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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建议:
(一)做好“三减”。
1、减事。
减负,不仅仅要减轻农民负担,涉农政策也应该大力精简。废除种植补贴制度,通过市场调控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转型传统扶贫方式,废除扶贫开发“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政策。由中央财政把节省出来的资金直接划拨给医保、社保部门,全面免除合作医疗、养老保险农民应缴的部分,逐步统一城乡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制度。
从我县估算,种植补贴的总额大于医保、农保个人负担总额,在全国范围,也不会过分加重财政负担。但是,基层政府和涉农部门,就可以从大量事务中解放出来了。
2、减权。
对于五保、低保审核工作,涉农工程,诸如打井、修路等,应该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而不应该由村长、乡长或者其它上级部门拍板。乡镇政府的功能应该定位于:第一、做好涉农服务工作,至于老百姓需要什么服务,让农民自己决定,不要强加“服务”给农民;第二、上传下达:把上级的政策不折不扣传达给农村,把农民的利益诉求、基层实际真实准确逐级传递上去,充当农民利益代言人。
3、减人。
工作减了,权力减了,如果能够再有效应用办公信息化,我认为,把县乡干部整体精简80%,即能大幅度节约行政经费,又可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探索多渠道分流富余干部,如充实公安队伍,带薪离岗创业,等等。对于家庭资产超过100万元的公务员,无论是合法收入还是灰色收入,无论是配偶收入还是子女收入,都应该建议其退出公务员队伍。因为,如果官员的家庭成员开公司办实体,在经营中是否利用了该官员的职务之便很难厘清。我们必须要保证公务员队伍的无产阶级本质,不可与民争利。
(二)推进“三增”。
1、增进公平。过去二十年的指导思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目前,分配不公问题严重存在,已经影响到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所以,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应该把公平原则放到比效率更高的地位。公平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在就业、创业、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拥有平等的机会。“三农”问题的根本成因,还是公平问题。必须逐步打破导致城乡就业、创业、教育等各种机会严重不平等的体制、制度、政策。把“三农”问题上升为中国问题。
2、增进民主。狭义的民主和前述“减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广义的民主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
3、增进法制。
依法治国,废除目前的信访制度。健全法制,革新目前的反腐机制。前面提到的“三减”(减事、减权、减人)如果能够做好,基层腐败问题必将无可遁形。新时期最棘手的反腐难题莫过于反腐过程中产生的腐败(中央也许尚没有充分认识),目前的反腐机制主要依靠从上而下的监管,赋予了纪检监察部门太大的权力。如果纪检监察队伍腐败怎么办?再成立一个新的部门监管吗?如果是这样,则永远存在一个缺乏监管甚至权大于法的部门。普通腐败失的是民心,纪检腐败失的则是官心。所以,司法独立、民主监督(包括党内民主监督)才应该成为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径。
(三)建立“后三农问题”研究院。
该研究院是一个虚拟组织,既没有固定人员,也不需要运转经费。在全国广大基层干部中广泛招募自愿者,采集第一手数据,发展一种现代IT技术下的草根经济研究模式。新时期的三农问题,突出表现在解决问题中产生的问题。一些政策,应该从权宜性策略转变为长期战略。而更多的权宜性政策,则应该考虑退出机制。“后三农问题”研究院的主要任务,就是客观评估每一项涉农政策的效果,把最真实的农村情况提供给中央,提供给需要的研究机构和学者。
希望人民网能够开辟“后三农问题研究院”版块,为研究院的人员招募工作提供一个信息平台。
(四)掀起一场“三农”问题研究人员的“新上山下乡”活动。
有的学者,了解日韩经济,精通欧美理论,但是对于中国的农村实际和政策执行环境,却是非常陌生。我相信,没有专家能够准确说出中国目前究竟有多少农民。统计部门人口数,计生部门人口数,户籍人口数,合作医疗人口数,永远不相投。而中国老百姓甚至广大基层干部,从“文革”中一路走来,“政治敏感性”很强,对“上面来的人”普遍缺乏敢于讲真话的勇气。
所以,涉农政策研究人员必须长期深入农村生活和工作,充分掌握农村实情。那种通过短暂考察式调研得出的研究结论,终将误国误己。某些“研究成果”的产生,可能会为政府过度干预农村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揽子”政策下去,不仅农村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整个中国问题都可能变得复杂起来!
(篇后语:习主席告诫我们,“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我认为,“警醒”应该从敢于讲真话开始。为了党和民族利益,为了老百姓,广大党员干部不应该为了一己私利而患得患失。这就是我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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