研究媒介、语言、文化与支配结构之关系的重要领域，探讨文化依附，必须借重历史与经济的经验，分析依附国家之精英阶层的角色，其教育事业与新闻与文化成为外销品的过程；如果只是集中语意与文本中的意识形态作用，将对于产生这些语意与文义的社会过程欠缺分析 。 　尽管这两个领域一开始的分析方式就有不同，但是，第一波的正面交锋却非来自英国本身，而是来自北美的史麦塞（Dallas Smythe）；在史麦塞提出「阅听人商品」的原始文章＜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 Blindspot on Western Marxism，1977）一文当中，就强调了应该以物质论的立场分析传播媒体／广告／阅听人之间的三角关系 。该文一出，梅铎也为文响应史麦塞，梅铎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答复达拉斯．史麦塞＞（Blindspot about Western Marxism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1978）文章当中，指出史麦塞物质论者出发所提出的新议题固然有其洞见，但是在现实上，误把北美的情况作为典范，而理论方面，一方面忽略国家的角色，一方面更是忽略媒介内容本身；在该文的后半部分，梅铎回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发展，也对威廉士等人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扩充理论的努力持肯定态度，不过，文中也可看出梅铎对当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给予文化与意识形态过多的专注的抱怨 。一番论战之后，史麦塞在其更完整的文章＜阅听人商品及其工作＞（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1981）里，更是直接点名批判威廉士，史麦塞认为威廉士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一书虽然提到将文化工业放在物质生产的脉落下分析，但却没有将广告放在文化工业的范畴之中；除此之外，史麦塞更指出威廉士另一本着作《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1975）一书也将科技视为中性的等批判 。 　除了前述人马的批判之外，尼可拉斯（Garnhan Nicholas）＜传播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Communication,1986）的文章当中，也分别对威廉士与霍尔进行批判；他援引威廉士《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论述指出，威廉士的论述缺陷之一，就是忽略经济过程不同的社会实践，以新闻出版为例，有的是私人资本为了营利所进行，然而有的则是国家所推动（例如BBC），而这些不同的社会实践却都被相同地被归类在「物质」而非「经济」的类别；也因此，未能区分物质与经济的区别导致一种化约的论述；尼可拉斯进一步修正威廉士的架构，其认改以社会形式与文化形式的区分，才能依循马克思理论进行分析 。至于对霍尔的批判，尼可拉斯除了赞同梅铎与高丁＜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关于决定论的问题＞该文当中对霍尔的批判之外，并进一步指出，尽管霍尔提到意识形态的斗争，但是却没有注意到意识形态产出的背后因素－例如有的媒体是国家所控制，有的则为私人掌握 。 事实上，关于决定论的论辩，两个阵营多属隔空交火的状态，而文化研究甚至较少响应，除了霍尔针对高丁与梅铎＜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关于决定论的问题＞一文所指的「文化研究忘却了分析的优先级，没有坚持经济因素在最后关卡的决定性作用」；霍尔在其它地方间接回答；霍尔指出，由于知识上的分工使然，没有人能照顾到各个重要的环节；他很清楚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但只能就他比较专长的项目提供解析之所得；其次，他反过来说，单单坚持经济要素在最后关头的作用，未免流于慵懒，好象没有人为的努力就自动会使资本主义体系崩溃；他宁愿说，正因为经济力量在很多社会现象当中，都率先产生影响作用，人为的抗争才更显得必要；马克思不是万灵丹，不能保证任何善果的发生 。 媒介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正面交锋及两种心向 　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文化研究的批判，随着文化研究的转变而有不同批判，一开始是关于决定论的论辩，随着文化研究文本分析以及阅听人研究成为研究主流，政治经济学也相对应地提出批判；而文化研究的后现代转向以及费斯克所提出的「符号民主」的抗争策略，除了文化研究对这些议题提出许多反省之外，传播政治经济学也提出许多批判。不过，这些论辩，如同关于决定论的论辩一样，多属隔空批判，并未有正面对决的机会；直到1995年，在美国传播学界的重要刊物《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里才有正面交锋的对话与批判；尽管说是第一次正面的对决，但综观双方的攻守，大致可说是双方二十多年来批判点的总集合。在此，我们以媒介政治经济学学者尼可拉斯与文化研究的格拉斯堡（Larry Grossberg）两人的攻防最为犀利，论辩也最为全面；与本文相关的，有两个环环相扣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学科与终极关怀或者说是运动目标的问题，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则是方法论的论辩。 　