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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收400元的代价

4月22日，记者穿过甘肃平凉地区，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该县人口不足10万，财政收入300多万，90%以上是回族，是国家级贫困县。

得知县里正在通过养牛羊来增加农民收入后 ，记者来到泾河源镇南庄村采访。村委会主任李强介绍，在村里的鼓励和扶持下大都养牛，专门的养牛小区里面有50户，户均养牛3-5头。3年下来，村民年人均收入从2000年的780元增加到现在的1070元，其中养牛一项占收入的40%，人均增收400元。

回族同胞世代养牛羊，这也算他们的强项。但就这区区400元，每个村民都得跌跌撞撞过上“五关”。

一是启动资金。买牛和盖牛舍需要投资1.5万元。其中买一头牛需2600元，一般养4头才有“规模效益”；借腹怀胎的胚胎需1600元；牛舍需5000元。

村里的办法是，选出既不是穷到没有无发展潜力、又不是宽到不用扶持的50家中等贫困户，作为扶持对象。县里扶贫基金给每户贷款4000元。每户三年后还一小牛犊就可。基金会再以小牛犊贷给其他贫困户，以此滚动发展。

牛舍也必须得盖。因为母牛最怕淋雨感冒，九月怀胎，马虎不得。福建厦门中建总公可是该县对口扶贫单位，他们给每户牛舍补贴1000元。

这样每个养牛户还有近1万块的的资金缺口。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要说1997年人均纯收入500多块的村民。到银行抵押贷款却无房产证；信用社贷款要五户连保；除了带点款外，还要靠亲戚朋友凑凑。全村一共226户人家，就有50多户需要互相凑钱，资金困难可想而知。

二是防疫、养殖、管理等技术难题。“家有万贯，养毛的不算”。1.5万投下去，如果死一头牛，就赔本。如果是传染病，死牛一大片，那马上返贫，一身负债，雪上加霜。

村里的办法是划出村集体的13亩地，集中盖了养殖小区。这样便于集中防疫，养牛户可以交流一些养牛的新门道。好在买牛时，包含了一些技术售后服务，同时县乡两级畜牧技术人员也搞上门有偿服务，收费还能接受，算是解决问题。

尽管如此，村里还是不放心，送2个年轻人到固原市（该地地区所在地）农校学习，大家凑钱每月补助60元。到2004年6月毕业就可派上用场，算是村里的后备人才。 三是畜草问题。以前村里的牛不多，都是山上放养，分灶吃饭。现在村里发展养牛产业，已成“牛群”，吃草变成问题。

县里争取了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全村1200亩地退耕还草，每亩给200斤粮和20元钱。这样算是在8年之内，人和牛都不愁吃饭问题。村里还有1000亩生态草，按照一亩草可养一头牛的估算，养牛还可扩大好几倍。“现在的问题是畜草加工落后。夏天有许多草，也有许多秸杆、麦杆浪费，冬天牛要吃苜蓿粉。要是有加工场就好了。我们还没有办法。”村长说。

四是牛的安全。不是农民不了解，牛对农民可是天大的事。村民马莲说：“‘农民一头牛，性命在里头’。现在一台彩电也就是1000多块，我们一头牛就值3000—4000块，是各家的最大财产。”因此在许多村里有个习俗：谁要偷牛被逮住，村里人先集体打一顿，然后谁也不知他打交道，谁理他谁就很没面子。

尽管如此，丢牛仍然是村民养牛的担忧。村里的解决办法是在养殖小区内，全村50户轮流出人，有两个人值班，不许睡觉，责任明确，谁丢谁赔。

五是保险问题，尽管有防疫技术人员，但也不敢保证不死牛。为此县里在早期扶持养牛业发展时，曾用财政出线，以每头40元的保金、2000元的赔偿额，给农民集中上保险。当年一些农户真有死牛的，但因为入保没有返贫。

但政府一不集中入保，农民一旦死牛马上陷入困境。死牛的时候农民信誓旦旦，明年一定入保；但来年怀有侥幸心理，交钱又死活不肯。保险公司称，如果投保的太少，就赔钱。公司曾经在一个村收了8000元的入保金，结果赔了2万块。

保险公司称，如果入保的农户没有1000头这样的底数，肯定赔钱，保险公司也赔不起。他称，前5项农业险还算业务范围，但基本上都停了。

扶贫办的副主任解释，主要是农户规模大小，农民有侥幸心理。如果规模很大，投保就很合算。全县财政就300多万，也补不起，只有等到县域经济发展起来。但如果没有保险，农民可能永远是小打小闹。这是个连环套。

整个采访下来，记者发现这区区400元的增收目标，却涉及农村金融、信贷、对口扶贫、农业科技推广、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农业保险等等问题，其复杂程度超出一般专家开出的药方。

中央提出要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但实现起来有很多的制度配套改革需要跟上，而这些大都不是农民自身的努力就解决问题的。增加农民收入——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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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农民

