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市场疯狂还是政策疯狂？转汪丁丁先生的一片博文

以下是引用Sagamore在2007-8-18 21:31:00的发言：
问一下张三李四兄，你是否会发觉或者同意民众的疯狂有点类似魏玛共和国下情况，有种暴虐的民主倾向？我确实感觉到了大众有种只听好话的习惯。

这种“疯狂”恐怕也可以用一种特定的偏好来说明。不过一个民族的文化偏好，倒是确实可以“内生”，哈哈。

看到这里我倒是想起汉密尔顿,还有西塞罗,马基雅维利他们的一些关于民众的观点.

以下是引用张三李四在2007-8-20 17:43:00的发言：

算了，每一次和张三李四辩论都是失望而归，论坛有这种自以为是死不认错的版主也算是一奇了。

谁对谁错，请用最基本的逻辑和事实说话。

网络热时几乎所有经济学家、财务学家都指出过网络股整体价值被高估了，这里信息不完全问题并不严重，有的只是赌博投机心态。

您就扯吧，要不要我给您举几个当时宣称网络股价值非常巨大的“经济学家、财务学家”？在这一类问题上“经济学家、财务学家”总来都是事前意见分歧，事后个个诸葛亮。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实证的结果证明了“经济学家、财务学家”会跑赢大盘，经济学家和财务学家的“理性”从来没有超越过市场的理性。要不然，依您的意见，让风险投资市场关门，由“经济学家、财务学家”来“理性”决定风险投资价值？甚至，有计划，按比例来进行风险投资？也不知道有没有经济学家或者财务学家敢同意这样的观点？

公司财务的第一课是：市场价格才是公允价格，而不是“专家估计”。

用不完全理性模型解释资产泡沫的研究多了去了，你不知道就别扯了。

呵呵，您刚才还不是在说“不理性”，怎么一眨眼就成了“不完全理性”了？西蒙意义上的“不完全理性”可以等价于不完全信息加上新古典理性，如果把信息看成约束，这根本没有脱离新古典的框架。麻烦您不知道还是别扯了。

另外劳您驾，您找出一个不用“新古典理性”的模型来。让我等外行看看在精神病治疗中针对一个个体都有困难的行为主义，是如何在经济学中大发神威，以至于发上一篇似乎一辈子可以吃穿不愁的样子。笑死人了都。

你自己把纺织品拉出来说大宗，说得不精确又在生拉硬撤。你明明知道自己说得不准所以又补上了服装，还不肯认？也许服装和纺织品近似，但讨论问题时要注意说法的严谨性。不知道你家是中国那个纺织巨头？有这么大代表性？在自家厂房里走走就比全国统计数据更可靠，没请你做统计局长真是屈才了。

笑话，纺织品当然是大宗，在如此之多的产品类别中能有百分之几的出口额还不是大宗？如果你把机电分成细目冰箱能占多少？彩电又能占多少？在大的类别中纺织品和服装从来都是同一个统计口径，我认什么？你搞什么笑呢？

纺织品是不是大宗，要看你怎么来定义“大宗”。这和问题本质有什么关系？你在这种问题上咬文嚼字只能让别人觉得你的空洞和没有思想。请你注意，我仅仅是在告诉您一种可能存在的马歇尔勒讷弹性。倒是您从升值8%断定升值不会影响国际收支，又凭的是什么？在今天中国，尤其是在服装这样的领域，推动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本就是小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提高，纺织巨头？中国有么？

呵呵，还要为自己“奔着“产出下降、失，由平的是什么业增加”去的”解释。不错，政府实施紧缩政策会导致产出下降和失业增加，但这只是被迫的牺牲而不是目标，实际上这是政府避之唯恐不及的结果。只有缺乏经济学常识的人才会把被迫牺牲当成目标，“奔之而去”。

任何一个经济政策的出台，执行者当然就是“奔着”该种政策的比较静态效应去的。只有缺乏经济学常识的人才会认为：过度产出和过度就业是好的，通货膨胀才不好。

对不起，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的应该是：那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以牺牲能源产业升级和环境为代价的今天的产出增长与过度就业，同通货膨胀一样，都是不健康的。

