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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诺奖得主聚京城 央视直播诺贝尔奖群英会 八诺奖得主聚京城 央视直播诺贝尔奖群英会 ◇字体：［大 中 小］ 法制晚报 (05/26 14:57)

8位诺奖得主齐聚北京 首次9小时直击高端经济论坛 近40位技术人员进驻现场

　　本报讯（实习生 杨萌）截止到今天中午，参加“200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诺奖得主已到京过半。记者还从央视经济频道获悉，自5月30日上午9时开始，该频道将中断日播节目，全程直播论坛实况。

　　历时两天、九小时全程直播高端经济论坛在央视尚属首次。央视经济频道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调集精锐力量集中封闭策划，并邀请了十二位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经济学家担任各场讲座的主持人，他们与诺奖得主多为师生或同事关系。论坛直播当日，央视将有近百人参与到现场的直播活动中，光是现场技术人员就有近四十人，所有转播设备目前已准备就绪。

　　担任此次直播总导演的熊波介绍：直播的核心内容是诺奖得主的现场演讲，非经济学专业的观众不用担心听不懂。除了奥斯卡获奖影片的原型纳什的关于虚拟货币的演讲外，其他的诺奖得主演讲的题目都跟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关系。而且他们的演讲都比较风趣，都是在其理论基础上，把他们对经济社会的一些现象进行深入分析。为了便于普通观众的理解，节目组特别制作了各位诺奖得主的人物短片。论坛间隙，节目中将穿插一些Flash，通过幽默、浅显的方式来解读他们的思想精华。

　　直播期间，观众还可以登录央视对演讲的内容进行点评和提问题。届时，不但会通过主持人播报或是滚屏字幕等方式反映出来，而且会选出最有意思的一个问题，直接向诺奖得主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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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演讲嘉宾

姓名 职务 获奖理由及时间

罗伯特.福格尔 Robert W. Fogel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因通过经济学理论及数量的方法解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刷新了经济史的研究，从而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约翰.纳什 John F. Nash, Jr.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因与两位数学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詹姆斯.莫里斯 James Mirrlees 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因其信息经济学理论获199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经济激励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基石。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罗伯特.蒙代尔 Robert A. Mundell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因对不同汇率体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最适宜的货币流通区域所作的分析荣膺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农.史密斯 Vernon L.Smith 乔治－梅森大学教授 因建立了实验室，并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应用于经验经济分析中，尤其是在选择性市场机制的研究中获得了突出成就而荣膺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芬恩.基德兰德 Finn Kydland 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利福尼亚 因在经济政策的时间连贯性和商业周期的驱动力量方面的贡献获得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 Edward Prescott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兼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研究员 因对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难题”和商业周期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所做的贡献获得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

艾尔波托.艾莱斯那Alberto Alesina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罗伯特.巴洛 Robert Barro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

夏威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

爱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

今天中央2套直播了，明天还有。

不过挺郁闷,总是转播不完

要是到现场就好了

哈哈

有没有热闹发善心把诸位大师的精彩讲演的稿件铁上呀,因为 真的精彩

埃德蒙·菲尔普斯：《萌发、适应与采用创新：一个思考发展的思维框架》

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 {this.resized=true;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this.style.cursor='pointer';} else {this.onclick=null}" alt="" /> 埃德蒙·菲尔普斯：我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机会来向大家介绍我的观点，关于中国的发展战略。过去的好几年当中，我一直致力于此，我希望对于像您这样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能够觉得有兴趣，听一下关于中国的经济政策，我们是怎样来看的，特别是关于国民储蓄，投资、进出口、生产力发展等方面，听听我们的观点。同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向西方来显示他们保留经常项账户的大幅余额和贸易顺差是有原因的，首先要讨论一下经济发展的本质以及生产率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然后评估一下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

　　在此基础之上，我会对中国自1979年开放以来的经济进程，或者是发展路径给出一种解释。最后我将讲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步骤，一个就是生产者的知识，在选择西方技术进行创新和洋为中用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第二，使用者的知识，在决定采用何种技术以及怎样消化这一过程当中的作用。