尼可拉斯＜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再合作或分离＞（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studies: Reconciliation or divorce ?）一文当中首先指出，媒介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敌意肇始于对政治经济学的误解，文化研究的意图（project）只有在与政治经济学重新连结的情形之下才有可能达成；尼可拉斯指出了文化研究的两个主要发展－第一种发展是意识形态问题在文本分析的阶段被大量讨论，第二种发展则是主导／从属的概念从阶级扩大到种族与性别；第二种发展的结果，敌人不仅包括资本主义，还包括菲斯克所说的「白人父权体制」 。「敌人」到底是谁？尼可拉斯回顾了英国文化研究几位奠基者威廉士、汤普森等人的作品指出，早期的文化研究致力于找出，是在什么样的机制之下，致使受支配者弥漫于某种意识形态、「虚假意识」，致而无法被动员支持解放大业，这里的虚假意识，不在指责或以精英立场指导大众，而是在于明确指出受支配阶级人数远多于支配者，却不能以行动支持解放、推翻资本主义文明的事实 。尼可拉斯并进而指出，强调「虚假意识」才能让知识分子得到适才适所的角色，因为：第一，有机知识分子在此前提之下，才能说是站在一个必要而有正当性的分工位置，从事着从受支配阶级纷乱分裂的经验中，打造阶级意识的工作；第二，知识分子就此提供了支配结构及抗争地形的地图，从中才能提炼了政治策略，受支配阶级体认虚假意识的瞬间，也就是自己力量可以成长的基础。尼可拉斯最后指出，虽然种族与性别有其重要性，但是阶级仍有其优先性。 　面对尼可拉斯的批判，格拉斯堡则在＜文化研究 vs.政治经济学：谁人挑起这个论争？ ＞（Cultural Studies vs. Political Economy: Is anybody else bored with the debate? ）一文当中指出，尼可拉斯其实误解了英国文化研究奠基者的企图，尽管文化研究者也与资本主义对立，但这并不表示文化研究将政治经济学的模式用来进行文化解释；事实上，文化研究有意识地与单纯的经济解释保持距离；格拉斯堡认为，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政治事业，必须在问题能够被脉络化以及在开放的挑战空间调整当中保持稳定 。面对尼可拉斯所提出的分析方法，格拉斯堡提出反驳：首先，尼可拉斯的分析是去历史化（ahistory）的分析方式，如果资本主义社会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如何以单一标准去说明这些不同？为什么有些会发生在美国而不是国或日本？这不仅不是上层结构的问题，也不是所有者生产工具／受雇劳工简单二元划分可以分析的问题；正因为尼可拉斯忽略文化研究所强调的「接合」（articulation）－生产、消费、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如何扣连的问题，以致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 　这场论辩的结果能否整合双方歧见？其结果未能得知，不过，论战之后对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两者能否有共同的研究取向？其中有乐观与悲观者，乐观者可以凯纳（Douglas Kellner）为代表，悲观者则以梅铎为代表。该论战之后，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在1997年出版了《对文化研究的质疑》（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的合集，在这本合集当中可以看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对文化研究的不同看法，凯纳在＜跨越鸿沟：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Overcoming the Divide: 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Economy）的文章当中，回顾了文化研究当中的文本研究与阅听人研究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有助于这两类研究，不过，在方法论上（特别是争论甚久的关于决定论的讨论），凯纳并未提出跨越分离的基础。不过，同年凯纳则以＜批判理论与文化研究＞（Critical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missed articulation）一文 ，尝试指出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结合的可能起点。依笔者的理解，凯纳似乎认为，英国文化研究发展之初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高／低文化的划分方式做了告别，而专注于工人阶级或是青少年次文化的研究；然而，文化研究领域却忘记了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关于资本主义之下的文化工业的讨论，特别是当文化研究只侧重文本分析忘却政治经济分析而被传播政治经济学强烈批判之际；唯有将文化工业的提法与文化研究产生连结，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才有可能开启合作关系。