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是否会实现“双同步”增长

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关系将调整

财政部提出，争取先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尽快界定各级ZF的支出责任。

事权下移与地方ZF缺乏稳定收入来源之间的矛盾，有待财政体制的后续改革来解决。财政部提出的措施是，理顺中央ZF与地方ZF间收入划分，结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等税收体制改革，研究调整和优化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关系的方案。

人民币发行机制改革或已水到渠成

我国货币发行机制实质是汇率机制，这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货币供应、通胀、资产价格及金融市场发展，未来政策演进首要解决的可能是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规范化，形成完善的人民币回流机制。有了这个基础，才有可能真正推进汇率市场化、构建利率体系，促使人民币稳步国际化。

汇率改革需要先于利率改革

现代货币理论中，没有货币发行要有物资保证这一说，也不追求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相适应。为此，构建人民币发行自我约束机制的最基本前提是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目前经常项目占GDP持续下降，资本项目甚至出现逆差，需要新的货币发行机制。一个可能的方向，或许是转向ZF依据本国信用发行国债，央行通过买卖国债在公开市场上调节货币量和利率。从长远来看，依国债发行有助于回收已过多发行的货币，这中间有两个重要转变：基于国家资产负债表发行货币，货币政策转向资产管理。从先后顺序来说，汇率改革需要先于利率改革，只有在解决了货币发行机制问题，才能推行利率市场化。

中国经济转型五大难点：

　　一：分配改革。是要解决好收入分配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是既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也要防止短期内企业生产成本增长过快，影响企业的发展。这是一种两难，这是最大的两难。因为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要把蛋糕分好，把蛋糕分好就要提高两个比重，要提高劳动报酬在整个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现在大量中小企业的利润又非常薄，所以，企业是非常艰难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要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企业发展面临着转型的压力。

　　二：货币战争。现在的货币战争，怎么样处理好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出口企业生存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利用人民币汇率调整来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也要关注出口企业的生存状况，为它们的调整提供一个过渡期。

　　三：房产调控。怎么样处理好房地产调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防止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另一方面要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这一方面，房地产是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它和60多个行业有关，它在投资当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它对GDP的贡献也很大，但是，要防止过度依赖房地产这个主业，要减弱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

　　四：节能减排。节能减排要靠价格进行引导。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和物价调控之间的关系。这是第四个“两难”。

　　五：通货膨胀。怎么样处理好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相互之间的配合，特别是要防止通货膨胀。现在物价上涨还是比较快。所以当前管理好通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策略

当务之急是要为产业升级和打开内需市场做好前期准备，适当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停止补贴资源类产品和高耗能、高污染产品。运用减税政策，合理调控产业结构，抓紧修订提高行业标准，建立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
建立金融防火墙，中国现在不缺钱，要限制纯投资型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包括股市、房地产、金融领域、严密监控外资流向），把资本投资型经济转变为技术投资型，外资可以以技术投资进入中国市场，我们的市场很大，它们没有不来的理由。现在西方缺的是钱，有技术，我们缺的是核心技术，有的是钱！！
逐步降低美国国债持有率，以前买它们的国债是因为，赚回的大量美元放着贬值，没有太好的投资渠道，现在既然不让捆绑美元了（以前人民币是采取联系汇率，紧盯美元）现在没必要买那么多了，抓紧转化成国内生产力和解决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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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5年，都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期，甚至长达10年。转型的成功与否，将决定中国是否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伟大复兴。财政收入的稳增长，是衡量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指标和特征。未来几年，中国经济都应该是“双同步”增长：财政收入的规模与GDP同步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GDP同步增长。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

看看

我国大规模减税时机已经成熟

近年来我国税收和财政收入都在高速增长。国家财力逐渐壮大为减轻企业和民众税负创造了条件。许多专家、企业家认为，中国大幅度大范围减税时机已成熟，减税是大势所趋。

财政收入增速远超GDP

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接近9万亿，达到89720亿元，同比增长22.6%。与此同时，财政收入首超10万亿，达103740亿元，增长24.8%。两项指标远远高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去年GDP增速为9.2%。 由此计算，去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19%。税收和财政收入连年增长，那么我国的税负到底重不重呢？ 宏观税负是指ZF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指出，2012年财政收入占G D P比重的名义指标增至22%左右，加上其他ZF财政收入，全口径的宏观税负约达32%。虽然我国总体财政收入占G D P之比作国际比较，不能认为已过高，但税制结构中的间接税比重过高、由企业承担的比重过高，而由本有支付能力的先富阶层承担的直接税比重低到几乎微不足道水平的问题，正在引发社会公众的“税收痛苦”感受。这些十分需要以低收入端、小微企业端、实体经济端等为重点的结构性减税等举措。

应全面推进结构性减税

“从ZF的财力看，有推进结构性减税的实力。”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 去年，ZF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把“实施结构性减税”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今年将从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等方面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2002年以后，我国开始提出“结构性减税”战略。贾康分析说，近年我国结合宏观经济调控与社会发展，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如企业所得税两税并轨、增值税转型、停征利息税、降低股市交易印花税、提高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收入“起征点”及改进税率设计，提高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等等，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与进一步推进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客观需要相比较，结构性减税仍有加大力度、做足文章的明显必要性。 《中国企业家》最新调查显示，高达63%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自身的税负较重，九成被调查企业认为结构性减税不到位。 结构性减税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贾康称，今后不论是经济相对高涨期还是相对低迷期，都必须更加注重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结构性减税。同时，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面临迫切的调整、优化任务，提高增长质量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充分运用税收等依法、规范的经济杠杆，而结构性减税正是在运用税收杠杆时配之以提升有效供给、促进结构优化的鲜明导向，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方面应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与贡献。

减税规模该多大

对于未来结构性减税的具体方向，增值税扩围改革、对中小企业减税和减少间接税成为大家最关心的内容。T C L董事长李东生表示，增值税虽然是由企业来支付，但实际上最终是落到消费者头上。降低增值税的比例，实际上就是降低商品的价格，对于降低通胀、拉动内需有直接帮助和作用。宗申产业集团董事长左宗申认为，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税负，还应放宽对享受所得税优惠税率的小型微利企业的标准限制，降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征收标准。 贾康认为，现在总体的税制结构里面，我国的直接税比重明显偏低，而间接税比重比较高，间接税它的特点就是在消费品里面含税是过去一般的民众没太感受到它的作为税收痛苦的，但这些年随着纳税人意识、公民意识提升，还有一些信息透明度提高，一旦老百姓知道馒头里也有税、其他消费品也有税，对于税收的不满就明显的高胀起来了。著名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表示，整个税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增加直接税，减少间接税。 减税规模究竟该多大？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称，如果2012年就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至少可以给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1万亿元的负担。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呼吁，中国需要立即减税1万亿元人民币来提高效率。1万亿元的减税目标可以通过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各降低五分之一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