　　对于一个全面意义上的个人发展，一般而言是指对于一些任务完成能力的掌握，进而是指对于个人才干的不断发现和拓展。对于这样的概念，在西方的哲学家当中有着广泛的一致，比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20世纪的贝克斯和约翰.琼斯，我想中国对于个人发展的意义也不会和他们大相径庭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个国家的每一代人都必须被组织起来，为他们的人民不断找出新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复旧的问题，所以经济机制应该不断地为经济注入活力。如果这就是发展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满足下面情况的一种经济定义为高度发展的经济，那就是在这个经济当中，大多数或者是所有的人都进行着解决新问题的活动，而新的问题正在持续不断地被发掘。这样做的人越多，或者是这些人参与的程度越高，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高。大家可能就会想，生产力是否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部分呢？是或者不是。当然，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对维持基本生存是必要的，但是生存、生理上的舒适并不是真正的发展。人们获得基本需要的目的在于可以思考，并获得全面发展的一种潜力，所以生产力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生产力本身并不是可以创造发展的。如果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以使更多的人获得令其发展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有着发展的机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体制在促进它的发展吗？很显然，我们的回答必须是“是”。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承担挑战性的工作，中国的经济组织具有大家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首先我是从曼德尔教授那儿听到的这种说法。中国的机制是不是给中国创造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能力呢？是不是极大提高了生产力呢？是不是让更多的人参与了解决问题的进程呢？是不是促进了个人的全面发展呢？答案是肯定的。大家现在做越来越有趣的，越来越有挑战性的，越来越有高回报的事情。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前进的方向给出一个简单的模型，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做出一个公设，假定中国的计划是由各种加总变量构成的，这些加总变量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这些变量的构成可能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在微观层面上的偏好，以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的国家控制，可以是市场的，也可以是非市场的，可以包括出口、投资。我们从物质资本的思路中跳出来是有益的，这样就意味着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以及学会如何用新的知识，国家或者是国有企业可以从国外购买技术，这是一种投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30 18:13:53编辑过]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如何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为养老提供财务支持》

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 {this.resized=true;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this.style.cursor='pointer';} else {this.onclick=null}" alt="" />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感谢本次论坛邀请我参加这次活动，而且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谈谈在老龄化条件下为养老提供财务支持的问题，在我研究经济周期的基础上做的，虽然它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但实际上它们是相互有关系的。在经济学中，任何周期都是有关联的。

　　下面我先谈一谈退休制度，养老金制度的问题。假设人们退休的时候，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这样一种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西欧和日本出现，这样就成为一种不能维持下去的制度。在中国人口也出现老龄化的情况，很快将会出现对于每一个退休人来说，相对来说，工作人的数目就会太少。我将论证对于现有的工人进行加税，提高税率，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欧洲和美国，税率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税收收入的提高，所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完全积累制的按比例提供收益的制度怎么样呢？有一个实际税收成本。如果人口在不断增加，这种成本不太大，还是比较小的。但是这样的系统在民主国家是否能维持下去呢？历史证明是不行的。德国、瑞典都是这方面的先驱者，建立完全积累制的系统，他们是在1910年或者1915年左右，但是后来他们都放弃了。瑞典是在1935年放弃的，德国是1957年放弃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比例的问题。在美国社会养老金制度的收益和贡献并不成比例，从边际效益来讲，贡献的越多，并不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比如说工作50年和工作35年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基本上被看做是财富重新分配的系统，而不是非常有效率和目标明确的养老金制度。如果人口保持稳定或者增加的话，这个制度还可以维持，如果减少就会有很大的损失。人们会认识到，在这个制度中他们的收益率很低，就像莫里斯教授说的，如果转向市场就没有实际的损失。如果有贡献和收入不成比例的现象，工作再多几年，却不能得到更多的收益，在美国就是这种情况。这就是美国现在越来越常见的情况，而且对于夫妇俩都工作的情况也没有什么额外的好处。

　　在税收方面，美国的税率是10.6％，而这方面的实际损失超过了10％。我个人方案应该是个人账户，收益和贡献成比例，而且是市场的收益，政府方面没有权利利用这些钱，人们就会对自己的账户有更大的支配权。关于10％的比例，很多结论都是依赖于公共财政方面的决策，只有在这方面数字很大的时候，才能得到很大的结果。这方面的税率有很大的损失，所以必须给每一个家庭两美元，才能使他们得到一美元的收益结果。