从理论上来看，重要的是，重新拉回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意味着文化工业所产生的文化产品，一方面是文化的（这是文化研究所侧重的面向），另一方面，文化产品同时也是商品（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重点）；找回『失去的联合』，正可让文化研究走出既有框架 。 　2001年，凯纳与Durham所合编的《媒体与文化研究》（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一书当中，再次强调了这样的观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与文化研究在传播与文化研究领域再制了许多不同的流派，而这两个领域有彼此竞争的方法论、研究客体、文本的内容；这是源于传播研究以社会科学为基础、并以媒体与传播为研究对象，而文化研究则是以人文学科为基础、以文本的视角关注文化 。」尽管两者之间有许多方法论上或是研究客体的不同，凯纳与杜汉进一步指出，在新的经济全球化之下的形构出现之下，文化研究或是媒体研究都必须掌握全球、国家以及地方的媒体的生产与分配的问题 。 　至于梅铎长期对文化研究的批判，近年来似乎有更加激烈之势，在与赵斌的对谈当中，甚至也提出放弃「文化研究」的提法，梅铎指出，『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其长期处在于对象征系统的分析，其次是对社会系统的分析。对经济系统，它几乎一窍不通。所以，在英语里，我们可以完全放弃「文化研究」一词，代之以对极具变迁的社会与文化的分析，这也是我在自己研究工作中想要努力做到的。 』「文化研究」是否因此就被放弃？事实上，如果回顾梅铎1977年的文章，梅铎也自承关于媒体研究如何呈现社会阶层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精确来说，应该是已有来自文化研究领域为数不少的研究出现，只是在梅铎眼中，这些都未能观照到政治经济分析的观点；而这不正是文化研究空间之所在吗？ 　不过，梅铎对文化研究领域的批判当中，却也不乏文化研究领域作为反省的论述；梅铎1989年的＜十字路口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at Crossroad）一文就从撒切尔长期执政的脉络之下指出，文化研究如果还要保持知识分子的活力，就应该介入公共事务的实践，例如与政策制定者对话、公开演说等，因为公共空间正面临制度性的危机，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撒切尔主义在英国十年教了我们什么，那就是这个。 』 结语 　从前述的讨论来看，文化研究与传播经济学之间的歧异，在决定论方面，随着彼此之间的讨论，歧异似乎在缩小当中；如同梅铎在日后的作品当中也提到，大众传播体系很显然具有双重性，既是商品的生产，也是文化意义的工业，两者不可偏费而争孰先孰后 ；这样的说法看似一个打破双方成见的大团圆结局，然而，　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另一个重大差异，或许是症结之所在，那就是两者于对文化想象的不同。如同梅铎所见，他认为文化工业不仅是一个象征体系，更是一个物质的工业体系，在所有权日趋垄断、文化生产日益商业化的情形之下，大众和消费者的创造力其实是受到文化工业制约的 ；这样的文化想象某种程度来说，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想象的背后，意味着阅听人将直接受到结构的影响。然而，文化研究的文化观，无论是威廉是或是霍尔，都强调了人的能动性以及实践的可能性。 　两者是否真有可能跨越分裂？这不是一件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却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当传播政治经济学透过对文化工业的具体分析，从控制权与所有权的角度去说明文化工业其实是被垄断的时候；但却忽略了其分析方式是从既有的受欢迎的文化产品去推论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这容易产生一个盲点，例如有些私人资本也想尝试去垄断文化工业，创造己身的最大利益，但却失败了；这是政治经济的因素？还是文化因素？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如果再以具体的例子为例，面对好莱坞体制的扩张，亚洲有两个地方先后强是地面对好莱坞的来势汹汹，一个是香港，80年代以来的香港，被称为「东方的好莱坞」，香港观众只看本土的港片，不看好莱坞，这样的情景直到90年代被打破；而另一个电影工业崛起的韩国，几部电影在票房上都打败了老莱坞电影；这两个不同个案，我们该如何解读？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向的？还是文化研究向的？或是两者有？从个案分析分析进行对话与累积，或许从中能找出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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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 文化研究 经济学 决定论 政治经济学 文化 批判 对话 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