经济学家真失败啊，还是别混了，都让医生来做吧，Econometrica的东西还不如15年前医学院的学生。我倒是真惊奇，这些医学院的学生怎么不在Econometrica上发两篇东东，有个两三篇就可以在美国知名大学拿到终身教职了，让现在的这些经济学家都下岗吧。张兄，你快点去发一篇，马上就可以震惊全国，比你辛苦看病有前途多了。——真是吹牛不上税。

你究竟有没有看懂过（或是看过）一篇JET或是Econometrica上的文章？你1-6东拉西扯的风格倒是和汪丁丁很相似。

自己看不懂别人是怎么处理这些“捉摸不定行为”的理论，就断言别人的理论没用。无知者无畏啊。在你眼中，相对论、量子力学一定是垃圾。

您如果真的看过JET或是Econometrica上关于“不理性”的这些文章的话，拜托您查查这些作者都是靠什么混饭吃的，拜托您再查查注释，有些东西，70年代的神经科学和行为主义杂志上就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您能说出“基于理性假设看到的捉摸不定，实际上是理性假设本身的问题”这类话，说明您根本连新古典理性都搞不清楚。别人东拉西扯？关于理性的概念，新古典与行为之不同我界定得很清楚了。您若是不东拉西扯，我倒是很愿意听听你的高见。JET或是Econometrica这种大旗，拜托你别拉了，一开口谁还不知道谁呢？稍微有点实质内容好不好？

开口就是“毫无关系”，只怕别人的调查方法你都没有基本的了解，就信口开河了。不过这也是你的习惯，比如“二战以后健康投入即使除掉价格因素增长也数以百倍计”。

呵呵，别人的调查方法？但凡脑子稍微还灵清的人，就不会认为“通货膨胀预期”是一个可以“调查”的指标，就像“偏好”一样。本质上，在新古典框架内，这种预期本身被内置。或者说，这也是偏好的一种，由跨时偏好所内生。

呵呵，你若真能“调查”到“通胀预期”，那么。您就恭喜发财吧。不过这种话，你这种人，怎么可能听得懂呢？

您对舍曼那个问题还感兴趣，那么我问您，就算您找到的数据更加精确，您觉得您难道改变了这样一个结论：政府大规模介入医疗以后，大量的经济投入在边际上只产生很有限的健康产出？搞笑。

两个指标之间存在什么样的数量关系，请你说清楚点，别打马虎眼。请你随便找本“中级以上的国际金融教程”，把描述它们之间关系的话找出来。可别像上次“舍曼书中的原话大意”，总也找不到。我倒真想看看你到懂多少。

我难道还没有告诉您么？真晕,我在四十楼就明确已经跟您说了，根据斯堪的纳维亚模型的变形或者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将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在模型中，这当然是有明确的数量关系的，也是可以做比较静态分析的。难道还用我把模型贴上去？

至于数据么，我承认我的来源没有您多，您很了不起，我甘拜下风，佩服佩服，这样行了吧？

[em01]

呵呵，张三李四终于承认“数以百倍增长”是信口开河了，不容易啊。如果说最初引用数据错误是mistake，被我指出后还要硬说是“原话大意”就是dishonest了。

健康边际产出是否有限就不争了，我也早就给出过具体数据，当然你不会看也不会承认的。

对新古典理性假设的修正有多种方式，行为金融学是一种，还有演化等其他方式。我的一个老师就是通过修改期望效用公理构造出weighted utility function，对经济学几大传统悖论给出了解释，文章就是发表在JET和Econometrica上。虽然我不是做这方面的，但自信比你知道得多。有些这方面文章中引用了心理学中一些概念，但成功应用于经济学领域，构造出新的理论框架，这就不是医生能做的。就像现在很多新的宏观微观模型，用的数学工具也是早就成熟的，却不能贬低其成就。只有不懂经济学的人，才会以工具判断成果，把工具当成成果。