　　我现在谈一个比例，劳动力变化的百分点和税后真实工资变化百分点之间的比例，这就有一个整个累计的劳动力供应的弹性问题。我想这方面有很多证据证明弹性是很高的。在主要的经济周期方面有自己的证据，比如说日本上一个十年的发展中可以看出那里的弹性问题，有一些数据上的证据证明，在经济繁荣时期和经济萧条时期都有这样的证据。一系列的经济学作者也在著作中谈论这种现象。有一个基本理论，在税收方面的差距，可以影响到欧洲和美国劳力的供给，这方面的弹性很大。美国人比欧洲人工作多40％，日本人、智利人都比欧洲的人工作的多，但是美国、日本、智利人的边际税率是40％，而在欧洲却是60％。我没有把英国放在西欧的范围内，我把它放在了西欧和美国之间的中间一点。现在有理论，还有衡量标准，现在我们谈到累计的理论，总体的弹性超过个体的弹性，在家庭层次上的平衡存在。有劳动力供应方面的调节，主要是劳动力雇佣的数目，而不是他们工作的时间长短，这对于经济周期来说如此。在日本上一个十年的增长是这样的，而且在战后的萧条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是这样的，在新西兰、智利、爱尔兰等等这样的国家都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有一些很好的劳力方面的统计数据，有一些国家，比如说中国虽然有很好的表现，但是他们劳动力方面的数据不是很好得到。我们问为什么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发现产出的功能和偏好这方面的结论，每周工作的小时数和每周的工资并不是完全成比例的。每周的工作时间加一倍，并不是多得一倍的工资。有些其他方面的成本在里边，有些工作上，比如在麦当劳工作或者在星巴克工作当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有临时打工的人员。所以说从微观的情况看，从宏观的观察来讲，整个累计的或者总体的劳动力供应弹性是很大的。他们通过雇佣更多的雇员，而不是说让每一个雇员工作更多的时间，来实现工作的目的。这方面有一些价值方面的考虑。

　　为什么建议实行强制的储蓄呢？我们不希望看到贫穷，我们不希望让穷人更穷。如果把工资收入的10％进行强制储蓄，会积累很多。中国已经有类似的制度，世界上有25个国家也做了，在美国也有人建议这样做。这些储蓄应该进行一些很好的投资，进行成本低而高度分散性的投资，实现市场的回报率。有人告诉我说也许这种收益的回报，在中国的收益并不是很高，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惊人的发展速度就不能持续很久。从20岁到65岁进行工作，人们的寿命正在增长，我们如果用上面的人口寿命的预期数字，还有一些理论，真实的利率是4％，而真实的工资的增长每年是2％，人们在退休以后这20年中，税率如果减去社会保险养老金的税率，得到30％，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我们进行个人的强制储蓄，这方面将会有很大的节约，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不需要很多税收方面的成本，很容易计算出这方面的收益，政府的债务也会很少。

　　更好的情况是财政的产出率可以更加提高，而且技术使我们能够把平衡利息率不和资产产出率一起增长，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计算模式，产生的结果是在人口增长率的情况下，比如美国的人口增长率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在低端和高端的结果，高端的是将近10％，如果说人口增长率下降，比例会更高，但是低端方面的改变不是很大。

　　还要考虑到政府债务是怎样树立的，这里只有4％的借债率。欧洲有更大的困难，因为他们那里的社会保险税收比美国要高的多，他们也许要从60％砍到40％，从60％到40％的减税，对于劳力收入的边际效应是很大的，产出就增加了40％。

　　我的结论，这种劳力供应的高弹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方面有很充足的科学证据，认为这种弹性很大，而且没有什么证据反对这种结论。谈到政策方面，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趋向于个人强制储存账户，为了实现养老金的目的而实现强制储蓄，对于政府来说，我们的税收就可以减少很多，因为养老金收入也是很大的开支项目，将会有很多资源可以进行其他必须的社会投资。对于个人储蓄账户来说，人口增长率低并不是什么问题，没有什么人会承担很大的风险。我对中国人的建议，一个好的体制，要进行一些有先进性的思考，而这种储蓄个人储蓄账户将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中国人民确实有非常灵活的思想，我的建议就是这样的。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30 18:15:18编辑过]

