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企业创新痼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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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3年01月06日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建立完整而多元化的技术创新体系，这样才能向发达国家行列迈进
　　中国政府在“十一五”期间曾提出一个大胆的规划，2010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2％，最终结果只达到1.76％。
　　在“十二五”规划中，政府继续推进这一比例——2015年，R&D经费要实现占GDP2.2％的目标，这与发达国家2010年3％的水平已接近。另外，还要实现大中型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从目前的0.93％提高到1.5％，以及要求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5％左右等。这些都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投入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关键性指标。
　　两年之后，能否实现这些指标要求，谁也没有肯定答案。因为经费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创新乏力，源于各种体制性的痼疾挥之不去。《财经》特邀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杨柏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以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等一起探讨解决之道。
　　企业不应满足于国外溢出效应
　　《财经》：2010年，中国企业执行的R&D支出已占全社会此类支出73.4％，仅从执行经费而言，企业已经是最大主体，为何各界还在强调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杨柏龄：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这句话国内反复强调了多年，但一直做不到位。主要有两方面的困难：一是企业自身没有强大的研发队伍，难以高效地组织集成开发；二是国内企业满足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溢出效应，仍大力引进国外生产线，二流技术依然可以赚钱。
　　这两个障碍是发展中国家必然要经历的，只要按市场经济方向发展下去，市场机制越来越完善健全，竞争成了市场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问题一定会解决。
　　目前，中国的科技投入反映在经济发展上不尽如人意。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表明，如果高技术产业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一定是给别人打工。而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根本之道，在于企业研发能力的成长。
　　现在也有大量企业到科研机构寻找成果，但前提是企业能对技术成果有准确判断。新的科研成果往往是解决某种原理、机理问题，距离产业应用比较遥远。如果企业对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实验室研究成果不能理解，缺乏在此基础上进行工程和工艺开发的能力，那么，新成果就很难产业化。
　　冯飞：全社会的R&D投入，企业占比超过70％，据此有人认为中国现在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但实际上，大量经费投入是用于解决工艺性问题，或解决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或一些产品层面的研发，这些不是技术上的创新，而是产品的技术改进。企业在最关键的技术创新方面仍然缺乏能力。
　　吕薇：尽管企业已经成为R&D投入的主要力量，但并不等于企业成为自主创新主体。各行业排头兵企业虽具备了自主创新能力，但大部分仍处于跟踪模仿和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阶段，缺少自主知识产权。
　　2010年，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比例仅为28.9％，平均R&D支出强度为0.93％，不及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此外，尽管企业投入了大量的R&D费用，但由于缺乏市场开拓能力和合适的商业模式，有些研发成果最终没有获得市场成功。
　　《财经》：一直以来，中国的R&D“偏科”现象严重，即绝大部分都投入到试验开发或应用研究中，而非对原发性创新更有价值的基础研究。这种不平衡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
　　王元：中国R&D经费2011年的总投入是8610亿元，2012年可能将首次超过1万亿元。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所占的比重确实畸高。在整个投资结构当中，基础研究占的比重比较小，近年来基本在总量的5％左右徘徊。
　　这跟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有很大关系，中国的R&D投入的资源配置主要还是解决产业升级和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价值链提升的问题。
　　中国应逐步增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在投入比重增加的同时，增加对从事基础研究各个学科稳定支持的力度。稳定持续的投入对基础科学才是最有价值的，这意味着人才的培养，数据、成果的积累。要知道，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的布局，往往关系到下一个十年的发展。今天国内众多的新兴产业就是脱胎于早年的研发部署。比如，电动汽车产业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入手研发，高性能计算机研发的部署早在80年代初就开始了。没有这20多年的部署和积累，是创造不出这些丰硕成果的。
　　吕薇：中国基础研究占研究开发支出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从2005年的5.36％降至2010年的4.59％；而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不低于10％，不少国家在20％以上。
　　基础研究由于短期内很难有成效，因此主要靠政府投入，现在不少政府资金通过科研机构、高校，渗入到试验开发阶段，实际上是挤占了支持基础研究的经费。
　　所以，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投入方式、考核目标和评价机制，要实行差别对待。
　　对基础研究，要按领域提供较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减少行政指定的竞争性项目。对应用和试验发展类研究，则应采取以产业化目标为导向的项目制。比如借鉴美国能源部R&D计划管理的经验，建立科学的评估分析程序，增加产业界和企业在编制应用性科技计划的话语权，使科技计划从源头上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如何突破产业升级瓶颈
　　《财经》：在上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中，科研院所的企业化转制是重头戏，当这些院所融入经济社会后，它们也卸下了攻关产业共性问题的责任，而中国企业自身又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高端共性技术缺失，在整个先进制造技术领域都是制约产业升级的瓶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冯飞：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较快，但是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广义科技进步生产率指标来看，2003年之后是下降的，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目前的产业升级碰到了瓶颈，主要就是产业高端共性技术的缺失问题。
　　杨柏龄：以前的技术开发类研究所，也没有真正做好向企业提供共性技术的工作，否则也就没必要进行转制。而现在国内科研院所的研究，市场针对性差的问题仍非常严重。
　　比如，高品质的种子资源目前大多控制在外资企业手上，种子研究本来有强烈的现实需求，但很多项目脱离实际。某省农科院有一位教授长期研究辣椒，他选定了一个品种后，就埋头在这个体系中研究，发表文章，改进品种，再发文章。实际上这个辣椒品种已经落后了，种子公司不可能跟他合作。这位教授又不愿意改体系，原因是从头开始很费劲，而且影响发表论文。这样，种子公司还得从国外购买资源。
　　还有就是垄断型国企的核心竞争力、创造力极差，国企的体制仍接近于“大锅饭”，缺少创新动力。比如，煤化工技术是中国调整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向，其中涉及液体能源制造，照理中石油、中石化这类企业应该做出突出贡献，但真正对行业产生影响的煤化工技术是出自中国科学院。垄断性国企有那么强的研究队伍，为什么在创新上没有突破？
　　现在很多企业嘴上说很着急，但自主研发的投入不多，因为它们通过引进技术就能赚钱，当然不急。如果企业对共性技术的需求真正迫切，那么市场会孕育出一些共性技术的提供者。
　　吕薇：目前，一些科研机构的运行机制与其功能错位。一些本应从事共性技术研究的科技机构变成企业后，以营利为目的，就难以实现最初的既定目标。
　　解决办法是：企业、科研机构及用户自发组织的产业联盟，可以组织和承担共性技术研究开发，政府主要以项目经费的形式予以支持。可以将政府资助与建立合理的共性技术成果共享和扩散机制相结合，将资金支持与技术转让挂钩，作为项目验收和考核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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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主营业务收入 自主创新能力 技术溢出效应 财经 国务院 中国政府 科学技术

