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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陈岱孙先生
（胡景北）
十年前的八月份，我在回国的飞机上，读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纪念陈岱孙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岱老已驾鹤西去。本来准备回国后拜访他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了。当时便欲写点文字，可光阴荏苒，十年一梦，看到纪念岱老逝世十周年的文章，才似梦醒，坐下来完成宿愿。
第一次拜访岱老是二十五年前。1982年2月份，我到北京大学读西方经济学。当时中国还没设立西方经济学专业，而是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研究方向。岱老是该专业领衔导师。一天晚饭后我随斯栋、善利诸兄拜访了岱老。第一次的印象不深，只觉得岱老身材高大，腰板挺直，是我从未见过的。后来我与岱老接触多了一些。一是由于当时刚成立的研究生会委托我与王玮兄（王兄竟英年早逝，惜乎！）、步克兄等编辑《北大研究生论文集（文科版）》。我们在文科各系聘请一些教授做顾问，经济系聘的是岱老。为此，我多次去过岱老家。自己投到该文集的拙稿《略论服务业资本》也由岱老审阅。记得好几次在岱老的小平房里向他请教。有一次请教马歇尔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又一次他提出我的文章中用的煤矿工人洗浴的例子不妥。二是由于岱老不顾八十多岁高龄，坚持为我们开课。他讲课内容就是他当时出版不久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我听课一贯不认真。有次斯栋兄发现该书中一个小错，岱老在课堂表扬了他，我很敬佩，可难改积习。岱老每次提前到教室，上课时依旧腰板挺直，温文尔雅，一字一句，思路极其清楚，当时的我，好像上课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感受岱老的风范。我读过书上描写的高贵典雅，见到岱老，我才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它。据说岱老年轻时就是翩翩君子，我生而晚也，未能睹其风采。可岱老过了八十高龄依旧神情怡然，坐如弓、立如松，矜持而典雅，温和而高贵。在北大我曾有幸接触若干名教授如尚健在的季羡林先生等，若论及贵族风范、名士气度，岱老当夺头筹。几个月前我在写《追求高贵》时，脑海里自然而然就映现出岱老的形象。也许，只有出身书香世家、家教严格、青少年时期没有受过折磨同时又终生保持追求的人，才能到达他的境界。
不过，与十年前不同，今天提笔追忆岱老，我的头脑总是缠着一个问题：“岱老相信马克思主义吗？”在抵制刘国光的“独尊马学”观点时，有网友把岱老1985年那篇主张“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章发到我的个人主页。岱老的文章为中国在大学里引入现代经济学课程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后者是刘国光们当时就反对的。可岱老的文章又为“独尊马学”留下了余地。那么，那篇文章是岱老的真实观点，还是岱老为引入现代经济学的“曲笔”？我的感觉是前者：他的气质决定了他不会做曲笔之事。在岱老那一代学者里面，1949年后相信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在少数。冯友兰、朱光潜等人都相信了马克思主义。邹恒甫曾感叹共产党竟然把岱老这位哈佛博士改造成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即使哈佛教授，也有非常同情甚至可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岱老是如何转变而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呢？他自己简短的回忆录对此只字未提。岱老一生时间，1949年前后各为一半。可他写于1982年的《往事偶记》，记得却全是1949年前的事情。难道1949年以后的事情，岱老就没有可记可书的？如果岱老的回忆录写于1955年（其时他已经经过了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或者1975年，他会不会反过来用大部分篇幅记录自己的转变或者自己1949年后的经历呢？这些问题对后人来说只能是迷了。可岱老不记，却又是他矜持高贵的表现：把自己的痛藏在自己心里，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说长道短。
岱老生于1900年，卒于1997年，他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沉浮。今天我们刚刚离开二十世纪，我们的心灵留下了二十世纪的深刻烙印，所以，我们很难平静地对待二十世纪。可是，要了解岱老的转变，我们又不能离开二十世纪中国的沉浮，因为中国命运始终是岱老心之所系。18岁时，深受儒家教育但不谙世事的他因亲眼看到“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公园告示而受到刻骨铭心的冲击。救国从此成了他的生命动力。如今人们在考证上海黄浦公园前究竟是否有过那块侮辱国人的告示。但真相或虚构在这里没有作用，有作用的是一个人、一个群体对它的心理感受。例如，至少在他27岁回国之后，这张即使原先存在过的告示也被撤下了；可在他的感觉里，它依旧存在，直到1949年才消失，因为在他的感觉里，1949年之前中国始终积贫积弱，外不能防止侵略，内不能消弭混乱。而1949年之后中国外无入侵之敌，内有大好形势。尤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打败了美帝“侵略”阴谋，全国人民一条心建设美好祖国。这样一种形势，不能不让岱老那一代以救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激动，不能不让他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更加重要的是，只许服从、不许争论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还不许参加者沉默。经过毛泽东时代的人都知道，那时候人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你不表态，别人便天天上门动员你，就象还没有节育的家庭在十多年前天天有人上门动员那样。而岱老的气质决定了他无法说假话。本来，岱老可能成为一位非常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同时又不需要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明确到不是相信就是反对的地步。在生活中，在学问上，我们几乎对任何事情都不需要采取不相信就反对的二者择一态度。我自己讲授“西方经济学”，是因为我认为它比其他经济学说更有说服力，而不因为我相信只有它是真理、更不因为我反对其他经济学说。可是，在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里，一个人必须明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或相信或反对的立场。这种“明确”是极其残酷的。多少人在这里第一次说了假话！心灵高贵的岱老不会说假话，因此，在被迫明确自己看法的情形下，他明确地相信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想象他在那场运动中说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因此更应当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等虽然并不违心、但也只有在思想钳制下才可以理解的话语。可是，对于一位痛感国家（即政府）积弱而又深受儒家熏陶的知识分子，也许一个强大到不许人批评的政府亦是可以接受的。
1949年后为新政府所鼓舞的中国人想不到反右，想不到文化大革命，更想不到几千万贫苦农民死于非命。三十多年后，右派分子几乎都平反了，死人事情公开了（岱老也许始终不知道），市场经济复活了。更重要的是，代表中国未来的他的学生、后辈再也不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了。岱老面临了新的冲击。可岱老值得我敬佩的是，他不但呼吁为了中国而引入和利用西方经济学，同时他让我们发表意见：他的贵族气质和名士风范决定了他的宽容态度和自由主义情怀。也许，他的“不记1949年以后”正表明了他的追求和他留给我们的空间。因此，他的相信马克思主义与“独尊马学”的专制主义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在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的问题上，知识分子个人会犯错误、知识分子整体也会犯错误，然而，不是他们可能的错误，而是他们的高贵气质，他们说真话的传统道德，他们对真、善、美的终生追求，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也决定了他们个人在后来者心目中的地位。在岱老逝世十周年之际，作为他的学生，我想自己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继续学做他那样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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