罗伯特·巴洛：《偶发危机的世界里的资产价格》

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 {this.resized=true;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this.style.cursor='pointer';} else {this.onclick=null}" alt="" />

　　罗伯特·巴洛：我第一次到中国来是2002年，从那以后已经到中国第四次了。所以基本上是不到一年就会来一次中国。我并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这个奖是非常鼓舞人心的，神圣的仪式，让我想到在我8岁的时候，在纽约的卡内基大厅看到一家钢琴，当时在钢琴旁边的就是我，我母亲还有一个考官，在那次的钢琴考试当中我做的不大好，我希望在这次论坛中我表现的更好一些。

　　我想介绍一下现在我所研究的课题，因为我对这个题目感到很激动，尽管就它的应用而言，可能不会是很迅速的政策方面的运用，我想在论坛晚些的时候可能会有机会谈一谈当前面临的政策问题，尤其是涉及中国的问题，包括汇率的问题，我当然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实际上我用我的母语——瑞典语准备的一篇文章，我想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内容，还是用英语做这篇演讲。我想谈的看法是与资产有关的，这是我最近开始研究的课题。我想讨论的基本问题，包括它的影响，主要是来源于1988年一篇论文，我想这篇论文被忽视了，当时李资教授提出了一些看法，他的一些基本的想法就是，基本上在任何时候总是有一种潜力，当然可能概率并不大，总是有这样一种爆发灾难或者灾害的可能性，被爆发这种灾难的可能性总是对资产的定向有很大的影响，包括股票、债券等等。你们想想，其他一些形式的资产，包括房地产等等。

　　首先，我想就20世纪举几个例子，谈谈我脑子里想到的低概率的事件，这些事件影响到世界上很多的国家，这些危机也使我们观察到各国真实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尤其是在一两年的时间，其中有些事件是影响到全球的事件，有些则是导致了经济的萧条和危机。我想大家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尤其从美国人的视角来说，以及欧洲人的视角来说，可能是上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我们看看，20多个最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西欧、日本，在30年代早期大萧条的时候，他们的人群GDP下降了25％，而且是在两年内。而在美国下降的幅度在1929—1933年达到了31％。 如果从美国人的视角来看，我们总是把战争时期，尤其是20世纪的战争时期，和经济的繁荣会加以比较。比如说在一战和二战，对美国而言都是如此。当我们想到战时的情况，我们可能想到国内资产受到破坏，而这种情况只是在美国内战，就是19世纪60年代才发生，当然这对其他的国家则是不同的，比如说西欧、日本，情况和美国是不一样的。

　　比如在一战的时候，1914－1918年之间，20个OECD国家当中有8个国家真实的GDP下降了20％－30％，而美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二战对很多国家而言，带来了更深重的影响，包括他们的产出也受到了影响，所以20个OECD国家当中，有9个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下滑。

　　在一些案例当中，一些国家的人均GDP下降了50％－60％，包括日本、德国、法国，他们的产出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包括东亚，朝鲜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可能也包括了中国，但是在二战时期，中国的统计数据是非常不完整的，中国的产出也应该急剧的收缩。

　　我想在中国，还有一件事情也是符合这种低概率事件的概念的，也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中国真实的GDP也出现了真实的下滑，差不多下滑了20％。另外与中国临近的地区，就是亚洲金融危机，这是在1997—1998年发生的，在很短的时间里很多的国家的GDP出现了急剧的下滑，印度尼西亚、泰国显然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当然，如果我们把之前的案例相比来看，这种下滑是更严重的。在战后世界各地还出现了一些萧条，我们看看其他的一些国家，差不多有一半的国家都有类似的战后的经历，比如说伊拉克在海湾战争结束之后，就是在1991年结束战争的伊朗以及巴勒斯坦西岸地带，他们在的GDP的下滑都反映了这个例子，还有阿根廷、智利、秘鲁等等，他们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出现了GDP下滑25％左右的现象。

