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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之争――与我不讲争论“左、右”问题
黄焕金
我不讲先生意气用事地想抹杀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认为我们很难判断一个人的言行到底是左还是右，并且所谓左右到底是好还是坏。比如，今天我们往往认为左与极左是坏东西，但它提出“8小时工作制”及其它“劳工权利”，不是好事情吗？而右派的“复辟资本主义”主张是坏事情，但今天也不是不得不一步步地走到这个“坏”事情上面去了吗？可见，事情艰难复杂，很难用什么左右来判断其意义，取舍其好坏。
显然，所谓左右仍然是一种只具有经验的含糊意义，而缺乏理性介定的术语，因此，当我们说左、右时，我们可能仍难明白到底什么是左与右。那么，我们根据历史经验对这两个术语的含义与使用，来作个介定。
据说左派与右派之辞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不同主张群体所站的位置，具有某种主张的一群人站于左边，相反，具有对应主张的另一群人站于右边。我们假设人类历史呈现为由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的过程，这一过程由A、B、C、D、E……一系列阶段构成。并且，这个过程似乎表现出一种目的性，使这个过程尽管曲折，但总体来说是为了走向这个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展开。我们又假设这个目的是Z。这样，过程与目的变成了：
A→B→C→D→E……Z
这样， 我们就可以以此来介定左右之争的含义了。假设现在的人类社会进程处于D的阶段，那么，主张并且想将历史拉回到A、B、C的，都是右，相反，主张并且想将历史拉超为E、F、G，甚至现在就想实现Z的，都是左。同样，假设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已经离开D而达到E，但意识形态仍然停留于D，那么这就是右，而原先以左的面目出现的D，现在则既不左也不右了，正确了。
这是左右的意义所在，也是左右出现争论的含意所在。简单地说，是阻碍历史发展与超越于历史发展阶段之争，是“反革命”与“革命过头”之争。用这个左右介定，我们可以很有趣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与意识形态之争的实质，及其战略选择。比如，我们知道邓小平非常强调今天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今一切政策的出发点，今天的一切政策之合理性与可取性，一定要在这个“阶段”介定中才得到合理说明。如果你有一些“更好”的主张，但却脱离了这个阶段的实际，那么你就可能犯左的错误。相反，如果你拥有更“退化”的主张，那么你就可能犯右的错误。按邓小平的说明，今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有两个意义：一个它已经是社会主义，如果否定这一点，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搞资本主义，那就是右；另外一个它只是处于“初级阶段”，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想搞“高级公社”，那么就犯左的错误。鉴于中国历史上受到左的祸害比右的祸害更大得多，所以邓小平特别强调要着重防左。他认为，左的东西很容易迷惑人，使人容易上当。（提出左的主张的人，政治风险也比提出右的主张的小得多）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一切左的东西，大多具有动听的宣传口号，比如吃饭不要钱，人民公社，无产阶级专政，劳工利益，等等。因此，如果没有历史的经验教训，人们很难理解左的东西是何等的害人。它的害人之处在于超越于实际发展阶段与水平，而向预设目标Z的冲刺。比如，为了尽快达到预设目的，左倾者们不顾实际条件，硬是强迫军队打硬仗，打阵地战。为了尽快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强迫人们过上公社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结果，一个好端端的事物，一下子被他们搞垮了。事实证明，我们无法人为超越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你超越了，历史最终还是要你回过头来“补课”的。
其实，左派的一些口号表面上不错，但也不是绝对的。比如以“劳工利益”为意识形态而建立起来的工会，在西方国家相当发达（尽管它今天已经有所衰落）。它当然要维护入会工人的利益了。但工会势力的增强使劳动力的供给构成了垄断，从而使相关产品的成本上涨。这样它就很难得到公众的进一步支持而走向衰落。前几年美国曾经想大幅提高钢铁产品的进口关税，据说是为了保护美国钢铁业从业与退休员工的利益。如果不提高关税，那么，竞争力不强的美国钢铁业就会陷于非常艰难的困境。因此，钢铁业工会努力促成美国政府采取保护措施。但是，提高关税马上就会使美国市场的钢铁产品价格上涨，从而使一切以钢铁产品为原料的行业面临成本上涨的局面。这些行业有汽车工业、建筑行业、家用电器工业等等。由于成本上升，销售就会下降，众多行业就会陷于衰退，工人面临失业。因此就产生了不同行业工人之间的利益矛盾，钢铁业工会与汽车业、建筑业工会之间的利益矛盾。当美国政府为了钢铁工人的利益而提高进口关税时，它有可能导致美国其它行业更多工人失业，一方的所得完全补偿不了另外一方之所失。因此当时有美国专家说：“如果布什公然藐视世贸组织的裁决，保留钢铁关税，情况又会怎样？首先，他会引起很多钢铁用户---汽车零部件、各种钢铁元件和机床的制造商---的愤怒。这些企业已经在抱怨，关税使它们的生产成本增加，降低了与国外企业竞争的能力。...关税挽救了钢铁行业的3500个工作岗位，但很可能使国内的钢铁用户损失1.2万到1.3万个工作岗位...因此，保留关税只会使美国人损失更多工作机会”。（《参考消息》2003年11月14日载《世界钢铁贸易处在十字路口》）
所以，尽管从表面上看，左派的口号都很动人，但经过实践我们会知道，它总是包含着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就算“8小时工作制”也是如此。表面上看，它很好，谁否定了它谁就是与工人为敌。但是，众多工人是分布于各个不同行业工作的，而这些行业之间又存在成本转嫁的利益矛盾，假如钢铁业的工作时间减少了，或者单位产量所耗费的劳动力更大，那么由此所产生的产品成本最终要转嫁到钢铁产品的使用者身上，转嫁到以钢铁产品为原材料的汽车业的工人身上，在汽车产品的价格不能随着上升的情况下，钢铁业工人的“8小时工作制”所产生的额外成本就要由汽车业来承担，使汽车业工人不得不工作更多时间以弥补这个原材料成本上涨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当钢铁业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时，汽车业工人有可能不得不实行“9小时工作制”，而当钢铁业工人实行“6小时工作制”时，汽车业工人就不得不实行“11小时工作制”了。所以，我们不能不加具体分析地主张“8小时工作制”。假如农民们不是起早贪黑地劳作，那么城市工人就不会得到供给更多的农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就会上升，于是城市工人的利益就会受损。假如农民们每天只干2个小时，那么工人就因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必须多上几个钟头的班，才能补偿由此所造成的损失。
综上所述，左右确实是存在的，并没有因为我不讲先生的武断抹杀而消失。许多左的主张看起来很动人，也很能迷惑人，但其中存在太多漏洞与问题，甚至事情往往发展为左倾主张的反面。比如号称“人民国家”的苏联，最终却被人民自己否定与抛弃。这已经给左派足够的教训了。当然，没有经历过左的祸害，又没有能力分析实际问题的人，很容易受到左的迷惑。
200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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