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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罕井镇——在他生命中的每个工作日里,吴业兵几乎都要下到煤井里去,为了每月500美元(约合3115元人民币)的收入,在不见天日的坑道里那令人窒息的烟尘之中,费力地端起电钻,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供他女儿上学。
在苹果成熟的5月和6月里,他的妻子曹渭平每天在果园里从日出辛苦工作到日落。她每天挣12美元,工作是把树上的约3000个新鲜苹果逐个包裹在塑料袋里,使它们免受昆虫危害。一年里的其他时间,她兼职做商店店员,每天挣几美元,全部都用于他们女儿的教育费用。
西方国家的许多家庭为了孩子上学做出牺牲,存钱供他们念大学,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更好地生活。但很少有西方家庭的努力,可以与中国低收入父母为让孩子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所承受的沉重负担相比。
然而,大学学位已经不能再保证一份高薪工作,因为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数目在过去十年里翻了两番。
吴业兵和曹渭平在中国西部的小村庄里长大,他们成为了到处寻找较好报酬的民工,在精打细算中度过一辈子。在将近20年里,他们住在一座200平方英尺(约合19平方米)的拥挤而漏风的房子里,头上是茅草屋顶。他们从未拥有过一辆车。他们从不度假,也从未见过大海。为了节省公交车费和送礼钱,也为吴业兵能够在煤矿里挣到额外的假日加班费,他们已经连续五年没有回老家的村庄过年。尽管他们非常节俭,却基本上没有退休储蓄。
多亏这些付出,他们19岁的女儿吴曹英现在成了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她是中国不断增长的、数千万大学生中的一员,这是他们父母在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尽管吴曹英的父母如此努力地工作,他们却不敢保证付出能够有所回报。他们的女儿对于继续上学感到很矛盾,因为学费和食宿费用加起来超过了他父母年收入总和的一半。作为一名成绩中等略微偏上的学生,她想要辍学,去找份工作挣钱。
“每次我女儿打电话回家,她都会说,‘我不想继续上学了,’” 曹渭平说,“我会说,‘你得继续学下去,我们老了之后得靠你照顾’,她就说,‘这样压力太大了,我不愿去想所有这些责任。’”
吴曹英梦想着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她知道许多毕业生都最终失业。“我想自己或许能开一家小公司,”她说,但她承认缺乏这方面的资金和经验。
对于中国的农村父母来说,每一年的高等教育要花费6到15个月的劳动所得,而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拿到奖学金或其他ZF财政补贴很不容易。在美国,私立大学平均每年所需费用,差不多等同于工薪阶层一年的收入,而州内公立大学的开销相当于6个月的收入,但是获得财政补贴往往比在中国要容易一些。此外,一个每年拿出一半收入供一名孩子上大学的美国家庭,其另一半收入所具有的购买力比一个年收入少于5000美元的中国农村家庭要强。
压在中国父母身上的重担不仅仅是大学的开销,他们还面对着送他们的孩子进入小学、初中和高中所需的费用。许多家长还聘请了家教,令他们的孩子可以在高考中拿到足够高的分数。在孩子的学费上大力投资的美国家庭,在他们晚年时可以依赖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和其他社会福利项目生活。而中国公民把他们所有储蓄都压在了孩子的教育上,如果子女在毕业时不能找到工作,他们也就没有太多其他的出路了。
《纽约时报》已经追踪报道了吴曹英的家庭7年,她的经历是一个窗口,令我们得以一窥中国各地家庭所面对的扩大的教育机会和资金障碍。
她父母为女儿受教育所做的付出,揭示了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制造大学毕业生的速度如何远远地超过了美国。现在每年有800万中国人从高等教育机构拿到学位。
但高额的教育开销,正巧发生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近期大学毕业生失业率飙升的时刻。像吴曹英这样的年轻人,是否在毕业时是否能够找到一份足以养活自己,甚至是一家人的工作?这个问题将会在未来的时间里,考验中国保持高经济增长速度并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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