　　我们看到他们的增长率出现了下滑，尽管个人GDP没有出现下滑，尤其是在二战以后的这段时间，尤其像瑞士等，他们现在的经济增长率比战后初期的增长率要下降了很多，所以我现在研究的经济模型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像这样一些偶发的事件，他们的潜在影响可能会对资产的定价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方面最早提到股票的难题，最近我也了解到另外一位作者提到的在1979年写了文章，曾经在出版之前有四份杂志都拒绝要这篇论文，而且大家知道的一些著名的经济杂志如果拒绝文章的发表，他的作者会感到非常的不安。

　　那么股票低下的难题是“米拉克”共同阐述的，为什么会有这个难题呢？就是说你持有的股票所获得的收入，和持有一些债券之间获得的收益存在的差距，这不仅仅在美国存在这种情况，而且在别的国家包括日本、西欧国家也是如此。每年这个差距差不多是7％，为什么是一个难题呢？正如“米拉克”所提到的，因为根据一个标准的经济模型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这个情况在很多的国家都是如此，他们需要了解股票价格还有债券的收益在70年代都是如此，包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他们也遇到同样的难题，甚至比在美国看到的差距更大。

　　对中国而言，可能时间还不够长，还不足以检验股票的模型。显然股票的模型和其他的经济体模型是不同的。还有一个相关的难题，也是涉及股票的模型和基础，就是这种所谓的无风险资产收益率很低，也就是0—2％。而低风险的资产收益率非常低，还有难题就是如果我们看看股票收益率的话，每年的情况变动很大，股票的收益波动性很强，在东亚的经济体当中这种波动性更强，比美国和欧洲都要强。

　　另外，还有一种难题，我要解决这个难题也很困难，在很多年前我有一本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我们看看美国战时的真实利率，包括19世纪60年代的真实利率，你可以看到真实利率很低，这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很多的微观经济模型预测，当政府在购买大量的货物和服务，这也是一个难题。我现在想到这两者实际上是有着相关性，对美国而言，的确真实利率是很低的，不仅是在内战时期，而且在一战、二战、韩战、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如此，但是越南战争不是如此，这是惟一的特例，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模式。也许以后会得到更好的结论。

　　另外，我们关注了一些数据，就是股价。美国的股市我们可以追溯到1871年的数据，我们看看它的市盈率，也就是股票市价和盈利的比例，市盈率在战争时期都是偏低的，市盈率低就是和盈利相比股票价格下降了，在二战早期、韩战的早期等等，稍后这些价格又开始反弹，市盈率又开始上升。在美国大萧条时期市盈率是很高的，并不低，当然在萧条时期股价和盈利都下降了，但是价格下降的更多，所以市盈率当时还是比较高的，像这样的模式还是比较多。这些数据都显示了这一点。

　　就我所做的研究工作而言，可以解释一下这些模式，和我们前面提到的难题都有关系。我想最基本的一点看法就是我们必须要对标准的模型做出一些修订。有些事件的概率可能很低，比如每年1％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发生，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比如说像一战造成的影响，它对很多的国家都造成了影响，所以每年只有1％的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会造成巨大的影响。这样一种概率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无风险的资产收益率非常的低，因为大家并不太愿意来持有这种低风险资产，因为大家预测可能会有不测事件的发生，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股价为什么如此的动荡，我们也可以解释美国尤其是在战时为什么真实利率会走低。

　　我不想在这里详细的阐述，我们可以看一些核心的数据，尤其是战时的股价的数据的时候，我们还看到第二类事件，比如核战争爆发的，所有的文明都被消灭了等等。这就好像产权的丧失，这在战后更多的好像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事件也包含到我们前面所分析的这种研究当中来，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分析战时的经济现象，当然，这只是我进来开始的研究，我也会进一步的做出努力，做一些实证的研究，我也想为东亚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使我的理论运用到其中去。

　　实际上，八月份我还会到中国来，届时我会有更多的内容向大家报告，我也希望很快的和大家见面。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30 18:16:21编辑过]

詹姆斯·莫里斯：《如何在一个发展的经济体中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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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莫里斯：下午好。很高兴能够站在这里，我主要是讲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征税。

　　在低收入国家我们会发现征税比较困难，因为公共支出需要税收，但是很难收税。我们在经济学中叫做非正规部门的一个部门，他们主要是通过现金交易，没有银行账户，所以很显然，在这些非正规部门里的交易，很难被当局所监控。他们可以成为税基，但是和这些通过正规银行账户进行的交易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主要是以现金的形式进行的。所有的税都是以交易为基础的，比如说有人头税，还有财产税，比如说土地税等等，