原来中国已经出现了“过度就业”问题，需要减少就业了，真是石破天惊啊。张五常说中国失业问题不严重，张三李四还要更进一步，认为中国已经过度就业，需要减少就业了。

还“比较静态分析”呢，专业一点吧，还是“一般均衡”分析更忽悠人，在学术界，这些基本宏观问题还“比较静态分析”，要被人笑的。

算了，前面的真的懒得跟你说了，发现真是没有对话基础，只能吵架。

就说说最后一点，估计你还能理解。不知道你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型的变形是具体哪一个变形，我们就说说巴——萨效应吧。我早猜到你是说这个，但还是想确认一下你是否有其它高论，因为直接用巴——萨效应模型实际上并不支持你的表述。

首先，我们即使接受巴-萨效应成立，那巴-萨效应的理论前提是什么？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就一定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吗？如果非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得更快，实际汇率也会升值吗？如果对应国家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更快，本国实际汇率也会升值吗？

所以，拿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和实际汇率升值对比是错误的，而应该是贸易部门、非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之差和对应国家对应指标之差来比较。

第二，就算你隐含假设非贸易部门生产率不变、美国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也不变（或是远远低于中国贸易部门增长率，被你忽略不计了，但这已经是非常不严谨了）、也只能说实际汇率升值和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是正相关、同向变化，不能拿数值来进行比较。就好象说一个人跑步是否跑得快，不能拿跑步速度和汽车速度比。由于部门生产率数据不易得，一些研究用两国总体产出增长率之差来分析。多国面板数据研究得到的结果是，如果A国总体人均产出增长率数值上比B国高10%，均衡实际汇率升值1%。两年内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了8%以上，但中国总体人均产出增长率显然不比美国高80%，因此升值幅度就不算慢。如果你认为中国的对应比例不是10：1，也可以说出应该是多少。

因为以上两点，你直接拿这两个增长率来比就是苹果比梨子，没有可比性。其实我根本相信你对中美贸易、非贸易部门生产率增长以及对应升值效应系数完全没谱，想当然就信口开河。

第三，巴萨效应虽然写入教科书，但理论界仍然存在争议。首先是贸易品、非贸易品的划分没有一致标准，且经验研究的结果并不能显著支持巴萨效应成立，正反两方面的实例都有。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一大进展是哈佛的Melitz的新新贸易理论，他提出了一个可贸易品内生化模型，指出巴萨效应可能只是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近似效应。

希望你能看懂。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21 11:43:10编辑过]

以下是引用jackma在2007-8-20 21:24:00的发言：

呵呵，张三李四终于承认“数以百倍增长”是信口开河了，不容易啊。如果说最初引用数据错误是mistake，被我指出后还要硬说是“原话大意”就是dishonest了。

健康边际产出是否有限就不争了，我也早就给出过具体数据，当然你不会看也不会承认的。

对新古典理性假设的修正有多种方式，行为金融学是一种，还有演化等其他方式。我的一个老师就是通过修改期望效用公理构造出weighted utility function，对经济学几大传统悖论给出了解释，文章就是发表在JET和Econometrica上。虽然我不是做这方面的，但自信比你知道得多。有些这方面文章中引用了心理学中一些概念，但成功应用于经济学领域，构造出新的理论框架，这就不是医生能做的。就像现在很多新的宏观微观模型，用的数学工具也是早就成熟的，却不能贬低其成就。只有不懂经济学的人，才会以工具判断成果，把工具当成成果。

原来中国已经出现了“过度就业”问题，需要减少就业了，真是石破天惊啊。张五常说中国失业问题不严重，张三李四还要更进一步，认为中国已经过度就业，需要减少就业了。

还“比较静态分析”呢，专业一点吧，还是“一般均衡”分析更忽悠人，在学术界，这些基本宏观问题还“比较静态分析”，要被人笑的。

算了，前面的真的懒得跟你说了，发现真是没有对话基础，只能吵架。

就说说最后一点，估计你还能理解。不知道你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型的变形是具体哪一个变形，我们就说说巴——萨效应吧。我早猜到你是说这个，但还是想确认一下你是否有其它高论，因为直接用巴——萨效应模型实际上并不支持你的表述。

首先，我们即使接受巴-萨效应成立，那巴-萨效应的理论前提是什么？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就一定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吗？如果非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得更快，实际汇率也会升值吗？如果对应国家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更快，本国实际汇率也会升值吗？

