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是否会实现“双同步”增长

7月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确定钱荒走向

7月中旬的国务院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将会是一个关键节点。这次会议将决定上周发酵的“钱荒”风波将被政策导向何方。事情远没有结束。从银行、投资机构到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有关部门都在等待决策层的下一步动作。

6月28日，来自多个部委的消息称，央行正在牵头有关部委联合研究如何盘活资金存量，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讨论稿，将在各部委征求意见后，以国务院名义在近期下发，国新办也会为此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一位官员对经济观察报说：“相关部门正按国务院部署，进一步研究落实有关政策。大家已经认识到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过度不协调，将会引发美国式的金融危机。”

工信部也在等待。工信部经济运行监测协调局和原材料司的两位官员均对经济观察报表示，都在等待央行与银监会下一步具体的操作办法。“而要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仅靠货币政策还不行，下一步还需要配套的财税政策。”事实上，商务部也在等待央行出台汇率方面的政策，以支持出口。在这个人民币汇率达到均衡的时点上，商务部和央行艰难地在进一步推进汇率改革上达成了共识。

7月中旬的国务院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将会是一个关键节点。工信部经济运行和监测协调局的官员说，“目前各部委都在进行年中调研和分析，为7月中旬的年中分析会做准备”。

这次会议将决定上周发酵的“钱荒”风波将被政策导向何方。上述工信部官员表示，在提高了对中国经济降速的容忍度之后，决定调控政策放松还是继续从紧的条件，变成了实体经济对社会就业的影响。就业不出问题，“盘活资金存量”的政策就不会放松。

不过，也有官员担心，如果金融政策不能够顺利实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反而进一步加剧资产泡沫，最终的代价将是实体经济继续走跌。中国庞大的实体经济一旦进入下行通道，再启动将会非常困难。

盘活存量 勇敢者的冒险

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提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原则方向后的一周里，中国的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与央行共同上演了一出弹簧床上蹦蹦跳的游戏，并借此完成了对彼此的压力测试。最终，央行的“退让”结束了市场的恐慌性下跌。而与此同时，银监会正在起草金融支持结构调整的具体方案，将讨论稿的每一条细化，这一结合了“一行三会”意见的金融支持经济结构改革的文件将在近期下发。

而早在4月，银监会就已经下发了关于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意见，要求2013年银行业在信贷投放上支持扩大内需、节能环保、农业等领域。此次银监会主要起草的国务院文件和4月指导意见思路一致。

针对央行的举措，接近央行的权威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央行主要做的不是直接向市场释放流动性，而是对流动性充裕的大行进行窗口指导，让他们向资金紧张的中小银行释放流动性，以平抑市场利率的高企。但这也表明了央行的态度，是一种可控的、伺机而动的调控。”

在国家发改委的官员看来，“央行的表态，也仅仅是平抑市场心理，引导预期。并不是真正的放松，中央调结构的决心是明确的”。

“盘活存量”表态，引发了金融机构对央行可能会冻结流动性的猜想。但此前多年的货币超发导致银行间流动性泛滥，令银行大量期限错配套利。

数据显示，2013年1-5月社会融资规模为9.1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12万亿元。5月份当月，社会融资规模为1.19万亿元。其中，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6674亿元，同比少增1258亿元，但委托贷款却增加1967亿元，同比多增1752亿元，信托贷款增加992亿元，同比多增435亿元。这些迹象表明，中国超过年初计划增幅的货币投放，大量都没有直接进入实体经济。

今年一季度末的中国金融同业资产为32万亿元人民币，为总资产规模的23%；较去年同期增长28%。同业市场成为包括中国四大行在内的金融机构扩张资产规模、获取高回报的最佳通道。近期，保险资金也加入了资金套利游戏；险资甚至赎回货币基金，进入收益回报更高的银行理财产品中。

标普金融机构评级资深董事廖强认为，尚难以预期央行目前政策的后果。这会使得商业银行更加关注流动性管理，并增持流动性，从而引发同业及理财业务的去杠杆化。这个过程会导致相关信贷供给减少，也许会令部分依赖影子银行信贷的高风险企业出现坏账。此外，业务去杠杆化本身也会减少银行的盈利机会。

