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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先生是新价值学的创始人
丁秋龙
今年茅于轼老师和我相识两年了（2003年6月—2005年6月），总是有一种相见很晚的感觉，好象有“看不见的手”在作用着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茅老师总是给我力量、智慧，循循诱导，给以悟性。和茅老师交往有一种快乐感，永远是效果递增。当然别人是不会体会到的。叶圣陶先生说过，“教就是为了不需要教。要提倡引导与启发，使学生加强自力锻炼，达到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奋，攻关能自勉的主动境界。”
我是书法家、篆刻家，曾经在国内外获得许多奖，知道“功夫在字外”的道理。如果天天写字，可能效果不是太好的。茅老师第一次给我写信，哪个字写的生硬硬的，没有一点活力，而且用的废纸，半张，那是因为对我不了解，双方都比较陌生的缘故。可是经过很长的时间的交流，我发现茅老师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这时茅老师写的字太美丽了，充分表达了茅老师当时的心情了，简直和王羲之的《大道贴》一样。
茅老师先生是新价值的创始人，但是别人很难看到这一层。梁小民教授说，“茅于轼有时也有御用”，“茅于轼水平一般，主要是研究社会学”。在这里，我要问梁教授，朱洪江无偿占有仲大军20万元人民币，这就是欺负人、看不起人，负价值=20万元，那么还有谁愿意劳动呢？所以发财、挣钱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建立在平等、人权的基础上。我是不同意梁教授的看法，我有所保留。我写这文章绝对不会讨好、巴结茅老师，因为这不是我做人的原则，同时也得不到任何的好处。茅于轼说：“他必须是一个超脱的凡人。其所以要超脱，因为他必须是客观公正的；其所以是凡人，因为他研究的就是物质利益。如果我们不能事先警惕自己，不要偏袒某一方的立场，我们就易于不能自拔地误入歧途。”[1]
什么是新价值学呢？
新价值学是和以往任何一门传统的价值学都不同的，是吸收传统的价值学的不足，并加以改进；特别强调平等、人权、自由的重要性，也是价值学研究的范畴，金钱是它的中心。它有五个根本：1、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根本；
2、正价值和负价值是价值理论的根本；
3、平等、人权是正价值和负价值的根本；
4、不欺负人、看得起人是平等、人权的根本；
5、金钱是不欺负人、看得起人的根本。
茅于轼有一篇文章《为什么说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根本》，在文章中，谈了无价值劳动、价值量纲、金钱、均衡等，这是我看到的最好、最精彩的一篇文章。目前人们只发现了第一个根本，这就存在许多的争论，而且也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例如，吴敬琏和厉以宁、郎咸平和张维迎的争论。人们要问没有有结果呢？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绝对没有，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只发现了第一个根本，其余四个根本就不知道了。这种经济学又有什么用呢？“经济学家经常性地被世人嘲笑：每一个经济学家对面都有一个观点相反的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之所以发展到一个各自为政、五花八门的状态，关键的一点，就是在最基础的概念部分没有形成一个共识，而价值概念就是其一。可惜的是，经济学界不少人似乎不愿意甚至刻意地回避基本概念的讨论。如此一来，经济学就成了一个建立在流沙上的大厦、一座空中楼阁。”（张建平）
新价值学最讲究竟平等、人权、自由。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人们肯定不能发财赚钱，赚钱才是最根本的。因为金钱就代表着价值，可以在市场是买到一切东西，但必须在均衡的条件下。金钱统治着我们的生活。你尽可以咒骂它、责备它，你能宣称自己高于金钱，对它不屑一顾。你能从道义上、智慧上尽其所能把它贬得一无是处。但是，不管你怎么说怎么做，金钱仍然处于我们生活的中心。所以，人们在追求金钱是时候，一定要改变落后的思想观点，要看得起金钱，和金钱平等，只有这样才能发财赚钱。
2004年10月25日《今晚报》报道：一分钱情结。在中国的一般商店，结账时，电子计算器亮出结果，虽是小数点以下二位数，但当找回顾客几分钱时，许多人却将那几分钱丢在柜台上扬长而去了。 然而，在美国，物价绝对以小数点以下二位数字标注明白，有名的9.99是最通行的标价。 标了9.99，就是实实在在的9.99。你付款时，交上10元，收款员非常认真地找你一个硬币，你不将这只硬币收起来，这笔生意没有结束，收款员会等你，后面等候的顾客也不会走上来，结他的账。在美国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丢下那一分钱硬币扬长而去的。儿子说：如果你丢下那一分钱硬币，商店里会有人追出来，恭恭敬敬地提醒你：“先生，你忘了钱。”多少钱呢？一分。 发达国家有他们的财富观，但发达国家的人民没有丢弃一分钱情结，倒真应该我们好好学习。
