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金融研究》期刊撰文,就金融危机中ZF救助问题表达其观点,他指出,应对系统性危机,ZF还是应该及时参与救助,但同时也需要防止道德风险。 这篇以央行行长周小川署名的长篇文章《金融危机中关于救助问题的争论》中,阐述、总结了当前ZF部门救助金融机构思路、存款保险制度改革、金融税领域的实施原则,以及央行干预、对冲外汇占款措施的宏观效果等问题。
ZF救助应防止道德风险
周小川表示,总体而言过去中国基于一些特殊情况比较倾向于救助。首先因为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意味着金融业出现了问题就必须救,否则意味着集体的失灵甚至死亡;第二,中国是转轨经济,金融机构承担了政策性、半政策性或者体制性的任务,因为金融机构有问题很难说清楚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如果不救也是不负责任的;第三,中国改革过程中特别强调社会稳定,如果出了问题不救,容易影响社会稳定。
文章指出,救助应从发展的角度看,也要结合金融业改革发展的状况做进一步考虑,权衡点也应该逐步有所变化。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必要的取舍、协调,取得平衡,尽可能减少道德风险。
对于ZF参与救助的资金来源问题,周小川认为,一个来源是纳税人的钱,一个是私人部门的救助,而更多情况是采取公共部门和私人分摊的办法。
他认为,从经济角度而言,为了防范危机以及危机的蔓延,必要时即便用纳税人的钱来进行救助也是应该的,最终纳税人的钱还是花在了公共利益上。
特别是对于此前一度热议的存款保险制度的救助形式,周小川认为,存款保险机制实际上是向银行客户征收的一种税。依靠此制度解决类似全球金融危机的问题,可能需要大幅度增加存款保险的力度费率。
但他也指出,即便如此,存款保险制度也只针对稀有存款的金融机构,而现代金融市场主要靠资本市场融资的情况下,非存款类金融机构以及影子银行的大量出现,使得不能仅依靠存款保险制度,因此,银行也要借助“自保”和“生前遗嘱”的方式,即金融机构事先准备好应对机制。
中国不存在货币“超发”
周小川文章指出,为了救助采取一些权宜之计是必要的,至少避免了危机扩散、深化,又减轻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扩张带来的压力,避免经济马上出现通货膨胀,为经济复苏争取时间。之后也可以逐步“退出”市场,通过出售持有的资产,收缩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降低中央银行负债,真正收回过去投放的流动性。
对于此前中国央行对外汇储备大幅增长,采取的对冲和基础货币投放,周小川指出,从货币投放数量看,每年按照经济增长对货币供应的需求,基本上按照预先设计的、相对稳定的速度投放基础货币,最终做到了基本上没有多印、多投放票子,避免了出现大幅度的通货膨胀。
他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显示经济就没有通货膨胀了,物价上涨有各种复杂的原因。此外,对冲过程本身也受到了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在时机、数量上会受到一些干扰,从而暂时没有实现100%的对冲。而且,还要考虑经济增长对货币投放增加的需要。因此,也没有必要100%对冲,平均而言对冲85%~90%左右可能就足够了。
周小川认为,因为对冲操作,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确实扩大了,但中国外汇储备不会无休止地增长,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已经过了顶峰,会在今后不断降低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外汇占款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会很好的匹配起来,从而消除因外汇占款而可能导致的长期通货膨胀压力。
对于中央银行参与救助导致资产负债表扩张的过程,周小川文章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需要考虑由于救助而投放的过多的流动性,造成的通货膨胀;二是要着眼于动态长期的调整,既要克服危机,推动经济复苏,又要考虑消除长期通货膨胀压力,在未来中长期内实现基础货币投放与经济增长相互匹配,保持总量上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