廖强说：“如果央行对银行同业及理财业务采取政策紧缩时缺乏与市场的充分沟通，且延续时间过长，就可能导致实体经济中的信贷利率抬升，反而会对年内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他认为，目前新政策虽有压力，可能出现银行资产质量和盈利下降等现象，但还不至于出现银行挤兑等局面。他估计，2013年银行业不良率可能会升至3%。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同样提醒关注借贷利率水平是否会提高的问题。在朱海斌看来，一旦借贷利率水平上升，就意味着货币政策实际收紧，这会对已经疲弱的实体经济形成更大的压力。此外，即便把资金从金融领域空转“挤到”实体领域，又该如何实现资金流向政府希望扶持的重点部门和行业。这都是决策层要面对的棘手问题。

扭曲的信贷结构

接近央行的权威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这样解读“盘活存量”：“一个是调信贷结构，商业银行现在贷款余额比如是60万亿左右，每年会有20万亿是到期的，这20万亿就可以作为调结构的支点。另外，还可以用资产证券化的方法，把信贷资产转让出去，用新的资金额度去支持应该支持的实体经济。同时，还可以用互联网金融提高效率。”

显然，决策者们都意识到，把钱从金融空转“挤到”实体经济只是调控的第一步。只有调整扭曲的信贷结构，才能最终作用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升级转型。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对经济观察报说，中国目前有超过103万亿的广义货币量，要将这么大规模的货币合理分配，不能只让大企业、房地产等企业拿到钱，而更多的中小企业、新兴产业却拿不到。

从投资数据上看，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上半年拉动投资的主要动力。前五个月，房地产投资增速为20.6%，比去年同期高两个百分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也在稳步增长，而代表生产类企业增长的工业投资增速却在不断走低。

工信部经济运行与监测协调局的官员认为，这些年银行的钱要么是在金融系统空转，要么投向了大企业、房地产，以及地方政府手中的融资平台，大部分中小企业依然存在拿不到钱，或者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

而很多大企业拿到了钱也并没有直接用于投资。一位银行业人士介绍说，很多国企的资金又再次通过信托等渠道，回到金融领域。

陕西省发改委财金处处长薛峰的一个感触是，有些银行宁愿追着城投公司贷款，都不愿意给生产类的企业贷款。银行给薛峰的解释是，目前实体经济不振，很多企业效益也不好，还不如将钱投给城投公司，因为这可以算是准政府债务，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但危险的是，这些领域的信贷风险正在积聚。朱海斌认为，地方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负债率在最近几年的信贷高速增长中都出现了大幅的攀升。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会加剧其还款压力，可能导致信贷资产质量的下滑和不良资产的上升。

朱海斌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周货币市场的动荡可能是未来几年金融体系动荡的开始而非结束。”

政策承压的底线

工信部经济运行与监测协调局的官员说，这些年虽然中央一直在强调，加大对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的支持，但是其实与银行庞大的放贷规模相比，企业真正拿到的还是很少。此次盘活存量，就是要把钱真正引导到企业里面来。

某地方银监局相关负责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现在银行非常清楚应该退出什么，就是不太确定应该进入哪些领域，因为一些领域虽然知道应该扶持，但是风险也比较大。”

科技型企业、保障房、经济适用房、文化创意产业、小微企业等，被一些银行业界人士认为是信贷结构调整后的投向。上海银监局副局长谈伟宪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三年前上海的银行业贷大、贷长、贷房地产，这两年随着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促使上海银行业要迎合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调信贷结构。这两年我们主要加大了对小微企业、经济适用房和保障房的支持力度，对于符合转型发展的新兴产业不断加大信贷投入。”

杭州银行行长余胜法表示要注重对科技型企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科技投入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保证，我们设立了专门的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专业支行——科技支行，推出了科技金融服务；服务业方面，商贸流通行业的客户在我行信贷客户的占比逐年上升。”

但调整信贷结构对银行来说依然是不小的挑战。前述接近央行人士称：“风险大的行业和公司可以定价高一些，现在商业银行的定价能力和其他的风险控制能力没有相应提高，只能继续做一些看上去比较稳的融资平台、房地产等项目。”

宁波银监局相关人士对经济观察报透露，2013年全年要完成辖内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两个不低于”目标有很大的困难。这里有基数大的原因，也有小微企业信贷需求不足，更有小微企业资产质量差等多方面问题。在宁波，银行支持更多的，还是在建、续建工程。比如建行宁波分行支持了宁波在建、续建项目173个，意向支持670亿元。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投资研究所副所长杨萍说，中国目前主要是工业增速低，工业领域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这些企业自身贷款的需求并不旺。“盘活存量”，无疑就是要把钱引导到实体经济中，但是政府需要给贷款指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新的增长点，让市场看到信心，让银行愿意投。