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会掉到坑渠里。李嘉诚及时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该2元，让它滚到坑渠，该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 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理财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只要社会总净值增加了，自己损失一点也不算什么；相反，如果社会总净值减少了，自己即使收获了一定的财利也是损失。
不要小觑了着眼社会总净值的思维方式，这是关系到国家富强的大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个重要论点：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的贡献，要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这样的“自利”或者说“自私”就有几分可爱了。因为如此，“自利”能给别人带来利益，自己的“利”和别人的“利”加起来，社会总净值必然会增加，国家自然富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不患寡”，就是不怕社会积弱；“患不均”，就是怕别人比自己好。别人好了，我要想办法让他不好，虽然这样做我也没利。“内耗”的结果是没有“利”的我和没有“利”的别人组成了一个平均型的“寡”的社会。 用社会总净值衡量，也能说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为什么可恶。制假货造成的资源和本国成本的浪费，最终造成的是社会总净值的减少。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削弱国国。一部分藉此先富起来的人和其他被剥夺了财富的人组成的是一个不均型的“寡”的社会。 李嘉诚的境界是富国的境界。他的心态既是传统文化的异质，也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异质，值得我们好好揣摩。
下面的一个事例最好说明了只有平等、人权，看得起人，就能够赚钱、发财，否则绝对不可能的。
2005年《中年人》第3期摘文，林豆豆开酒店。2002年5月18日，一家名为“黄鹤大酒楼”的湖北餐馆在北京开张了。虽然这家酒楼开张前没做什么宣传，但一些人还是蜂拥而至。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关注一家新开张的酒店呢？原来，酒店的“掌柜”不是一般人，她是林彪的女儿林豆豆。 2002年3月底，林豆豆正式披挂上阵了。铺面搞定后，林豆豆又马不停蹄地奔老家黄冈招聘服务员和厨师，并亲自主持面试。 她对厨师的要求很严格，除了要烹调功夫好外，还得特别注意个人清洁卫生。曾有一个青年厨师，论起来还是林豆豆的远房亲戚，找上门来要求林豆豆给予关照。但是，林豆豆看他的衣裤上油污污的，皮鞋上也沾满了灰尘，便坚决地拒绝了。 随后，林豆豆任“掌柜”的“黄鹤大酒楼”开张了。开业的红火，让林豆豆精神大振。谁知她的高兴劲儿还没有超过10天，酒楼的生意便渐渐冷清了。 红火的生意，为什么陡然间就一落千丈呢？一天，林豆豆偶然发现一个服务员在回答顾客的问题时，态度非常不耐烦。她再环顾四周，发现有不少工作人员的脸上都有一丝傲气。这个发现让她大吃一惊。他们为什么都有点傲呢？后来她跟服务员一交谈，才了解到一些员工认为她是社会名人，所以在她手下打工，竟有一些优越感。林豆豆立即召集员工开会，阐述了即使有名人效应，也不是“万能胶”，不能粘住一切的道理，纠正了一些员工的心理误差。
6月中旬的一天，一个熟客独自喝得酩酊大醉，当服务员上前劝他别再喝了的时候，他非但不听，还大发脾气，将酒杯给摔破了。林豆豆见状，连忙上去劝阻。这个顾客本来是认得林豆豆的，可他现在喝迷糊了，也就谁也不认了！他指着林豆豆的鼻子骂：“你以为你是谁，你不就是开店的吗？”林豆豆一听这话，真是又尴尬又生气，但是马上想到自己此时的身份就是服务员。因此，她没有争辩什么，而是让一个服务员倒杯开水给他喝下去醒酒，然后将他扶到外面，拦了一辆的士，给了司机50块钱，让他把这位顾客送回了家。第二天，那位顾客满脸愧色地送来了昨天的餐费和那50元的士费。他真诚地对林豆豆说：“林阿姨，没想到您这么通情达理。昨天的事，是我不对，我向您道歉。”后来，这位客人隔三差五地就要来吃一顿饭，还介绍了不少朋友来吃饭。 “黄鹤大酒楼”生意又恢复到开张时的火爆。 上述的事情已经非常好地证明平等、人权、看得起的重要性。如果有傲气，看不起人，消费者就是不买帐，就是不来到林豆豆大酒店来吃饭。这样的话，林豆豆就呆了、傻了，就不能挣到价钱了，后来林豆豆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改正了。任何人总不能和金钱发生矛盾吧！
新价值学的创始人
1、新价值学的创始人。上面的事例最好的证明了新价值学在实践中的应用。当林豆豆大酒店服务员看得了起人，欺负人时，就没有生意，没有金钱；当看得起人、不欺负人时，就有生意、发财、赚钱，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那么有人会问这个新价值学这么好，谁是创始人呢？——茅于轼先生。