所以，拿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和实际汇率升值对比是错误的，而应该是贸易部门、非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之差和对应国家对应指标之差来比较。

第二，就算你隐含假设非贸易部门生产率不变、美国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也不变（或是远远低于中国贸易部门增长率，被你忽略不计了，但这已经是非常不严谨了）、也只能说实际汇率升值和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是正相关、同向变化，不能拿数值来进行比较。就好象说一个人跑步是否跑得快，不能拿跑步速度和汽车速度比。由于部门生产率数据不易得，一些研究用两国总体产出增长率之差来分析。多国面板数据研究得到的结果是，如果A国总体人均产出增长率数值上比B国高10%，均衡实际汇率升值1%。两年内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了8%以上，但中国总体人均产出增长率显然不比美国高80%，因此升值幅度就不算慢。如果你认为中国的对应比例不是10：1，也可以说出应该是多少。

因为以上两点，你直接拿这两个增长率来比就是苹果比梨子，没有可比性。其实我根本相信你对中美贸易、非贸易部门生产率增长以及对应升值效应系数完全没谱，想当然就信口开河。

第三，巴萨效应虽然写入教科书，但理论界仍然存在争议。首先是贸易品、非贸易品的划分没有一致标准，且经验研究的结果并不能显著支持巴萨效应成立，正反两方面的实例都有。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一大进展是哈佛的Melitz的新新贸易理论，他提出了一个可贸易品内生化模型，指出巴萨效应可能只是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近似效应。

希望你能看懂。

我已经不再奢望这位jackma先生懂常识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说话稍微有点伦次。

第一，没有谁说过对“理性”的研究是医生的事，但这些课题最初的和最主要的研究成果确实来自于一些医学的基础学科和相关学科。比方说，神经生理学，演化心理学，生物学等等。“行为主义”“实验经济学”如此，“演化理性”更是如此。事实上，您所提到的“演化”主要来源于稍早一些时候的演化心理学，现在主要是由所谓“神经元经济学”在做。您不妨去查一下现如今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做这些学科交叉的人中，究竟是生理学生理学背景的人多，还是经济学背景的人多。90年代中期以前，相关的文章大多数是发表在《神经科学》《神经成像》这类杂志上的。如果这里有与我差不多年龄和教育背景的人，我想对这些文献应该都不会陌生。

1979年生物学家哈普就已经做过一个著名的“野鸭觅食试验”。他证明，一段时间后，野鸭的觅食行为完全符合纳什均衡的预测。这大概是一个比较早的关于“演化理性”的论述。早在这里，关于野鸭的“效用函数”模式，包括博弈论在内的数学知识的使用，都已经初具雏形了。有的人以为只有经济学家才会用数学模型和工具，也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成功应用于经济学领域，构造出新的理论框架，这就不是医生能做的”，言下之意好像只能由经济学家来做了。拜托你搞搞清楚，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卡尼曼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心理学家。

另一个问题在于，这里虽然“构造出新的理论框架”，是一种可称道的尝试。却远没有“成功应用于经济学领域”。这是因为行为主义和实验经济学将神经作为“黑箱”处理，在这一点上与新古典经济学将“偏好”作为“黑箱”处理并无本质不同。同时，人工塑造的环境很难拟合真实的经济环境，而人的行为往往受环境心理文化诸因素影响很大；实验的结果本身可重复性也很差。这个问题实际上正是几十年来心理学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近年来人们把注意力逐渐转向更为本质的神经系统。由所谓“神经元经济学”通过使用脑电图和各种成像技术来研究了包括“演化”在内的一系列“理性”问题。这个题目更加是由神经生理学家而非经济学家主导的（这些技术原本非经济学家所擅长）。当然，现在发稿主要在经济学杂志，因为据说比较好发，审稿人根本不懂。

到目前为止，神经元经济学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在于效用理论，预期理论，趋社会化理论等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神经生理学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公认的效用测度办法，以及相对稳定的由少数几个变量表达的效用函数。所以，其成果要运用到真正的经济学模型来预测事实，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你导师的文章，我没有读过，所以不便置评。但仅看你所介绍的只言片语，如果你导师解决了效用公理的一般表达问题，那他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仅仅是通过修改偏好表达的一些参数来“解释”某些个案，请问这种解释除了探索意义之外，还有什么真正的实用价值？

