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是否会实现“双同步”增长

民营企业的艰难税负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晓认为，对于民营企业税远大于利，这有点儿不正常。
近期，海外再次密集地出现看空中国经济的观点。最新的相关文章，来自《每日电讯报》的《中国本世纪根本不可能赶上美国》。这和前段时间OECD、《经济学家》杂志热棒中国经济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依据是：其一，中国经济已经不能再指靠人口红利，这意味着传统增长潜力的枯竭；其二，中国经济已经不能再依靠ZF主导的信贷与投资的驱动。
结合2013年以来经济数据不如人意的表现，我们实在要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有所准备。

税负太高

然而，在宏观经济下滑的同时，企业的负担并未减轻反而加重。日前刚刚收官的A股上市公司年报显示，2012年A股全部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与上年相比是零增长，而当期实际缴税比上年增加17%，缴税额比净利润还多14%，部分上市公司的税收支出竟然数十倍，甚至百倍于公司的净利润。
对此，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一是企业税负太高，如此下去恐会拖累中国经济复苏；二是很多企业“税远大于利”，有点儿不正常。
应该说，上述判断大体上成立。据财政部公布数据，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比2011年增长11.2%，税收收入增幅再次远超GDP增幅。这一税负比例高不高？由于不同国家存在统计口径、经济发展水平、福利水平的差异，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一直比较大。但有一点可以基本确定，我国宏观税负肯定不会偏低。
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也能验证上述现象的存在。按照收入法核算国民收入时，统计上通常将国民经济划分为三大部门：ZF部门、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ZF部门对应的分配收入被称为“生产税净额”，也就是企业缴纳的税额减去企业从ZF获得的生产补贴后的差额，也就是ZF在国民收益中的净分成。2011年，该值占GDP的比重为15.6%，而同期欧元区国家的这一比例约为11%，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更是在10%以下。由此可见，我们的“奶牛”被挤榨得最厉害。

税远大于利

“税大于利”除警示宏观税负上升过快外，其折射的以下两个问题更值得深思。
第一，我国税收收入来源严重不合理。税收来源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初步统计，我国直接税比例大致占1/3，间接税比例占2/3。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大部分以直接税为主，比例一般都超过60%，美国更是高达80%左右。不是说直接税比例越高越好，但间接税比例过高会带来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会造成税负不公。间接税，不管你有没有利润，以及利润有多少，一律采取“雁过拔毛”的方式，只要有营业流水就先征一道税。最后年底一核算，企业利润很少或干脆亏损，但所需缴纳的税额却不少，“税远大于利”的问题就这样出现了。二是会造成收入越低的人群或者盈利能力越差的企业感受到的税负痛苦越大。
第二，如居民收入差距一样，中国企业的贫富差距也太大，民营企业不少陷于“贫困”。2012年最挣钱的十大上市公司均属于垄断性或资源性的国企。以大盘股为主的沪市A股上市公司合计实现净利润约2%的同比增长，而中小企业板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了约9%，创业板公司下降了约8%。这表明，民企这头奶牛被挤榨得最厉害，创新型企业也陷于困境。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增长能够依靠垄断性国企吗？经济资源大量集中于金融、房地产等技术性不高的行业，中国的创新动力(310328,基金吧)又能在哪里呢？
面对中国经济下行风险下民营企业的艰难时世，ZF税收政策的宏观调节作用是不是当有所作为呢？

收入分配改革进展缓慢 亟待多领域突破

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曾将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离任前要解决好的困难的事情之一。在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翻番”目标的背景下，收入分配的完善将起到助力作用，同时这也关乎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
随着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到位，如何最大化获取改革红利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的主题。在此基础上，将经济“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如何切好这块“蛋糕”考验着各方智慧。收入分配作为各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亟待取得实质性突破。

年内能否突破存疑

近年来，收入分配改革成为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但也是最难推进和深化的改革领域之一。历经8年“难产”，国务院于今年2月批转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三部委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但这份意见却并没得到普遍肯定。
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艰难出台后，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再次对收入分配提出了明晰的要求。根据5月下旬出台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高层对改革方案的部署主要包括要落实深化此项改革的若干意见，制定出台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重点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尽管如此，各界对这一部署仍表示不满，认为提法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梳理，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克服平均主义”被认为是收入分配的重大改革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历程至少经历了17次重大事件。自2002年开始，收入分配几乎每年都被重要会议或文件提及，但推动却一直缓慢。
“中央虽然将制定相关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作为今年需要完成的任务，但(收入分配)改革年内能否取得真正实质性的进展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一名接近政府的经济学家近日对本报表示，在细则出台前，其可操作性和效果都无法评估，因此改革进度有待观望。