茅于轼先生有许多文章，如《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人权》、《金钱目前人人平等》、《赚钱越多 贡献越大》、《人权于中国经济》等，特别强调人权、平等的重要性，没有这些东西，中国人是不可能富裕起来的。茅于轼说：“近几年我进一步发现，中国之所以穷，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缺乏人与人平等的人权思想。改革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我们逐渐恢复了这个最重要的人的基本权利。”[2]
茅于轼先生的思想和经济学完全符合新价值学的五个根本，金钱是中心。2004年8月份，茅老师寄我一套由他写的书，那时我天天看老师的书，天天琢磨，不敢懈怠。我是完全根据老师的思想和经济学搞出新价值学的五个根本。我把五个根本告诉茅老师，老师回答说：“你的价值理论很有前途”。我感到很惭愧、内疚，因为这不是我的，而是茅老师的思想和经济学的体现。
茅于轼先生对整个人类社会有重大的发现——赚钱、发财有一个隐藏的前提条件的，即必须建立在平等、人权、自由的基础上。如果离开这些东西，谈金钱、发财，就失去了根本，无从谈起了。环顾当今世界各国，凡是人与人地位平等的社会才会产生并维持市场制度。相反，特权社会，虽然有交换的产生，然而维持不了市场制度。这里可以看到基本的人权与市场制度的关系。
下面是茅先生的两篇文章《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人权》。
金钱面前人人平等。钱的万能也可理解为价钱面前人人平等，身份和地位在市场交换中不起来作用。在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常常讲到货币的出现任何方便了交换，用钱交换比物物的交换节省了寻求交换对象的时间，解决了商品不可交割的困难（如一头牛、一柄斧）等等，似乎货币被接受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事实上在一个等级社会中，人的消费水平是由等级决定的。换句话说，人能否得到一种种产品或服务与“此人是谁”有关。
货币出现以后，无权而有钱的人进入了特权阶层的消费领域，金钱冲击了特权。带贬义的“暴发户”就是出于对新进入的消费者的敌视称呼。暴发户虽然有钱仍受到特权者的强烈抵制，所以金钱之具有万能性决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市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育，带贬义的暴发户一词用得越来越少，认钱不认人的规则。和权力金字塔结构的社会相比，人人都 有机会进入任何一个消费领域，买软卧火车票、坐飞机都不需要关于身份的证明，不能不说不是朝“民主”和“平等”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它又带来了另一种不平等：穷人和富人的不平等。
在理解金钱万能的意义时，强调了在竞争的市场上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市场上卖主用降低价格竞争；买方用抬高价格竞争。此种竞争的规律是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其结果是价格有涨有落，以此来调整商品的过剩或不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钱才具有万能性。反过来看，如果商品供不应求时，有了钱也买不到（多半是因为价格管制的缘故），那钱还有什么万能呢！
当金钱万能，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商品时，说明一切商品的价格已经调整到使商品的供应和需求相等。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人权。那么什么是特权呢？特权最基本上的属性是人与人的不平等。在法律上规定一些权利只有某一类人可以享有，其他人不能享有，这是最明显的特权。中国古代“刑不上大夫”就是大夫阶级的特权；罗马法规定只有公民能享受法律的保护，而奴隶则不享有，也是一种特权。现代法律已基本做到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的执行上有许多人可以例外，不受法律的约束。这些人就是特权阶级。例如虽然法律上没有规定，但事实上某些人是不容批评的，他们却有权批评别人。批评尚且不容，遑论法律对他们的约束力。现代社会的特权都以隐蔽的方式在起作用，它们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以意识形态及行政权来起作用的。在市场经济中富人往往靠金钱来获得特权。尽管他们很难置身于法律之外，但钱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法律保护，远远超出穷人所能得到的，因而形成一种特权。 迄今为止人类一切的历史阶段中人们无不希望有更丰富的物质享受。这一愿望只有市场制度可以实现。所谓市场制度就是在公平竞争的众多个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各方出于自身利益讨价还价，形成价格。此价格随供需形势而变化，并且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决定资源配置。只要人们仍追求物质享受，市场及价格就是不可少的。