全新的视角

好像不是一个“可怜”了得

这里不是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么？

面对真实的局限条件

大家来说说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

高手们

我盼望着

高手怎么不给各答案阿

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

专门的养牛小区里面有50户，户均养牛3-5头。3年下来，村民年人均收入从2000年的780元增加到现在的1070元，其中养牛一项占收入的40%，人均增收400元。

全村共多少户？其中收入超过这50户的有多少？低于的又有多少？

您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比您最初想到的更大。

一个问题必然是群众的心态。

假如从整体发展的角度看，那么不如由村委会办集体养殖场，该场至少有150头牛（3乘以50）的规模，极有可能超过250头的规模（因为不如这50户的农家可能养不起3头牛，但有可能养得起1头牛，正如你所指出的原因，养1头牛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使他们不愿意养牛，而这样的人家应该在户数上多于50），而且村委会更容易得到上级的各种支持。

不能从整体发展的角度看，原因不在于对公平的考虑，就在于农户的小农意识。因此，即便这50户能够保住每户3-5头牛的养殖（或者说超过每年400元的收入），公共资源投入太多会带来其它方面 的问题。假设能解决资金问题，让他们每户养20头牛（从而50户有1000头牛），您还会看到养牛业平均利润下降的情况。

推而广之，您可以说您描述的是中国的缩影，同样适用于城市的再就业工程。

原来下岗或失业，城里的办法就是搞服务业，譬如允许在马路边出售早点。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如果市口不错，那么月收入可以比上班时还好（90年代中期），但现在失业的人太多了，还有外地人的竞争，因此，一般收入在1500元上下。但即便在上海因地区不同的差异都很大，有的地方收入极可能在700元以下；因此在中小城市更不可行。

北京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心脏”，天 安 门广场无疑是北京的“心脏”区域，如果有关方面用“贫民窟”仨字称呼天安门广场一街之隔、前门箭楼南面、前门大街西面的一大片区域的话，无论如何在国人耳朵里是十分刺耳的，也是令人十分尴尬的，何况这里是如此赫赫有名的“大栅栏”呢。刺耳也好、尴尬也罢，“贫民窟”的讲法却是如此言之有据。



据6 月17日的《新京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昨天发布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指出，大栅栏已成典型的贫民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结论，从人口构成、就业、居住、收入诸方面给出了支持。当然，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前门大街东西两侧的地下通道口出来后扑鼻的臭味，通往大栅栏之间的珠宝市街、粮食店街路面上脏水四溢的坑坑洼洼。与咫尺之隔的前门东西大街、不远处的长安街的气势恢宏，对比是如此强烈。



大栅栏57551人常住居民中，60岁以上的达9914人，占17%，残疾963人，失业登记4427人，社会低保929户，共1946人。外地女嫁北京人的277人（大部分北京男人是残疾、无职业、无收入、吃低保）。人群结构呈现社会困难人群的特征。”、“人口密度大，居民居住拥挤，某住户3口住房仅为 4.8平方米，…最窄的钱市胡同只有82厘米宽；社会治安混乱，”、“工商登记个体经营行业729家，90%为小餐馆、小旅馆、小杂货店、小发廊、小歌厅。小发廊为167家，有理发工具的仅为7家，大部分白天上锁，夜间营业。经营规模和业态呈衰败状况。”、“大量居民日均生活费不足8元”…



照道理，北京是全国经济发展最为前端的地区，北京的GDP指标一向名列全国的前茅，就在2005年1月，同样是《新京报》发的报道称“我国已成为中等收入发达国家”、“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于秀琴解释，…此时期一般经济活跃、居民消费极大增长；目前北京地区消费已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向住房、交通、通讯等消费热点发展。”，而就在北京的心脏地带，出现这么一个“典型的贫民窟”，是不是显得与“中等发达国家” “消费已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向住房、交通、通讯等消费热点发展。”带来的自豪和喜悦相去甚远呢。草民注意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统计的范围，只及“常住人口”，显然没有包括在大栅栏地区整日苦苦游荡寻找生计的从农村“劳动力转移”而来的民工们。



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报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信号，一些掩盖在摩天大楼的富丽堂皇、富豪贤达的穷奢极欲、小资中产的悠然自得、光怪陆离的都市喧哗后面的很真实、很生动的信号。而这个信号，离中国的、北京的政治中心又是如此的接近。



信号一，巨大的贫富差距，在“贫民窟”大栅栏，“大量居民日均生活费不足8元”，算下来每月生活支出不过区区200元左右，全年不过2000元左右。而据另外一个统计，北京“2004年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37.8元”，这里的“城市居民”，显然是指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中，把人均年支配收入1.7万元算作“高收入者”，而同时又指出，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见6月20日《羊城晚报》）。