改革需要多领域推动

上述经济学家称，改革之所以难以推动，主要是牵涉面太广，内在逻辑复杂。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近日出版了一本书《渐行渐远的红利》，在书中，彭文生提出人口结构的变动和相关体制、政策扭曲是收入分配不平衡的两大关键驱动力量。
他认为，过去十多年，在收入分配过程中，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形成挤压，同时居民内部财富和收入分配日益不平衡，造成平均储蓄率上升，带来高投资和出口，进而产业结构偏向工业、制造业，与消费紧密相关的服务业发展落后，偏重工业的产业结构对资源的需求相对较高，对环境压力大。
目前，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多方面改革已经成为普遍共识。
今年两会期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多管齐下才能起到调节作用。
贾康称，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作为的空间主要是培育和健全市场的资源、要素配置机制，维护公平竞争的规则与环境，合理调节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和适当引导企业资方与劳方在工薪分配上的集体谈判等。在此基础上，政府优化我国收入分配的主要作为空间，是再分配领域，加强和优化再分配调节应作为重点任务纳入新一届政府的通盘工作部署和改革总体配套方案的设计。
而在再分配方面，主要是在税收方面抓紧落实，在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方面要作出相应改革。此外，还应该探索官员财产报告与公示制度试点;消除部分行业的过度垄断因素，提升相关收入分配制度规则的透明度;加强对非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引导和管理等。
目前，不少专家和地方将提高最低工资及税费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但清华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却表示，相比普遍关注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更为重要。
白重恩介绍说，目前社会保障使员工的负担和企业的负担非常重，五险一金加起来是工资水平的40%左右。如果这一块可以降低，将减轻企业的负担，居民工资收入会增加更快。他称，降低社保缴费，让个人账户的回报率更高是有效调节收入的方法。
与学界意见相同，官方各部门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也在进行积极的协调和部署。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此前在一公开论坛上表示，下一步财政制度与政策创新会有七个方面的考量，包括支持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财政部将通过补贴政策的实施，通过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建立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正化。
他认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一个表象，老百姓有意见可能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世界上很多经济体，包括中国香港收入差距就比较大，但是都没有形成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亟待路线图和时间表

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收入倍增”计划，收入分配改革显然是不可缺位的一环。根据目前数据测算，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面对这一情况，单纯靠“收入倍增计划”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适度控制通货膨胀并且实行强有力的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倍增的消费效果将大打折扣。
对此，各界多次呼吁出台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着眼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对收入分配改革要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倒逼改革往前推进，以打破改革停滞的状态。
他认为，初步设想改革应该分四步走。第一步是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目前方案已经如期出台，但在具体细节上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第二应该是在2015年以前初步建立起以官员财产公开为重点的收入分配改革基础制度;以大规模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劳动者收入占比下降趋势得到控制并争取有所扭转;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得到控制;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初步建立。
第三步是争取在2018年实现政府财政预决算全面公开透明，包括“三公”支出在内的行政成本明显下降，财政支出结构有明显调整;收入分配基础制度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最后一步就是到2020年，收入分配关系应该得到基本理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达到40%左右;黑色和灰色收入得到制度性控制;公共财政基本建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
“应该说时间越来越紧迫了，我们是该有力度地出手了。”匡贤明称，从目前情况看，未来一两年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无论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会有相关政策陆续出台。

川大过客 发表于 2013-6-7 12:14
6月5日教育部公布数据：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35年间，中国培养了7000万大学生。大学生毛入学率由3% ...