这个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结论适用于我们可以想象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因而适用于未来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从表面现象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使人类摆脱稀缺性。但从深层次看，如果没有了价格人们将无从比较稀缺性，科学技术将失去其发展的方向。所以有用的科学技术必须在市场价格的环境下发展。 所谓市场，它是在互相有信息沟通的情况下由无数交换形成的。基于双方自愿的交换能给社会增加财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交换的动机是经济利益，只有能同时给双方带来利益的交换才能实现。任何有损一方的交换都将被拒绝。所以一切交换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在不使任何人受损的条件下至少有一人受益），除非这种交换影响到第三方的利害（例如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结果无数的交换带来全社会财富的增加，经济便得到发展。 交换既然能为双方带来利益，它必定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事实也确实如此，人类最早的交换已无法考证。但无疑它发生在人类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前。既然交换是自发的，为什么市场制度却晚了几千年，到十六世纪前后才开始缓慢地发展。 零星个别的交换虽然是市场制度的基础，但终究不同于市场制度。从交换发展成市场制度是一个平等成员之间博奕产生规则和维持和改进共同规则的过程。这个过程常被暴力所干扰。尤其是如果参与交换的各方不具有平等地位，一方可以胁迫另一方，或可以欺侮另一方而不受制裁。特别是，如果普通百姓的财产所有权得不到保障，交换就发展不出市场制度来。上述妨碍市场建立的各种原因，可以简单归纳为缺乏人权。从历史看，人权基本概念的出现是与市场制度的萌发同时发生的。
中国虽然有非常发达的交换，可是几千年来没有出现过市场制度。这正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中人权概念的出现远晚于西方。从现实世界看，世界上人权比较得到尊重的都是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人权都比较得到尊重。反之，人权得不到尊重的国家无例外地都未能建成市场制度。可见市场制度和人权是密切相关的。一旦人有交换的平等权利和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而且这种权利和自由得到可靠的保障，市场制度必然会产生，而且这种制度将推进人类进入到物质极其丰富的社会。
实践新价值学
茅先生创立新价值学，认为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人权等，所有这些都是新价值学的内容。大家都在实践新价值学，它的中心是金钱，例如林彪女儿林豆豆开大酒店，许许多多的民营企业，当然“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有钱”。茅先生自己带头实践新价值学——富平学校、山西扶贫基金、天则经济研究所等。 “天则在最初创立的时候，我并不是其中的主要人物。”坐在客厅中央的一张藤椅里，茅老开始陷入了对10年前的那些往事的回忆中：“当时是盛洪找的我，他来我家好多次，专门和我谈成立天则所的事，我记得‘天则’这个名字就是由盛洪起的。”
1993年7月，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4位经济学家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之后的一年里中国各地成立了很多民营、私营企业，当时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14%，这样的情况迫切需要专门关注此类现象的经济研究机构，于是，我们的投资方北京大象公司决定发起成立这样一家经济研究机构。”茅老说道：“当时他们最初找的人是唐寿宁，后来由盛洪把事情接过来，然后又找到张曙光、樊纲和我；当时我们5个人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共同的特点是各自关注和研究的领域都与制度经济学有关，而且盛洪还认为这几个人能够志同道合。”
“我记得那一天好像是7月26日，我们在西单的三味书屋召开的成立会议。在书屋的二楼茶屋，当时的会场布置得很简朴，只摆放了一些简单的茶点，到会的三四十人也基本都是学术界内的一些朋友。几天后，我们在雅宝路的亚洲饭店又开了一次会，然后就在西单的达智胡同租了一间房子开始工作了。”
成立后的天则承接到第一个研究项目：《万县长江大桥等四项投资可行性研究》。“这个项目是通过我的一位姓陈的朋友介绍的，他是四川人。在这个项目上好像共收入了10万元。”茅于轼回忆道：“这是天则所的第一笔收入，但这10万元并不是纯利润，严格算起来其实都是亏损的。也是从这时起，我们开始意识到做咨询业务很难盈利。其后又经过了几次尝试，我们总结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善于做具体的业务咨询工作，前后也谈过一些业务，但都没谈成，即便谈成的几次，之后人家也都不再找我们了，这说明我们干得不好，否则，不会没有回头客。”
