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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威权统治者身上未必没有一些值得人们称许的品格或功绩，然而沉醉在其个人光辉和克里斯玛之下，往往使民众忘记了他们的威权统治者身份，或者误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有这样的品格或功绩，从而在一种英雄崇拜的迷情中赋予了威权统治以虚幻的合法性。
在一个开放社会中，政治领导者竭诚为民众服务，等待他们的依然只有无止境的批评；在一个威权社会中，政治领导者等待的是百般的歌颂，因为他们设定了这样一个评价逻辑：社会的任何进步都一定能归功于他们的领导，如若碰巧他们没有政绩的夺目，则一定还有人格的光辉，如若他们人格上竟然也并无过人之处，那至少他们也还抱定了一颗难得的赤子之心。
威权统治在相当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歌颂才能够存在。歌颂直接攫住民众的情感，通过统治民众的眼泪来统治民众的头脑。眼泪的统治，是最低成本的统治，也是最深处的统治。
知识分子如若不能率先经受住泪弹的攻势，擦亮眼睛，以清醒的视线割断对威权统治者的情感纠葛，又怎么能开启一个民族的理性之路。
对政治领导者不是不可以歌颂，而是要将这种歌颂交给自由舆论，交给历史。
一个能够理性批评的社会才是一个开放社会，开放社会需要批评去维持其存在。
威权社会当然也需要批评，但这种批评不是对自身现状的批评，而是对之前统治的批评，对同时代其他国家的批评。这种批评营造了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其目的自然是通过批评他人来实现对自身的歌颂。
在学术界，为威权统治提供辩护的大都经由历史功利主义的逻辑，即：威权统治的结果能为威权统治本身提供合法性，如果威权治理的果效胜过自由社会，那么威权统治就是合法的。然而细细追究就会发现，这样一种辩护路径实际上混淆了统治权力和统治结果的区别，把为什么能够统治和统治的怎么样混为一谈，是一种没有价值前提的机会主义逻辑。
为自由统治辩护，首先必须坚持统治权的价值前提，即：统治权是基于被统治者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因此，不是基于被统治者自由同意和理性授权的统治，其权力来源都是非法的。
普通的被统治者的自由和尊严之所以需要被尊重是因为生命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虽然每个个体在智慧、品德上有高低优劣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在生命面前是微不足道的。正如无穷大加上一个有限数字仍然等于无穷大一样，后天的个体差异在活着的生命面前不应该被夸大。故而，承载着最高生命价值的每个个体在社会中的自由和尊严都应该予以平等尊重。
历史功利主义既然是一种结果评价，就必须首先建立在统治合法性的前提之下，而不能反过来为统治本身提供合法性。
在一个自由开放社会中，历史功利主义有它的法律底线。少数人的权利和自由不能因为功利主义的缘故而牺牲。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假如还有很多民众因饥荒而饿死，政府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花钱造导弹的。换言之，在一个开放社会中，功利主义的强国之梦不能胜过哪怕一个最弱小的个体生存权。
威权治理果效的优越性常常是一种权力话语，而非一种客观实际。他们既然垄断了治理权，掌握了话语评价权，那么不优越自然很难。问题的关键在于，优越性必须要在比较和竞争中才能体现，不是和别的国家比较，而是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威权和自由的比较。
威权话语中常常充斥着集体、整体、长远、根本等言辞。这些言辞的共同特点是：具有高度抽象性，需要通过一定的代表形式来体现；具有高度的乌托邦性质，具有无可争辩的道义优越感。威权统治者常常通过树立自己的道义优越感，从而确立自己独一无二的代表合理性。
现代威权社会和乌托邦常常是孪生兄弟。威权统治者常常强调乌托邦对威权统治的工具性依赖，即：威权统治是为了实现乌托邦所必不可少的保障或条件。然而事实真相是：威权社会通常情况下都仅仅是对乌托邦的一种工具性利用。换言之，威权社会真正追求的是统治权本身，乌托邦不过是一种装饰性话语。
乌托邦都是极度悲观的人为了抚慰自己的灵魂而编织出来的海市蜃楼，仅仅具有审美价值。真正乐观的人，不会对现有社会产生一种根本否定，从而不会有建造乌托邦的冲动；又因为真正乐观的人能够认识到人的局限，从而也不会把社会理想构造得过于完美。
一个极度悲观的人思考出一个完美社会图景，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倘若一个人没有失去常识判断力，都不应该把这乌托邦当作一个蓝图来指导现实社会的建构。
解构乌托邦还需要我们认识到人的理性局限性，社会运作机理的复杂性，从而使个人理智能在人类社会历史面前谦卑下来。
乌托邦的意义不在于他的现实指导力，而在于他的现实批判力。没有建设意义的批判之所以仍然有意义，是因为批判本身代表了一种改进的契机和可能。更重要的是，批判精神本身是人类无法放弃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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