6月5日教育部公布数据：自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35年间，中国培养了7000万大学生。大学生毛入学率由3%提高到30%，增长了10倍。与和谐定律基本一致。而现在中共党员数为8300万，超过毕业大学生数1300万。

科教兴国任重而道远。

党员兴国也许比科教兴国更重要。

楼主很专业。

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在哪里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社会经济的公平公正性便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源泉。因此，真要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收获李总理所一再提及的“改革红利”，就非得有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础、以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为前提、以市场为主导的重大制度改革不可。

刚刚公布的上个月经济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长速度可能还会从第一季度的7.7%进一步回落，这不仅表现为投资与出口增长全面放缓，而且表现为严重产能过剩而导致工业企业生产去库存乏力，表现为调整严重扭曲的“房地产化”经济阻力重重，表现为居民消费力越来越弱。

按照往常的惯性思维，有不少市场人士一直在呼吁中央政府出台激励经济增长的政策，但是中央新一届政府接任三个月来向各方发出的信息越来越清晰：当下不仅要忍受经济增速下行，而且也不急于出手刺激经济增长。以往那种通过货币数量扩张来保经济增长的思路正在逐渐改变，要求把货币供应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货币政策在数量上调控更倾向从中性向常态回归。同时，重新定位经济增长的速度，以提高质量与增高效益来看GDP增长。李总理最近就一再提出，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深化改革去激发市场和经济内生动力。

这也就是说，强调经济增长“保八”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最高决策层正设法使经济增速底线全面下移至7%，以倒逼企业及地方真正下苦功推动整体经济转型。同时尽力减少政府对实体经济的干预，以期真正激发市场活力，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所以，当前政府以静观其变的方式在观察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准备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政策来应对这种变化。

从大方向上看，通过倒逼企业及地方来推动整个经济转型，以此提升中国经济增长之动力，这条路是走对了。问题是地方政府对GDP增长崇拜的心态与行为方式并没有改变，只是当前地方政府现在学得更聪明了，只做不说。笔者近几个月到过许多省份，从所观察到的情况看，不少中西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一浪高过一浪，并没有因为地方政府换届而有所改变。市场上所流传的地方政府四十万亿投资规划显然并非空穴来风。

而从中长期来看，仅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弱化地方政府对GDP的崇拜及市场之干预，还难以解决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要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发展目标，尚需找出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矛盾的根源。

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逐渐走低之势，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的33.8%；居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也随之越来越低，从1995年的52.16%降至2007年39.7%；绝大多数居民财产性收入越来越少。比如，近几年来不仅股市持续在低位徘徊，而且严重的负利率使得居民收入严重缩水。有人测算过，在2004年到2011年的96个月内，有52个月是负利率，平均真实利率为-0.3%。仅2011年，居民储蓄存款收入因此就缩水1.5万亿元以上。加上高房价导致居民消费严重萎缩，更使得社会经济不平等在近10年中日趋恶化，居民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中产阶层难以成长壮大、相对贫困化还在增加。而这种大多数收入不高的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正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根源所在。

多数居民消费力不足，在很大程度是由于中国现有经济体制的严重缺陷。在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经济事权大量分权与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制度安排成功解决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及信息问题，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繁荣。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安排不仅让地方政府直接控制或影响土地、金融、能源等各种经济资源分配与经济事权，更让地方政府成了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及干预者，也让地方政府成为市场制度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市场秩序维护者及仲裁者。两种角色混淆在一起，地方政府不仅可参与市场和经营市场直接谋利，也可不断地把其既得利益甚至于非法利益制度化，这就很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为谋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无论是当前的地方土地财政还是高房价，都是只有少数人获利而绝大多数人利益受损。当前社会中的不少利益冲突及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其根源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公平公正性程度低。因“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贫二代”而形成的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很大程度上都是与社会发展机会的不公正不公平有关。假如不能真正消除由于这种制度安排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的不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就无从谈起。

回首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通常，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社会经济的公平公正性便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源泉。因为，只有社会经济的公平公正性才能让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水平全面提升，只有让绝大多数人分享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之成果，才能真正调动全体人民劳动与生产的积极性，进而激发出全体人民努力生产和创造财富的潜能，由此促进整个社会管理成本的降低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近十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陷入了一个怪圈，在中央政府的持续的严厉宏观调控下，房价反而越走越高，房地产的泡沫反而越滚越大，绝大多数民众对房地产市场感觉越来越无奈、越来越失望，这固然有太多内外的现实原因，而最根本的还在于现有的经济体制下，房地产市场已扣上了一个死结，不从土地、户口、财政等制度改革上下手，各种既得利益团体的阻挠和抵制，足以让出台的各种宏观调控政策或变调或扭曲或失效。

概而言之，真要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收获李总理所一再提及的“改革红利”，就非得有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础、以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为前提、以市场为主导的重大制度改革不可。