你对“理性”懂得多不多，不是靠拍胸脯卖狗皮膏药来证明的，也不是拿JPE这类名堂来为自己垫背所能支持的。还是希望你稍微过过脑子，表达一点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你只怕对本专业的“新古典理性”的理解也还很有问题，以至于说出“基于理性假设看到的捉摸不定，实际上是理性假设本身的问题”之类的胡话来。吹什么牛呢？呵呵。

第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比较静态分析”这六个字，是从您断定了升值会造成“产出下降、失业增加”那里来的吧？我弱弱问您这个“专家”一句：如果不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您倒是何从知道升值会有什么效应？如果其他条件都变，鬼才知道升值和产出，失业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在学术界，这些基本宏观问题还“比较静态分析”，要被人笑的。”您装哪门子的大瓣洋蒜呢？麦金农蒙代尔克鲁格曼在不在学术界？他们分析汇率对收支的影响时，照样是在一般均衡的结论里求个偏导，来判断两个变量间的长期和短期效应。

这种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反复谆谆教诲的方法，我倒没看出来今天的经济学界已经有了重大突破。在冒充伪前沿之前，对你来说更需要的还是补一点入门课。

在经济学语境下，当我们说某一个变量同另一个变量有何种联系的时候，都是在说“比较静态分析”，都默认假定“其他变量不变”，否则，一切都变，哪有结论？你说“升值导致产出下降”是如此，我说“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升高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同样如此。如果一切都变，根本不会有结论。上一楼已经告诉清清楚楚告诉你是“比较静态分析”了，还用你来多此一举来说那么多啰里啰唆的废话？什么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阿，什么世界的生产率阿，你不知道什么是“比较静态分析”么？你懂不懂一点起码的方法？还“严谨”。严谨个屁，我拜托你帮帮忙。这一点起码的常识还要别人颠三倒四来说，实在受不了你。还别人“不理解”，你那点玩意儿能让人理解么？当然，假定不变，不是说真不变，这只是一种逻辑游戏。如何处理这变与不变的关系，马歇尔说得清楚，您请自己去看书。

至于实证部分，更不劳您费心去举那些也不知道哪里倒腾来“数据”了。我去年说这些话，那叫预测，今年再重复一遍，早已经事实了：中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是事实，实际汇率升值也是事实，名义汇率升值较之实际汇率升值不充分更是事实。5%以上的的通胀率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呢，还轮得到你来“验算”升值8%是否“够”？！搞笑。

至于斯堪的纳维亚模型，讲的是相对通胀关系与本国可贸易部门非贸易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差的关系（小国假定，固定汇率），因为假定了固定汇率，所以相对的通胀率实际上说的就是实际汇率。实际上和巴萨效应是一回事。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原本有问题可以相互讨论，有观点分歧也可以彼此保留。可是有的人学问不怎么样，张嘴就是“你不懂”。这种恶习也该改改了。可着满世界去打听，谁不知道中国经济学的水平还在业余边缘徘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21 16:54:03编辑过]

以下是引用jackma在2007-8-17 20:36:00的发言：

还有，中国97年以后05年前来一直维持固定汇率，劳动生产率增长一直比美国快，怎么张兄没有早断定必然会有通货膨胀，早就杀入股市？你是在05年才看到中国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的吗？

1000点时入市是理性的，现在入市就不一定理性了。

没注意到这里还有一个帖子，这倒还算是一个正经问题。

中国为什么前年以前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没有出现实际汇率的升值，卢锋教授有一个实证和解释，比较有趣，但是我宁愿用另一种方法来解释。