　　但是总体上来说，对于当局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对有些家庭的征收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对于收税规则的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对于交易进行监管和控制是没有成本的，也就是说对这方面享有着完全信息，但是对于很多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来说，往往这种假设条件是不存在的，比如说在印度或中国。所以对于这个最优征税理论当中的某些条款来说，如果它们是适用的话，只有一小部分是适用于这些国家经济体中的某个部门。这个理论当中主要的规定就是效率定律。

　　总体上来说，生产能力应该是有效的，听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但是它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它要求所有的生产者对于同等质量的商品或者是劳务，面对同样的价格，而且对于销售者之间的交易不应该征税，而且对于最后在计算价格下降对于一个公司和盈利税的计算方面，也应该记入这方面的影响。而且它也意味着对于对外贸易不应该有收税的现象，当然有一个例外，就是一个国家对于某种出口货物有垄断权的话，这是例外的。所有的条款条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对于相对来说高收入的国家，这种情况可能也是不存在的，比如说在英国，在二战的时候需要极大的提高国家的税收收入。我们当时就引入了一个叫做购买税的税种，它主要是对于大的公司所出售的各种产品进行征税，而且也包括像其他生产者的交易进行征税。当时是故意出台的一项措施，使行政成本能够得到缩减。而且最后证明，这个政策还是比较有效的，这些大的公司也不容易逃税，行政收税的成本也比较低。

　　还有一个很漫长的传统，就是对于这些交易的产品进行收税。大家也知道，在比利时有很多非常辉煌壮丽的大厅，史料显示，这些大厅利用经过比利时境内的货品交易征收的税而修建的，因为他们经过这个城市就必须交税。我们可以看到，在进口方面，很多国家都是对此收税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有非常高的关税。在世贸组织条款之下，这种关税正在逐渐消减，但是我们也可以对于进口物品征税。进口物品征税，可以和国内物品征税相联系。但是对于国内的生产者是否为他们自己的交易付税，这一点没有像监管进口产品这样容易了。出口税也是可以选择的，而且世贸组织条款对于出口税方面也没有硬性的规定，而且他们也是允许征收出口税的，虽然总体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是反对征收出口税的。但是由于监管出口非常容易，所以大家也认为进行出口税的征收也是一件可取的事情。大家也可以认为可以对出口商品进行征税，而且出口税是由外国人支付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家在向外国人征税和本国市民征税之间选择了向外国人征税。但是在出口税这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无代表征税，在这方面很难说出口税是由谁来支付的。我们可以说是由外国人来支付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真正支付出口税的人民其实是位于本国出口行业的生产者和财产的所有者。所以从总体上来说这也是有效的，虽然是间接的向本国人民征税的方式，也就是征收出口税。这样一种专门化的征税，很显然是有劣势的，就意味着人们对于非正规部门的商品有更多的购买欲，因为可以逃税。

　　另外一个问题，就像累计所得税方面的累计局面并没有很容易的被获取，可能一些收入更高的人，他们买的东西更多，而他们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在正规的行业里所生产的，这一部分可以很容易的征税，但是这一点也并不是确定不变的事实。有一个可以加强累进的因素，就是对于不同质量的产品进行不同的税率，比如说对于汽车和旅馆进行累进制的收税方式。我的观点就是对于那些更为富有的国家，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对于他们的税收体制来说，并不希望达到大幅度的累进现象，因为他们有个人的补贴，但是在社会福利和补贴不是那么好的国家来说，这一点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方式。

　　对于那些只能略微的进行监控的产品而言，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这个主要指的劳动所得。在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所得税的收入一般来说比立法上规定的所得税税率得出来的收入是要低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看看在他们的国民收入体制当中，有关的统计数据表明，他们的工资和薪水以及自己雇佣自己所得的收入，只是国民收入很小的一部分。所以这部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来看看国家当局对于税收来说还是有足够大的错误的存在。

