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0年的美国还会爆发网络股泡沫,这只能说明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泡沫是不可避免的。
任何一种新兴的名堂,谁也不可能事先知道它有多大的财富创造能力。预期和实际发生偏差,当然是有可能的。所以“网络股”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不完全信息”的问题。这种偏差,靠市场本身来纠正就行了。信息是硬约束。我觉得以此来类比宏观因素所导致的泡沫,非常不恰当。
纺织品早就不是大宗了,张兄论据首先就错了,至于说升值30%仍有优势,我看只怕也没什么依据。
纺织品和服装要占出口总额的近10%左右,这个不叫大宗,我觉得您对“大宗”的标准苛刻了点。再说您难道不知道我是在以一个个案告诉您,升值8%不减顺差,没有什么好觉得稀奇的么?至于究竟该升值到多少,我不知道,也不觉得这可以通过凭借一些所谓的“统计资料”,在书斋里写写算算得出结论。
这当然该由市场决定。
升值当然可以改善贸易条件,但如果以产出下降、失业增加为代价,恐怕不值得追求。
我想,任何以抑制经济过热为目标的政策手段,如果有效的话,都免不了是奔着“产出下降、失业增加”去的,这究竟是代价还是成绩,要看在什么时候。您是不是也据此强烈反对正在如火如荼的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呢?这些政策的宏观效应是什么,您大概很清楚吧?
经济学本来就是关于人的科学,怎么能不着眼于人性?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也早就发现人们的行为从来就不是完全理性的,理性人假说只是一个基准。
不错,经济学是研究人行为规律的科学,但不是研究人“捉摸不定行为”的学问。几乎所有的微观模型,以及有微观基础的宏观模型,都离不开“约束条件最优化”这样一个理性准则,也不会去挑战六大公理。理性不是经济学的“基准”,而是基础。我不能想象,抛开了经济学“理性”,竟然还会有经济学。
最初作为心理学方法的行为主义,曾经是我的专业。行为主义的方法进入经济学,这是一种有趣的尝试。但我个人不觉得这已经构成对“理性”的颠覆或者重构。因为行为主义是在完全不同的含义上谈理性,它基于根本不一样的理论内核和保护带。行为主义的“理性”基本上基于某一种特定的社会标准,而经济学理性深深植根于启蒙思想之后的大陆唯理主义,它离不开个人价值,离不开方法论个人主义。
资产价格与多方面因素有关,通胀预期只是一个因素。特别在近年来,各国普遍把控制通胀作为货币政策最主要的目标之一,人们通胀预期已经大大下降了。但恰恰是在这种环境下,世界各地都出现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
“通胀预期”不是一个客观可测的变量,我们通常只能从“资产泡沫”来反推人们的通胀预期。我实在不知道您是怎么知道“人们通胀预期已经大大下降了”的。反正我是只知道我自己的通胀预期从前年开始就很高,基于如下推理:我观察到我身边企业的生产率增长都很快,如果这一局部现象推而广之也成立。根据斯堪的纳维亚模型的变形或者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我断定实际汇率必然升值,因此要么名义汇率升,要么通货膨胀,或者兼而有之。既然我看不出汇率有大幅调整的迹象,当然就存在很大的通胀可能。所以我在1000多点的时候就进入股市。这话我去年就说过,有案可查的。我不觉这种预期和“冲入股市”是“不理性的”,尽管我也确实很想赚钱。
“通货膨胀预期”和“观察到的通胀率”是两回事。“预期”是说这事儿还没发生;“通货膨胀”是指“较多的流动性追逐较少的产品”,但是基于价格的粘性,流动性不会马上反映到价格上,但会很快反映到资产价格和(附加了通货膨胀率的)利率上。所以,去年的通胀率不高,不意味着去年的通货膨胀预期不高。
“8%的升值幅度,甚至还远远赶不上大多数中国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这句话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实际汇率升值幅度应该超过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有那一种理论可以推出这种结论?
我倒是比较奇怪于您的推断,我什么时候告诉您实际汇率升值幅度应该超过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或者低于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了?我只是告诉您相对于观察到的两三倍的生产率增长,这8%的升值实在不算什么。至于模型,只要是大国假定,我可以通过设置供给需求函数的弹性以及非贸易品的比例得到我想要的任何可能。但那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