川大学者提出广义哥德巴赫猜想  挑战全球数学家

2013年5月，张益唐在哈佛大学作报告率先证明“弱孪生素数猜想”的同时，法国高等
师范学校教授Harald Helfgott在网上间接证明了弱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大于7的奇
数都能被表示成三个奇素数之和，从而彻底解决了三素数定理。 2013年，是世界数学
界的素数年。

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大于4的偶数都是两个奇素数之和。

川大一学者在10多年前就提出了广义哥德巴赫猜想：素数对称性定理。

定理如下：
在首项与公差q互素的等差级数中，对于该级数中的任一项N/2，N/2 >φ(q)*q^2，φ(q)
为q的欧拉函数，至少有一对素数关于N/2对称。即：N可表示为该级数的2个素数之和。
G（N,q）表示对称素数个数，G（N,q）≥1/φ(q)*1.32*N/(ln N)^2 + O（√N/ln√N)。
当 q=2，即哥德巴赫猜想。
当 N=2^m, G（N,q) =1/φ(q)*1.32*N/(ln N)^2 + O（√N/ln√N)。
当 q=2, 且N=2^m, 哥德巴赫猜想表达式G(N) =1.32*N/(ln N)^2 + O（√N/ln√N)。
即孪生素数猜想表达式。

Hardy曾说过：“如果哥德巴赫猜想有一天被证明，其方法应该类似于我和Littlewood
的方法”，不是圆法无力，而是我们的分析工具不够。我们不是在原则上没有成功，而
是在细节上没有成功。”

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最有效的两种方法圆法和筛法，现在只能逼近，无法成功。是方法的
局限还是细节的疏忽？令人深思。

哥德巴赫猜想与孪生素数猜想同源。

孪生素数猜想：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7000万到无穷大的距离，而是彼此相邻，却永
远无法走到一起。哥德巴赫猜想：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无穷大的距离，而是彼此相
对，却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广义哥德巴赫猜想所提出的素数对称性定理，揭开了素数的对称性分布之谜。无序中的
有序，有序中的无序。素数的对称性，才是哥德巴赫猜想的本质。问题的提出，也许比
解决问题本身更有价值。

素数对称性定理的发现，犹如打开了素数分布的黑洞，过去对哥德巴赫猜想的所有证明
，包括最好的证明（1+2），有可能变成废纸一张。也许这就是素数对称性定理不为人
知的原因。

一数学教授曾经对此定理作过预测：除非外国数学家首先提出，否则国内无人接受。


张益唐破译的弱孪生素数猜想，其实是广义孪生素数猜想中当q＜3500万，2q＜7000万
的弱形式。q=1,即孪生素数猜想。对于数学家来说，7000万与7000并无质的差别。如同
宇宙演化的历史，时间静止一般，一万年与一亿年也无质的差别。

孪生素数猜想首先从广义孪生素数猜想取得突破，出乎数论学家的意料。哥德巴赫猜想
能否另辟蹊径，从广义哥德巴赫猜想取得重大进展，也未可知。

素数对称性定理的发现，将引发数论界的一场论战！

讨论问题要专注一点

贾康：博弈中走向理性之路

说到改革，个人感觉在当下社会氛围里面，这样一个主题词往往谈论起来是带有沉重感的。我试着提炼这么几个短语或者表述，谈一下我的感受。

第一句话，我们现在处于黄金发展和矛盾凸现伴随这样一种状态。黄金发展期非常明显，在决策层表述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前几天我随着一个调查组在福建调查小城镇的发展，其实从比较大规模的城市到小城镇，所到之处看到的就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面既有住宅区，也有规模宏伟的厂房，在发展过程中间越来越注意生态环境，注意宜居，提出了“慢生活”等等这些过去认为超前的里面，他们融入到这个发展中间。

同时在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继续有希望保持势头的情况下，仍然被人们所肯定的同时，我们受到环境制约，这个矛盾的凸现非常明显。2012连续三个区域性的群体性事件就出现在化工项目，这种项目在八年、十年以前，如果启动的时候是当地政府和民众一起敲锣打鼓，但现在隆重举行开工典礼的时候，民众完全不接受，最后不得不以特殊手段平息事态。当然最后的结果都是类似的，宣布这个项目在本地永远不上马。而实际上我观察呢，这里面没有什么人真正实现了他们的利益的诉求，实际上是当地政府和民众双输的局面。