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一个二元经济格局开始。在这种情形下存在一个持续达十几年的隐性失业人口释放过程（刘易斯费景汉模型修改一下价格调整的模式即可），这一过程的宏观效应是通缩以及可观失业人口的增加（对不起，这又是一个“比较静态分析），以至于有的经济学家一直强调中国劳动力的“供给无限弹性”，以及国际若干舆论指控中国“输出通缩”。这个因素的边际效应是本币实际贬值。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劳动力无限弹性”的局面到前年去年的样子已经悄悄变化，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相继出现“民工荒”。我个人的判断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在去年写过一篇论坛小文，认为劳动力市场格局的变化将带来通货膨胀和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实际汇率升值的时代不可避免要到来。这是导致我判断在那个时点进入股市的另一个原因。那个时候，貌似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家还在大谈“产能过剩”和“潜在的通缩风险”吧？

1000点进入股市，和5000点还留在股市，这并无“理性”高下之分。而是因为，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因素可以有效控制“流动性”的增长。当然，同去年一样，这是一个个人判断（个人理性，基于我个人所能得到的信息和个人所具备的知识所作的最优化判断，判断不一定符合未来的实际情况，但符合新古典关于理性的定义）。我当然不认为5000点的股价是合理的，但什么又是“合理”？

是不是“过度就业”，要看我们怎么来定义这个“度”，如果某一个就业水平必然伴随着高能耗，通货鹏胀，资产泡沫以及将会带来经济不可持续增长的过度的产出，那么这个就业水平就是过度的。请注意，这些指标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本身就是一回事。

一句dishonest，犯不着恼羞成怒吧。

已经说了，前面部分没什么对话基础，不用吵了。我只是惊奇没看过别人的文章甚至是摘要或是综述，就可以断言别人研究有没有用，有没有意义。做人可以武断成这样，“没有调查就有发言权”。

说你不懂不是没依据的。看看你知道学术界有什么人——蒙代尔麦金农克鲁格曼，这几个人确实是大腕，可偏偏几乎都脱离了学术界。近年来早就没什么学术研究，都忙着走穴、出教材、写专栏去了(麦金农好点，不过也早就脱离主流前沿了)。拿这些大腕十几几十年前的东西来说事，所以还会以为现在学术界还把“比较静态分析”当回事。下次要忽悠也要换几个人，现在Helpman，Obstfeld，Melitz比较当红。

开口不离弗里德曼，偏偏抛弃了弗里德曼最重视的实证研究传统，自己看不懂数据就贬低数据。这种鸵鸟态度，还讨论什么“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根据你上次编造论据的表现，我对你所有的无出处的论据都存疑。

最后发现你确实连我写的关于巴萨效应的说明你都不懂。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21 18:06:32编辑过]

学习

虽然我也看不大懂，不过，还是从头看到尾，比较过瘾。

我喜欢经济学，让我明白好多道道。我会关注这个辩论。另外，两个前辈辩论的时候千万不要生气，生气了，难免语言冲撞。我喜欢看你们说理。

我只想说；汪先生现在我们的国家你觉得市场经济是过热还是一个激进过度期呢！牛市持续８０年这种天方夜谈谁会相信啊．每个股民到证券公司开户都知道一句话；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在说风险这种话题在什么地方都能见到．中国的股民目前只是受到了羊群效应的牵制．这场激进的过度期是每个国家都要经历的．汪先生你就没研究过美国这个资本大国的经济发展史吗？如果研究了你就可能会觉得自己说话有些过了点．别以为中国就你一个了解经济的人，普通股民都是一个一个的白痴，中国有句古话叫；无利不起早．中国股民比你知道什么是风险．别看新闻上那一条条经济过热的信息就大胆的出来喊两声．这次的中国市场疯狂时期的积极意义你根本就没有一点预见．正是这次的市场疯狂让理财观念深入人心，让我们的金融市场拥有了更多的资金．同时提高了国民经济知识．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些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长远的意义．政策的疯狂只是履行政府的职责．我们不必因为市场的疯狂而担心长远经济的发展．因为泡沫是不可能存在长远的，但是人的观念和资金就可以保留长久．所以我想这种激进的市场和观念过度期是非常符合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史的发展的，属于正常现象．市场是一个非常有力量而冷酷的类似严父的经济的鼻祖，他不会纵容自己的儿子也不会残忍的杀死自己的孩子．呵呵．至于宏观调倥只是类似慈母一样在儿子挨打的时候出来进行一定的保护和调节使家庭暴力不至于伤害孩子，使其长远健康的发展．

讨论挺激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