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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 | SCHOLAR
WHO IS IT 中国第一位哈佛经济学博士，中国最受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
邹恒甫 为什么要做中国的堂.吉诃德？
文|李光敏 摄影|杨森林
10月下旬，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CEMA)院长办公室里空无一人。经济学、数学英文原著，文、史、哲各类书籍在办公桌上堆成了山。最显眼处，是一套离开前已经拆封翻阅的全三册《南渡北归》，该书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学术追求。书旁摆着一盆初长成的君子兰，这是今年教师节CEMA十几名博士生联合给他们的老师邹恒甫先生送的。翠绿的叶片上附着张简易的红色贺卡，上书“邹老师，节日快乐”。
邹恒甫还没有看到这份学生们精心准备的礼物。自8月底离京后，邹恒甫至今没有回来过。在美国华盛顿的家中接受《人物》记者电话采访时，被问及何时回京，他回答，“在等官司的公示”。
8月31日，因微博爆料“北大院长奸淫服务员”，邹恒甫被北京大学以“侵犯名誉”为由正式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并获立案。这是邹恒甫始料未及的，他坦言对北大要打官司感到万分惊讶却又荣幸之至：“我以前说腐败、贪污的事情都没人管，现在这么点一下生活作风问题，却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他操一口口音浓重的湖南普通话，大胆臧否人物一如往常，不时哈哈大笑，连称“太好玩”、“太过瘾”。“那么大的一个北大，挑战我一个小萝卜头邹恒甫，这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我的光荣啊。”他的口头禅是“太好玩”，他特别希望有人能够跟他将游戏进行下去。
位于北京学院路的中财校园很小，散步时，不到20分钟，邹恒甫先生便可以绕校园一圈。但唯在这里，他得到了最大的办学自由—在邹恒甫看来，无论资金，还是办学理念，中财校方对他的支持可谓“毫无保留”。2008年4月5日，邹恒甫的夙愿终于达成—中国高等研究院(CIAS)在中央财经大学成立。其时，他正因与北大光华的纷争而备受质疑，这场风波至今硝烟未尽。除了少数几个朋友偶尔聚会，邹恒甫不参加任何应酬。他每天除了做研究、上课，就是睡觉、吃饭、遛狗、散步，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叫上他的学生罗长林。心里有事时，邹恒甫即便服用安定，还会整夜睡不着觉。“学校的会议他好像都不参加。要让他乖乖地坐在一个姓名牌后面，他受不了。我印象中他参加的会只有两个，一个是教师职称评定的会，一个是学校的毕业典礼。即便这种会，之前他也会紧张，头一晚就睡不着觉。”罗长林说邹恒甫非常厌烦这些场合。
另一方面，罗长林却发现邹恒甫乐于和普通人交流并从中获得乐趣：遇到环卫工人整理枯草，邹恒甫会跑过去，抢过人家的耙子，兴致勃勃地帮人家把整片草地收拾干净才罢休，还连称“我也是农民出身”；夏天看到有人在路边河里游泳，他会脱了衣服，穿着裤子就跳进去；高兴的时候，他会手里拿根青草，伴着节拍哼些《东方之珠》、《女人花》之类的老歌。
小区太小，他有时候遛狗会串到隔壁小区去。保安们见这位总是穿同一件条纹Polo衫的卷发男人整天无所事事，有些瞧不上他。他却一点不计较，熟了，还老去跟保安们斗地主玩。邹恒甫不好意思赢保安们的钱，总是每次带两百块，输完就回家。
在一个三四个朋友聚会的场合，邹恒甫直言，比起人，他更愿意跟狗打交道。“狗哪儿有人那么多心眼？”在中财和美国华盛顿的家中，他分别养了一条狗，一条叫牛顿，一条叫爱因斯坦。和《人物》记者多次的越洋通话中，总有狗吠相伴，而电话那边邹氏风格的骂声更是滔滔不绝。有时他会突然停顿一下，说“狗和孩子都睡着了”。记者抱歉地想结束通话，可邹不允，关于他这一生经历过纠缠过痛骂过的人和事，他得说痛快骂痛快了才过瘾。
同学们都不喜欢我，因为我比他们成绩都好
自少年时代，邹恒甫就立志当一名老师。如果历史的车轮顺着“文革”继续向前，邹恒甫中学毕业后若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就要上山下乡。命运的转折恰巧在他高中毕业那一年出现：1977年底，高考制度恢复。不少老三届的学生在“文革”中浪费了10年光阴，他却刚刚好，赶上恢复高考的“头班车”。1978年2月，当来自湖南岳阳华容小镇的少年邹恒甫走进武汉大学校园时，还要再过3个月，他才满15周岁，是经济学系70个同学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的很多同学，都已经到二三十岁的年龄，最大的一位已经32岁。
刚刚过去那个时代“斗资批修”的阴影犹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因为被经济学专业录取感到耻辱，除了父母，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将要学习这个专业。“我们都以为经济学就是打算盘，不好意思告诉别人。”1978 年春，胡乔木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文章，肯定价值规律和市场。中国经济学的春天开始到来。邹恒甫在武汉大学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学大变革的时期。当时中国经济学界有两件事情影响深远：一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大反思；二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大量引进。前者以董辅礽先生为首，包括于光远、薛暮桥等一批前辈，他们大胆深刻地反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尖锐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后者则以张培刚、陈岱孙、吴纪光、谭崇台、厉以宁等为代表，他们大力引进西方主流派经济学理论。