在这样的矛盾后面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民众对环境资源方面的考量，对于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前所未有达到一个新的水平。那么公共权利体系能不能适应这个要求，你的税收收入和其他很多事情不能按原来的套路往前推。还有受到人际关系制约凸现，比如财产配置，政府政权机构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在很多场合可以观察到火药味很足。这种人际关系的矛盾，在背景上就是属于中等收入来临以后，任何经济体都要经过这个阶段。这两大角度矛盾的凸现是交织在一起的，更深刻的是生产关系层面的。

第二句话，我们在运行态势上是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的对冲。我们的下行因素越来越明显，一般学术界认为我们潜在增长要下台阶了。前面三十多年两位数的增长，现在不能再指望了，我们主动把年度增长目标下降到7.5%。潜在增长下台阶，同时注意到劳动成本明显上升，现在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五年相比差不多翻了一番。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学者画出曲线2015年人口红利迅速归零，另外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压力，有的学者认为，它远比我们现在讨论的地方政府负债压力大的多。几十年内，基本养老和其他养老，以及老年人医疗服务巨大缺口，中国社会怎么填补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

在较高的基数之上，现在投资报酬递减也是可以观察到的特征。诸如此类，这些下行因素必然会形成新阶段新挑战。另外我们要看到可以指望的上行因素，比如说城镇化，按照其他发达经济体走过的道路，这个还是能够指望的，一年上升1个点也还能发展二十多年。

城镇化的红利和城镇化发展伴随其他要素的活跃所带来的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升级等等，我们有信心去争取的潜力释放。这里面的科技创新也是国家战略，我们在中长期发展规划当中是非常明确的。

在创新释放潜力旁边，还有一个社会管理红利可以挖掘。中国政府至少有一批人意识到，很多事情的管理不要政府冲到第一线，能不能调动社会的力量，现在社区里面在探索多样化的管理形式。社会管理的红利显然非常值得挖掘，政府在这方面如果定好的定位，正好把我们原来所忽视的领域，它里面所产生的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发挥出来。所有这些红利合在一起，这几个红利更好的挖掘是决定着我们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对冲之后，所剩的净值是多大？

这个潜力怎么如愿的释放出来，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这个关键又在“改革”主题词上面。怎么样让政府错装的这只手拆下来交给市场是要动真格的。怎么样通过价税财联动改革，把财务杠杆基本的制度安排建设到位，把经济杠杆的作用发挥出来，显然要推进制度改革。在这之后争取最大的红利，就一定落在怎么样能够把改革实质性的往前推进。

第三句话，改革的努力和利益阻碍的博弈。在十八大召开之后我们看到非常清晰的信号。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科学发展强调至今，同时伴随的是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很多改革事项严重滞后，这里面大家都说到了既得利益的阻碍。

这些既得利益在共和概念之下，首先让它有一个正常表达的途径和机制，任何的利益集团都可以表达它的诉求，然后我们要寻求的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

比如税收市场，现代社会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决断。比如说我们讨论和民众相关的税收，如果我们做一个公决很简单，这个税收最好把它废了大家就高兴了，但形成现代国家必须建立现代税制，这个过程中间理性程度提高，必须在博弈里面走向一个理性之路。但是理性表现出来更难的，首先是政府怎么约束自己。李克强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到“壮士断腕的决心”。在这之后也有学者对自我革命的坚定性的怀疑，真正在自己身上动刀谈何容易，这个背后改革阻力和利益阻碍，这是中国社会现实中处处发生的问题。

如果处理的大致能够过得去，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前面周教授所说到的，改革和社会问题的赛跑，改革和越来越年轻主体期望值赛跑，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会不会出现改革落后的局面呢？这种不确定性，至少从居安思危的角度不能够否定。

那么在后来一些场合我听到，一些企业家更愿意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现在是改革和革命在赛跑，矛盾不加以化解，矛盾积累到某一个偶然事件，造成矛盾暴力冲突表现形式的时候，那么社会代价是极大的。

第四句话，十八大之后，我们所处在2013年，挑战机遇并存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接受历史考验，确实存在一个新起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怎么做顶层规划的文件，这个顶层规划怎么和继续鼓励先行先试的创新过程互动，这种互动怎么样落实到真正要缓解中国环境制约，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怎么推进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来使渐进改革一些基本目标伴随新型农业化、新型城镇化能够让它走出来。比如财税方面、营改增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共识，但其他的文件现在只说是研究。

