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马克思主张廉价ZF,但是中国每年超过万亿元的“六公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嫖娼、公款私用、公车消费、公款医疗)”却让民众无比厌恶和痛恨,究竟是什么原因,公务员们可以如此肆无忌惮的横行霸道?建设廉价ZF,保护人民利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有助于建设廉洁ZF!
=========================
马克思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ZF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关于废除旧官吏,马克思说:“从公社委员起……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
马克思将公社“解放劳动”的上述措施总结为“大规模的节俭”,认为它“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从根源上杜绝把巨量国民产品浪费于供养国家这个魔怪,另一方面,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实际的行政管理职务,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只领取工人的工资”。可见,他所说的“廉价ZF”,本意也就是费用很少的节俭ZF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所说的“廉价ZF”,又是特别针对农民的状况而言的。众所周知,所谓“廉价ZF”并不是马克思最早提出的。在此之前,有不少学者如路德、加尔文、圣西门、洛克、潘恩、斯密、李嘉图等都曾对廉价ZF问题作过一些探讨。特别是亚当•斯密从节俭成本的角度更明确地提出:“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少于或等于国家所收入的。”这也是此前历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曾提出的口号,目的是为了取得国民特别是农民的支持。但每一次它们都成了空头支票,一旦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就违背诺言,非但不减轻农民的负担,反而更加重了剥削。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就是如此。当时临时ZF就以维持国家工场为名,对小有产者和农民征收新税,不但二月革命前的捐税一律照征,而且每一法郎税款又要增加45生丁的附加税。所以马克思揭露说:“1848年,资产者们对农民的那块土地加上了每法郎45生丁的附加税,而那时候他们还是以革命的名义这样做的。”然而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实现的口号,公社却实现了。
马克思所说的“廉价ZF”是指费用很少的节俭ZF,这对于当今如何降低ZF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ZF的行政成本急剧增长,“三公消费”以令人瞠目结舌的姿态,肆无忌惮地高调上升。根据学者研究,“1978—2008年间,行政管理支出从1978年的52.9亿元增长到9795亿元,年平均增长19.83%;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即使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这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相当高的。而解决我国行政成本过高和增长过快的问题,主要做法就是要大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即“深化各级ZF机关事务管理体制改革,降低行政成本”。具体来说,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在思想上强化ZF官员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反对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二是要尽可能削减ZF的规模,努力节制ZF消费;三是要发挥全社会的民主监督作用,从各种渠道遏制和降低ZF的不必要开支;四是要进一步完善和实施对ZF部门与ZF官员的问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