接近央行的权威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事实上，无论是货币市场还是信贷市场，都不缺资金，缺的是有效的信贷需求。央行这次应该会坚持不放水。市场上很大一股力量是希望中国经济重走老路的，这要不得，要勇于调整，不然就错过太多的时机了”。

按照工信部经济运行和监测协调局官员的说法，高层对实体经济的容忍底线是，就业不出现大的问题，这是实体经济下滑的最后一道关口。而央行的官员则说，这一次国务院和央行的态度都还比较坚决，希望能一鼓作气调整到底，如果中间出现市场剧烈波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话，央行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博弈中达到一个平衡，央行不想走老路，这次国务院也有这个决心。

土改基调未变 坚持土地征收与市场化

土地制度改革有了新进展。

6月24日，在浙江召开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座谈会”上传出消息，由国土部牵头制定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和城镇化工作已经初步形成七个方面27条政策建议，包括土地用途管制、土地整治、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土地产权制度等重点领域。

“国土部早在年初就成立了土地制度改革研究小组，专门调研相关方案。”6月27日，国土部信息中心一位研究员向《华夏时报》记者证实，国土部副部长王世元就是负责此次土改稿的牵头人。

新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在座谈会上指出，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征收、土地有偿使用等三大核心制度应当继续坚持，在改革中逐步完善。业内人士据此认为，土地改革中的市场化方向不会改变。

坚持原有制度框架

在上述会上姜大明强调，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要以支撑和保障新型城镇化发展为目标，完善土地公有制，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政策体系。

在上述27条改革政策建议中，城镇化土地问题成为重中之重。王世元称，改革建议着眼于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与土地制度改革目标相融合，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在坚持基本制度框架下的完善和成熟；二是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的规范和提升；三是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的探索和创新。

6月28日，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朱中一告诉本报记者，土地改革需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吃饭与建设的关系；二是土地改革涉及众多的农民利益，没有农村的现代化，被城镇化也是不现实的。

从土地的性质上来说，我国的土地有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集体土地现阶段还不能参与交易。朱中一表示，这些问题国家采取的是试点方式逐步寻求解决方法，有的地方在搞土地的增减挂钩试点，有的地方试点的是地票制，有的地方允许宅基地流转，总之情况比较复杂，问题还比较多。

国土部对土地改革非常重视。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总工程师邹晓云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土部在去年就抽调精干力量，围绕促进和保障城镇化健康发展，谋划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邹晓云表示，要建立新型城镇化，要在城镇化过程中协调好土地利益的关系，尤其需要提高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标准。“这些政策建议提到的都是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重点方面，但具体怎么实施还需出台细化措施。”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表示。

卖地财政困局难解

“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这也导致土地改革举步维艰。”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院长周建春指出，不少地方都以土地出让收入来偿债，土地收入成了地方债的救命稻草。

周建春认为，土地出让收入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功不可没。据他介绍，最近几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1/4-1/3，甚至很多地方土地出让收入能占到地方财政的一半以上。

卖地成为地方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尤其是今年以来，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大增，不得不多卖地，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依然掀起了一轮卖地高潮，各地“地王”频出。

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6月27日代表国务院作关于201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时承认，部分地方债务增长较快，有的地方过度依赖土地收入，借新债还旧债。

刘家义透露，在审计的省会城市中有一半负债率超过100%，最高达到189%。与此同时，土地出让收入增幅在下降，部分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偿债需求。

偿债压力成为地方挥之不去的阴影。邹晓云认为，虽然土地财政成了地方债的救命稻草，但也加大了地方债危机爆发的风险。

本报记者注意到，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与日俱增，巨大的地方债务仅利息就越来越难以承受。

最近十余年来，土地财政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从数年前的千亿元级滚到了如今的3万亿元级左右。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表示，一大半的债务要靠土地财政来偿还，这显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影响，比如当前居高不下的房价。

但在土地有偿使用上，同地不同价，导致农民的收益减少矛盾增多。陈国强认为，近年来中央屡次出手调控楼市，抑制房价上涨，而地方却出台“救市”政策加以干涉，导致整个楼市调控效果并不理想。

流动性之困折射转型之难

从6月初开始，银行间流动性骤然趋紧，举世瞩目，市场反应很大。从资金的供求面来看，这是季节因素、外部因素和政策因素叠加的结果，也反映了中央银行管理思路和国家政策思路的重大变化。