这和上面所得的既得利益在一起，我认为比较容易取得社会共识的改革事项，大家都意识到人口老龄化压力来了以后，已经实行三十多年计划生育里面的改革应该做调整。这几千个人不会带来婴儿潮，也不会冲击国策框架。它产生的正面效益是不可忽视的，他会使我们社会大众感觉到在可做的事情上面，还会对冲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客观上还会减少中国社会上大家议论越来越多失独压力。他还会改进一下人口的结构，诸如此类这么多的正面效益为什么就铁嘴钢牙死咬着不放。

我们寄希望于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十八大之后的三中全会上，能够看到在这方面有力的推动。

第五句话，中国是不是也有必要借鉴所谓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这个路径依赖过程中间，我们设想一下三中全会有没有可能提出一个很多学者讨论的，五位一体讨论的，正面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这里面我个人观察不确定性是明显的，假设三中全会后仍然不能提出正面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那我们可做什么事情？多少年前已经有学者注意到，美国人在1880那个时点上跟中国当下高度近似。

科技杂志满天飞，灾难性的事故层出不穷，等等这些事情综合在一起，美国人怎么走出混沌状态呢？美国人做的事情没有一个涉及正面体制改革的，而是抓住建立现代意义的税收制度，现代意义的法律体系，公众意愿表达机制，更多和政府互动的机制，通过这些就把美国混沌状况调整为能够接受的状态。

美国发生一场大火，烧死一百多位女工，振动全美，振动全美之后，通过了一个最严格的法律，这个法律从那个时候一直严格执行到现在。我在二十多年前到美国的时候，我所租的窗户外面就是一个金属疏散机。

如果通过面对刺激，能够把法律做到位，那我们一步一步把税收、把预算，把公共意愿怎么表达。美国人在1913年形成了个人所得税到现在一直执行。在1920年形成了纽约地方预算，以后迅速复制到美国其他地方。无非这样一个过程，支撑着它走向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中国在这方面当然不能简单套用美国的经验，但我觉得，我们如果说找到在改革深水区，我们的潜力空间要打开，越来越带有难度，这个话题越来越沉重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努力让以后发展过程当中代价低一点。

从大家都可以发出声音的，怎么样建立现代税制，现代透明的公共预算开始，把实质性改革往前推，这些办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地方财政收入吃紧 房产税或成地方税重要来源

经济下行，地方财政收入吃紧，如何保证后土地经济时代地方财力的稳定，或成为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目前，多个官方机构正在进行论证，重要课题就是地方ZF的稳定财源。

昨天，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证实，目前一直在讨论地方财源问题，“‘十八大’报告提到构建地方税体系，地方财源的方向会有变化。”

我国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ZF已日益依赖土地财政。社科院法学研究员刘海波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表示，中西部县城不适合这样的土地财政模式，三、四线城市做土地财政比较难，因为增值的收益有限，同时也无法引入全国的资本进行购买，“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地产在增值，远乡地产在相对贬值；沿海工业化地区土地在增值，中部土地在相对贬值，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目前，土地财政是地方ZF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随着经济下行，土地收入增幅下降，土地财政模式进入低潮，不同地区地方ZF出现了不同程度地方债的问题，尤其是在新一轮地方ZF主导的投资下，地方债不断升高，地方债危机爆发风险日益加剧。

国家审计署在6月10日公布的《36个地方ZF本级ZF性债务审计结果》中谈到土地财政时言简意赅，但与2010年审计署对全国地方债的全面审计对比，最新数据表明了几个现实：2010年底，ZF性债务大约有40%要靠土地收益来偿还，而现在部分地区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地方ZF债务偿还高度依赖于土地收益。
进入后土地经济时代，地方财源从何而来？目前，多个官方机构正在进行调研论证，重要课题就是地方ZF的稳定财源。

“十八大”报告提到，“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

我国现行的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框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及随后税制调整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也对应着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利益关系。

财政部财科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透露，稳定地方财源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面临的一个改革方向，“稳定地方财源正在考虑的思路是适度下放财权给地方，建立完善的房产税、消费税体系，为地方ZF培育财源。”他表示，未来地方税体系的构建，一个重点是资源税，既可以与价格机制改革相配套，又有助于欠发达但资源富集地区构建稳定的支柱财源；另一个支柱是房产税。

贾康也表示房产税有利于稳定地方财源，“房产税本身就是柔性切入，是为建立基本制度框架，具有打造地方税体系，并对收入分配中再分配环节进行税收调节的宏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