“回顾这10年，最大的困境就是一直没有钱”，当我们问茅老在天则所经历的最大困境的时候，茅老回答道：“天则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民间学术机构，所需的资金都来源于外界赞助，而且随着规模的扩大，每年预算也从过去的几十万元提高到了现在的近百万元，所以，至今资金局促仍是困扰天则的最大难题，如果出现两个月的资金短缺，天则就会面临关门的危险。”
据茅老介绍，由于国内缺乏此类赞助的传统，最初都是国外的基金组织向天则提供赞助，比如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每年都会提供给天则所1到2万美元的赞助，还有美国国际民营企业中心等，当然也包括Atlas 基金会。近年来，国内的赞助也逐渐多了起来，先后有两家证券公司向天则提供总共大约100万人民币的赞助。
“最艰难的时候，亚洲开发银行交给我们做项目，我们连出差住旅馆的钱都不够，拿的都是自己家里的钱。”那是在1995年左右，亚洲开发银行出资3万美元委托天则所对三茂铁路（三水—茂名）项目进行经济评估。据茅老回忆说，那是他在天则10年当中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个项目，只现场调查工作就做了一个半月。茅于轼和几位同伴亲自赶赴“三茂”沿线，一个车站一个车站地进行实地调查。那时的天则还毫无名气，接待方的态度自然也非常冷淡，有时茅于轼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天则所的人，对方连理都不理，甚至拒绝他们在那里进行调查，不得已茅于轼只好请“亚行”出具一份证明信，才勉强完成现场调查工作。
之后，又进行了几个月的后期工作，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这个项目。“这个课题做得很成功，可以说这是亚行所有类似项目中做得最成功的一个。一开始亚行的那些经济学家不接受我的方案，但这个项目做完之后，他们都开始按我的方案做类似课题了。”
在完成“三茂铁路”的课题后不久，亚行又出资2.5万美元把“广梅汕铁路”（广州—梅县—汕头）项目交给茅于轼来做，对其工作质量给予充分肯定。“在第二个项目中，我的一个姓李的学生还提出了一个计算客流量的数学模型，这在学术上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创见，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回忆那一幕幕往事，茅老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如今亚行仍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每年的亚洲经济论坛都会邀请我去参加。”
为理想为信念奔忙了一生的茅于轼，如今仍住在北京南沙沟小区的一座普通寓所里，他在这里已经居住了27年，他所有的思考和努力都是想着如何让中国变得更加富强。但当这个城市的许多人家已经拥有了私家车时，茅老仍旧每天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往穿梭于北京的街头。在茅老家里，几乎除了鲜花就是书籍。我们刚进门的时候，看到茅老正在伏案写作，待我们刚刚结束采访，茅老又争分夺秒地回到案头。当我们让茅老的夫人赵燕玲对一生相伴的茅老进行描述时，赵阿姨毫不犹豫地给老伴下了一个结论：他是一个工作狂。
上述的文章选自《茅于轼：十年风雨 天则人生》的部分。在这里特别要注意两点：第一、“回顾这10年，最大的困境就是一直没有钱”，金钱才是根本，代表着价值；第二、“那时的天则还毫无名气，接待方的态度自然也非常冷淡，有时茅于轼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天则所的人，对方连理都不理，甚至拒绝他们在那里进行调查。”这事情说明了平等的重要性，对方不合作，不平等，不提供方便，很难工作。出现这种情况，就很难挣到金钱了，出现不出价值，表示负价值等于最大。
张五常：“我排第二吗？茅于轼，我的朋友，他排第一，那是没有问题的。茅于轼比我大不少，年过七十，还在做事，这是很难的，很了不起的。他的观点我同不同意都不重要，我很佩服他的。金钱方面他没有什么获得，还在做，所以我很佩服。他在纯粹经济学方面可能不是作过很多训练，但他对中国的经验比我们都要来得多，所以他是根据他对真实世界的判断做事的，我是很佩服的。”[3]
最后，茅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为了表达我对老师的敬仰，特作此文，这是我的一点发现、一点心得。“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我衷心祝愿茅老师身体健康、长寿，永远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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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5页。
[2] 茅于轼：《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1页。
[3] 2002年4月10日《经济观察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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