季节因素。首先，5月汇算清缴导致企业集中缴纳所得税。历年5月都比较特殊，除了要上缴财政存款，5月亦是上一年企业所得税的最后汇算清缴时点，对超储率的影响较大。今年5月财政存款增加4633亿元。其次，6月银行集中补缴法定存款准备金将近3000亿元。5月我国新增人民币存款14800亿元，导致6月 5日需补缴法定存款准备金将近3000亿元。

外部因素。年初以来的新兴市场资本流入显著放缓。5月新增外汇占款从前四个月3774亿元的平均水平大幅下降至669亿元。如果剔除央行的购汇行为，商业银行外汇占款更是创下-2846亿元的历史新低。首先，从国际环境来看，随着美联储明确退出Q E时间表，自2008年以来的全球流动性扩张周期将逐步转向，新兴市场普遍出现资本流出。其次，从国内环境来看，外管局20号文严打虚假贸易，通过经常项下非法流入的资金显著下降。

政策因素。首先，外管局20号文要求外汇补缴。临近半年末，银行冲存款压力增加资金需求压力，而20号文同时强调6月底之前商业银行需根据自身外汇贷存比情况补缴外汇头寸，资金需求约2000亿元。其次，8号文监管效果显现。6月底之前，银监会将针对8号文的落实情况展开检查。各银行近期理财收益率再次回升，但在6月末存款端亦承压的时点，扩大分母的方式可能并不奏效，由此产生了表外资产回表的压力。一般银行的运作方式是通过同业信托受益权的方式回表，最终将挤压同业拆借的资金。

上述基本面因素可以很好的解释流动性的紧张局面，但却不足以解释一场史无前例的“流动性之困”。而且，央行在公开声明中也反复否认了当前流动性短缺的说法，强调“目前流动性总体处于合理水平”。鉴于此，笔者认为，流动性的供求缺口变化超出银行预期，使之产生恐慌情绪，才是导致资金价格异常波动的根源。

另外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新一届领导集体经济和货币政策思路已经日渐清晰。一是稳定货币信贷供给，避免对资产价格和物价造成不必要的扰动，使价格信号更加有效的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二是加强金融监管，防止金融机构不顾风险的过度杠杆化，遏制爆发金融危机的尾部风险。

当然，此次“流动性之困”也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困境，表面发生在金融体系，根源还在实体经济。“流动性之困”表现为期限错配在外部冲击下导致资金链条紧张。但是，银行表外业务急剧膨胀，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恰恰反映了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开放度不够等问题。如果实体经济有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按照资本逐利性，资金一定会涌向这些领域。中国经济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改革闯关的关键时期，利率、汇率、资源价格、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是重中之重。“流动性之困”只是诸多改革中遇到的困难的一个缩影，激发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打造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版任重道远。

房产税并非控房价长效机制

作为众多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暴露点和凝结点，房地产市场改革如何设计和实施是绕不开的话题，这中间最关键的就是如何构建楼市调控的长效机制。近期，关于房产税试点改革扩围、破除土地财政依赖等问题的讨论陆续展开。

新一轮房产税版本的核心内容当属“拿多占住房资源”和“考虑存量”来开刀。对于拥有首套房或者一定面积之下的二套房(如三口之家面积不超过180平方米)可以实施免税政策，而对于二套及以上住房或者超过一定面积的住房则需要全部征收房产税。

如果房产税改革扩容政策出台，对于市场预期的影响不言而喻，楼市短期内滑入低谷和房价短期内下跌的趋势是大概率事件。新一轮房产税改革试点扩容是房产税改革的“升级版”，持有多套住房和超过免税面积的存量住房将在征税范围内，这对于市场的实际影响将是巨大的。近年来，房价上涨主要集中在一线和二线城市，供求紧张的局面无法缓解是重要原因，而屡次曝光的“房叔”、“房婶”等问题揭示出住房资源占有不均衡对于楼市供求关系的影响何其之大。房产税针对多占住房资源和存量住房可谓“正中目标”，对于短期内住房供应放量增长预期的形成和实现有很大的帮助，这也将有助于抑制房价上涨。

房产税改革扩容能否持续性地控制房价，甚至降低房价，并以此为契机构建起楼市调控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来讲，还要看政策能否掐住房价上涨根源。目前，一个流行的观点是，房产税在控制住房价的同时，能够为地方ZF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进而破除土地财政依赖，彻底消除高房价根源。