就是说，从平均水平看，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几乎全部是全国以意义上的“高收入者”，而现实情况是北京的绝大多数人不在这个“高收入者”之列，一正一负之间反映出来的，是北京市的极少数人对大多数财富的占有。而对于“贫民窟”大栅栏中的贫民们来说，与平均值相差达6倍以上的可支配收入，再与真正的“高收入者相比”，恐怕百倍、千倍都不止。每月只能够支配200元与每月可以支配数千甚至数万元的人同居一市，如何去保证他们有也同其他人一样拥有起码的的生活和基本的医疗、教育保障呢。也许，较之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说的，按照购买力评价折算，中国约有7580多万农村人口和2000多万城市人口人均年收入低于924元人民币的“国家级”贫困人口。大栅栏的贫民们“尚可”，但放在北京这样的生存状态下，就太艰难。



信号二，弱势人群愈发弱势，在这许多年来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主导下，自由市场天生对弱势人群的排斥，使得大栅栏地区的贫民们无法在“自由的”市场上立足，根据调查报告，7万多居民，60岁以上的9914人、残疾963人、失业登记4427人，社会低保929户，共1946人。显然属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人群，而贫民们也试图努力按照市场化原则参与市场“竞争”，“工商登记个体经营行业729家，90%为小餐馆、小旅馆、小杂货店、小发廊、小歌厅。”，但本地区的消费群体和消费水平的变化，决定了其无法摆脱的萧条。



最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是167家小发廊，有理发工具的紧7家，其余的160家恐怕是挂“发廊”之名，行其它之实了，特别暧昧的是“白天上锁，夜间营业”，能够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呢？到了月入不足300元的境地，有的“底线”是否还有守住的决心和毅力，恐怕已经成了问题，所以，该地区成为了治安“黑点”，据报珠宝市、月亮湾的110报警占全地区的70%以上。



信号三， 穷人被畸形城市房地产“发展”所“故意遗忘”，在大都市、特别是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引入了“国际接轨”的发展模式之后，“经营城市”作为政府的一种理念，房地产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私有化程度最高的房地产业中，高额暴利是其追逐的唯一目标，而如何满足“居者有其屋”的基本社会需求，只能让位于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就是让资本家高效地赚取更多的利润。像大栅栏这样的人口密度大、穷人多、拆迁成本极高的地段，谁也不会主动找 “麻烦



“大栅栏每户平均面积19平方米，政府和开发商最多补偿20万元，但该地居民至少要求补偿40万元，缺口达50亿元。”，20万元看似“多”，但在北京这几年的房价底下，20万在四环以外也未必如愿以偿能够有套住房。



最可笑的是专家们煞有介事出的“主意”，“允许居民自行建房，改造危旧房。…调查建议，政府应最大限度还自由于民，建筑用途可以是商用或民用，也可以是商住两用…可以是独资或合资，也可以向银行贷款”，对于那些日军用度只有8元左右、平均每户居住面积只有19平方米、极端的只有4平方米的贫民来说，政府再怎么“还自由于民”，他们能够消受得起这份“自由”么，独资、合资，向银行贷款对他们来说，统统是天方夜谭。照此思路，不如干脆对大栅栏的贫民们说，“继续熬着吧”。



北京是日新月异的，北京是气象万千的，就在大栅栏往北不远的地方，耗资数十亿的、被国际建筑界称为“大粪蛋”的国家歌剧院的反光圆顶在落日的余晖下金光灿烂，据说是北京最昂贵的“会员制”俱乐部也在闪烁着点点华灯。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纽约在发展的过程中伴生了一个以少数族裔为主的贫民窟哈莱姆区，据说是由于纽约的发展变迁，才没落成现在这个样子。那社会主义的中国能不能够避免呢， 北京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们告诉我们，“大栅栏的现状是城市发展郊区化、中心空心化的必然”，看来还是“接轨”了，但不远处的富人云集的东长街商业地段为什么没有“空心化”呢，事情并没有专家们说的那么简单。



尽管大栅栏地区沦为“典型的贫民窟”是一件遗憾的、尴尬的信号，但这个信号的作用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前路渺茫的。贫民窟的出现，将更加令坚持高举“四项基本原则”大旗的中国共产党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倍加警醒。找到更加准确的发展方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就是一个新的信号。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拒绝贫民窟的长久存在。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如果单独这一个问题答案并不难寻。但贫困问题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如果单独这一个问题答案并不难寻。

哦，你倒是说来听听，请别假设国库为该村敞开。

3年下来，村民年人均收入从2000年的780元增加到现在的1070元，其中养牛一项占收入的40%，人均增收400元。

虽然困难重重他们已经做的不错了。只要政府真正为民，与民众一同努力总是能够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

这里最后遗留的一个问题是保险，不知是否可以考虑互助保险。这50户共同缴纳保险基金，50×4×40，存在银行。如果如果死了牛，用这笔基金补偿。没有就大家分。这可以从贷款里面直接扣除，相信农民应该也没有意见。

对实际情况了解并不全面，也许理解会有偏差。

虽然困难重重他们已经做的不错了。只要政府真正为民，与民众一同努力总是能够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

恐怕你的计算有问题：假如不养牛，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不会是670元（而是会更多一些）。

第二点，50户至多养了250头牛，因此不可能达到承保条件（1000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