　从举国体制到多元化创新体系

　　《财经》：解决产业共性技术缺失，也绕不开中国创新体系的老问题：产学研无法有机结合。在下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中，这个矛盾如何破解？

　　吕薇：需要进一步明确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以合理的利益机制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协同创新。

　　大学在以兴趣和探索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方面有优势，应加强以重点学科建设为主的基础研究；科研机构则应作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集成平台，重点从事以任务为导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系统集成;企业的优势在于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研发和技术集成，提供面向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技术创新是一个从研究开发到产业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企业最贴近市场，在规模化和产业化方面具有优势，理应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但是，以企业为主体也不等于创新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要在企业内部完成，特别是目前中国缺少集基础研究和研究开发于一体的大型企业，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开发等方面，还要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和大学的作用。

　　杨柏龄：根本解决方案是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创新计划的制定过程中，真正把企业的研发团队看成一支科技力量。这可能会招致科教界反对，有人认为国内企业的整体研发力量太弱，难以承担创新主体的重任，这是一种短视。

　　站在国家立场上，如果不这样倾斜，企业可能永远或者非常漫长地走在老路上。科技资源的走向必须把企业的研发队伍一并考虑，这是趋势。将来企业的研发队伍成长到足够强大，其对中国科技的贡献不会比科研机构和高校小。

　　《财经》： 2012年9月印发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提到，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完善重大战略性科技任务的组织方式，这样的组织方式是否能与产业有效结合？

　　吕薇：我认为应该根据国情构筑科学研究的组织框架。科研体制改革不是科研机构简单地进入企业或转化为企业，而要根据行业技术经济特征和产业组织特点，重组科研机构，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建立与之配套的运行机制和体制。

　　我建议可以根据行业的集中度对产业技术研究开发机构进行改革。一是在高度集中的产业，如石油、石化行业，企业集团就代表了行业，而且有能力支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研究机构。因此，行业性应用技术研究所直接进入企业集团，为企业集团服务，就相当于为行业服务。二是在生产规模和市场容量较大，集中度不高的行业，如冶金、机床、汽车等，建立行业共性技术和共享技术研究机构，依托这类机构联合企业、大学组织研究开发联盟。三是集中度较低、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行业，应建立地区性的研究开发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冯飞：未来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组织方式。

　　第一个是面向全行业服务的创新平台。主要针对产业的共性技术，特别是一些技术瓶颈，通过企业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共建创新研究机构联手攻关。

　　第二个是产业创新联盟。由企业基于市场自下而上地形成联盟，ZF以适当的手段支持联盟的发展。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成立半导体产业创新联盟，最终抢占了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霸主地位，后来在80年代，美国学习日本的创新联盟形式，建立了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用了几年时间重新夺回霸主地位。目前国内成立的一些产业联盟，是基于ZF部门行政力量的推动，以联盟名义去拿ZF的科研经费，实际上内部还是各干各的，这样的联盟没有形成基于市场的需求，应该回到它的本意。

　　第三个是区域创新战略。依托有较强优势的企业，建立区域创新体系，进而形成国家的创新体系。目前，产业集群在国内发展得很快，有些是传统地区产业集群有优势，但是需要升级。围绕这种既有集群、新兴产业集群，把既有产业和新兴产业结合起来，真正形成一种创新导向的产业集群。

　　总体上，必须要提高创新的组织化程度。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建立完整而多元化的技术创新体系，这样才能向发达国家行列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