基本逻辑是，在土地财政依赖的背景下，如果房价下跌形成下跌预期，不仅土地价格会下跌，而且开发商拿地热情会明显消退，土地市场就非常冷清。目前，土地出让收入主要用于基建项目，如高速公路、地铁、城市广场、会展中心等。基本模式是，地方ZF将未出让的土地(甚至是生地)注资给基建项目开发方(城投或开发商)，开发方以土地抵押获得银行贷款来启动基建项目。同时，开发方单独或联合房地产开发商来开发未来若干年后才能入市的地产项目，最后以房地产销售偿还银行贷款和覆盖基建运营费用。可见，如果房价下跌或形成下跌预期，基建项目的投融资模式就无法维持。如果找到替代性的财政收入来源，地方ZF通过高地价和高房价来追求最大化的土地出让收益，进而支撑基建项目的激励也就不存在了，也就不会对中央调控“阳奉阴违”，地价和相关税费占房价60%-70%的局面也就会得到改观。

但是，所谓的“土地财政依赖”，并非是地方ZF履行公共职能时存在收支缺口，被迫转向土地出让收入，而是在地方ZF财政支出领域和支出效率考核监督机制缺失的情况下，由于GDP政绩考核和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财政支出规模完全失控，倒逼地方ZF四处寻求其它可以支配的收入。由于土地出让具有成本低、价值大、预算外操作、能撬动银行贷款、启动项目投资、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和促进GDP短期增长等特点成为最佳选择。

因此，只要建立人大和社会各界对于地方ZF财政支出预算编制和执行的监督机制，并严格执行这一机制，只要改变GDP增长的政绩考核机制，厘清ZF与市场的边界，进而回归ZF提供公共产品职能而将经济增长职能还给市场，就可以消除地方ZF追求土地出让高收益的根源，所谓的“土地财政”也就自然而然地破除了，而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也就建立，高地价和高房价的局面也从根本上得以改观。

但是，上述体制改革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可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房产税在数量上可以取代土地出让金，也无法取代对于土地出让收益的替代，只不过是地方又增加了一个收入来源渠道。房产税无法在长期内可持续地控制和降低房价，以此为契机的楼市调控机制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

读了不轻松，没有好办法

宏观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的最优化。

金融负创新制度不合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出席在杭州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资产管理大会时表示，金融创新的效果有正负之分，负向的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没有好处，而且蕴藏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其原因多与制度的不合理有关。

“对实体经济有帮助，又不会带来大的系统性风险，这是正向金融创新，反之就是负向金融创新。”魏加宁分析称，从金融创新的动因看，一种是源于技术进步，比如说互联网技术，它带动了这种金融创新应该是积极的，针对这种创新，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责就是把监管跟上来就行了。但是，还有一类金融创新似乎更为常见，它是由于现行的制度安排不合理造成的。

魏加宁举例说，比如说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产生，主要是监管部门不允许民间借贷进入正规的银行体系，民间资本只能在金融体系之外进行交易，所以民间借贷才会发展起来。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又一个典型代表。魏加宁说，由于地方政府发债受限，又有大量的现实需求，没有资金怎么办？一般先是成立一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到国开行融资，国开行是政策性银行，融资的期限比较长，成本也比较低，没有问题。然而，２００９年国开行被商业化了，结果导致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变成”了政策性银行，都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

魏加宁说，后来这种平台贷款被叫停，但需求还在，所以各种金融创新就出来了，名目有信托、理财、城投债等，最终的投资走向还是给了地方政府，只不过地方政府的债务隐性化了，风险也隐藏了。

“对于这一类所谓的金融创新，靠监管是监管不住的。”魏加宁认为，必须靠改革，光约束银行是不行，而要进行财政和金融体制的综合改革。

国家统计局7月15日数据：
2013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7%。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5%。
2013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6%。

2013年，随着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为主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中有宽的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全面实行，“减税增支”将成为财税政策的主调。税收将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手段，以实现经济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促民生。

预计：由于换届效应和新型城镇化投资拉动，2013年中国经济稳中有升，GDP将重返8.0%大关。财政收入的增幅为9.5%。

2013年，中国经济是否会实现“双同步”增长：财政收入的规模与GDP同步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GDP同步增长？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

2013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是否会回落到最优点22%？关注中。

henhao

财政部7月15日数据：中国2013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7.5%，与GDP同步增长。

中国财政部7月5日公布的6月份财政收支数据颇为乐观。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7.5%，6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速继续加快，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幅由一季度下降0.2%转为二季度增长3.1%。而全国财政支出增幅则有所放慢。

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6%。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财政收入首次与GDP同步增长。

2013年，中国经济是否会实现“双同步”增长：财政收入的规模与GDP同步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GDP同步增长？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

2013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是否会回落到最优点22%？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