武汉大学把最强的师资配给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经济学系更是群星灿烂，有张培刚的学生曾启贤，从哈佛回来的谭崇台、吴纪先、刘涤源，从耶鲁回国的李崇淮、周新民，从威斯康星毕业的朱景尧等一大批解放前就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物。“我认为我当时很好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加上得到西方经济学的熏陶，使我在同辈人中有很强的优越感。”邹恒甫说。
董辅礽有一句话让他印象十分深刻：“你们学经济学一定要学好三样东西，一是要学好数学，二是要学好形式逻辑和哲学，三是要学好英语。”在时任校长刘道玉推行的学分制下，邹恒甫获得了巨大的选择自由。很轻松地应付了经济学专业的课程之外，他几乎把所有剩余时间都用到了数学、英语和哲学专业的学习上。
“经历过‘文革’的我们这些年龄比较大的同学都在用老方法苦学专业，而邹恒甫不但专业成绩好，还涉猎大量数学、哲学和历史的西方著作，之前都在‘批林批孔’，但邹恒甫却跟我说，很多西方学者对孔子评价很高。”他一位同班同学用“天才”和“神童”形容他。另一位同学张循礼回忆，邹恒甫的厉害在于他不仅聪明，而且勤奋。邹恒甫很少参加班上的集体活动，“但因为他小，大家都能够包容他”。
在多位昔日同窗的回忆中，这位少年天才深得同学们的爱护，他自己却说：“同学们都不喜欢我，因为我比他们成绩都好。”他应当去哈佛大学，必须去哈佛大学1981年春天，南京大学有一个关于西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项目，邹恒甫因为数学基础好，被选去交流一个月。那是国内第一次正式将西方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课程引进来。在毕业时的英语考试中，邹恒甫名列全校第二，第一名和另一位并列第二的均为当时武汉大学英语系的老师。
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与西方隔绝30多年后，中国开始每年向西方国家派出少量公费留学生。1981年，国家教育部委托部分部属重点大学选拔首批出国留学生，武汉大学是受委托学校之一。1982年，邹恒甫被推荐去比利时鲁汶大学，却因年龄太小被拒绝。随后他又申请了法国一所学校，也没有等来消息。“用我们家乡的话说，邹恒甫是最没有用的，比利时都去不了。我其实是在很风光的时候，一下子就掉了下来。”邹恒甫说，他甚至做好了在国内读硕士的准备。他自己申请了哈佛的博士和威斯康星的硕士。早年留学哈佛的经济系主任吴纪先亲自写信给他哈佛的老师列昂梯夫（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哈佛中国经济研究权威珀金斯，向他们推荐邹恒甫。
1983年3月1日，邹恒甫收到了来自哈佛的录取通知，却不敢告诉别人。“我一看，那张纸很漂亮，就认为是假的。”直到3月7日，他收到珀金斯的亲笔信，心里才有了底，并与老师吴纪先分享了这一喜讯。5月，命运再次横生枝节—威斯康星的录取通知来了，且学费比哈佛低得多，邹恒甫被教育部批准去威斯康星。对此，邹恒甫很失望，却又无可奈何。
吴纪先给校长刘道玉打电话，称邹恒甫是他遇到的最好的学生，他激动地说：“他应当去哈佛大学，必须去哈佛大学。”吴纪先甚至以辞去系主任相“威胁”，希望校长说服教育部改变决定。邹恒甫没抱太大期望，他安慰吴纪先：“实在不行，我可以先到威斯康星，然后转到哈佛。”但老先生说：“不行！要一步到位。”刘道玉亲自到教育部找蒋南翔部长斡旋，终于促成邹恒甫的哈佛之行。他的同学简新华回忆说：“因为哈佛大学的学费是别的学校的三倍，如果把邹恒甫派到哈佛大学，国家可能就要减掉两个出国留学生的名额，当时国家的外汇非常少。教育部特批邹恒甫去哈佛大学学习，他特别高兴。这应该是他对武大、对国家特别感恩的重要原因之一。”
1989年5月，邹恒甫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以大力改革闻名教育界的刘道玉也在邹恒甫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记，邹恒甫投身学术教育之后也一心想像他的老校长那样建设自己的学术“理想国”，哪怕刘道玉是改革的失败者。
如果不是88年刘校长出事的话，我就不会要这个哈佛博士啦
1987年，邹恒甫应校长刘道玉邀请，第一次回母校讲学。在他介绍现代经济学的讲座上，参与交流的老师们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一派反对，有的甚至直接站起来批判他。“他们觉得我太奇怪了，怎么这样否定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呢？”邹恒甫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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