　　有趣的问题之一，对于这样的所得税的不确定性是怎样影响编辑所得税率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比较模糊的。存在的收税方面的错误，可以成为我们提高税率的一个原因。这可能和有些人的预测是相反的，有人可能认为这些错误会有一个低的税率，因为如果对于税收的激励机制是很重要的话，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期待一个高的税率。另外一个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可以设想一下，在这个事件当中，他们的收入会受到监管，而有些人没有受到监管，就是说有些人可以逃避这个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成为科税的前提，有一部分人在这个群体当中被忽略了。只有一部分人对政府的税收收入是负责的，所以对于可控税的每一个人面临着税收监管方面错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税率肯定更高。

　　很多人也会想到在这方面会存在一些监管的遗漏，也会存在偷税和腐败的现象，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腐败和偷税现象，必须建立起完整的审计体系，就会有很多政府官员在这方面工作，而且他们会开一些罚单。由于行政的成本比较高，但是由于加强了对税收的监管，所以整体的税率降低，而税收的收入会增加。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他是不是应该让国民收入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不是一大部分来自税收。从广义上来说确实是这样的，香港在这方面可能是例外，我个人认为不应该这样，因为在这个国家当中有很多事情要做，卫生、教育、安全、公共服务、交通以及对穷人的补贴，都需要国家进行开支。如果提高税收收入的比较福利成本和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是一样的话，对于他们的国民收入当中的税收部分的比例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已经在这个地方讲了一些观点，我认为税收扭曲的因素，对于私人企业还是有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税收方面的扭曲也被那些非正规部门，也就是不需要付税部门的不扭曲进行了一个平衡，达到了整个经济状况的非扭曲现象。

　　所以我认为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并没有必要使税收比发达国家少的太多。虽然存在税收扭曲的因素，但是还是有大量的非正规部门不付费，前者的扭曲和后者的不扭曲，可以使整个经济达到平衡。当然，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税收收入如此困难，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中国有其它的原因，并不像上述所有原因一样。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30 18:16:57编辑过]

罗伯特·福格尔：预测21世纪的人口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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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福格尔：不难看到在很多机构预测未来21世纪人类寿命的时候，他们的数字都不一样。一般来讲，一些政府机关，比如说美国的社会安全部门的人口调查部门还有其他的OECD国家的机构，他们都是很保守的。美国这个机构预测，在2000—2080年之间，人类的预期寿命的增长每十年增加0.86岁，这包括男性和女性的寿命。

　　另外他们还说，每十年的增长率在2040年到2080年之间只是2000—2040年增长率的一半。为什么这么悲观呢？为什么他们认为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在21世纪的最初的80年中增长的数字仅仅是在20世纪前80年增长的四分之一呢？我想这种悲观的预计他们有他们一系列的理由。一个理由是统计学的理由，就是说在20世纪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发展，人类预期寿命增长的速度是放慢的。在1900到2000年之间，人类预期寿命的增长有26.6岁，其中72％是在这个世纪的前半部实现，后半部只实现29％。所以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这种增长速度的放慢在未来也会如此。

　　另外一个原因，是更加实质性的原因，就是他们分析了人类死因的原因和年龄的原因。死亡率的下降在1900年到1950年之间主要是通过下面一些原因实现的。就是人们战胜了一些传染病，影响婴幼儿时期寿命的传染病，比如腹泻、伤寒、麻疹等等，在20世纪后半叶，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战胜了一些威胁中老年人寿命的长期的疾病而实现的。比如说冠心病、心肌梗塞、糖尿病还有除了肺结核之外的呼吸系统的疾病。

　　还有一种人类演变方面生物学方面的理论来支持，人们身体构造上有先天的脆弱，慢慢身体功劳上出现的障碍或者病症。人类的身体容许这些错误的存在，因为人类过了生殖的旺盛时期之后，就不能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如果说年轻时候就生病就死亡，他们就没有机会行产生下一代，所以等于选择掉了。在另外一方面，如果超过生育年龄之后，出现生理上的疾病和残疾，他们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所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观点传染病的消失使脆弱人类的个体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超过生殖年纪，就是产生了老年病，老年人有很多病症的存在。

　　我现在要谈一些为什么人类要有更乐观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个世纪人类寿命的预期增长至少和上一个世纪一样快，这也是根据实践中的数据，以及在人类健康和人类生理构造上的基础来说的。这些实践中的数据还显示出有一个新的理论，技术生理演化的理论，它考虑到快速发展的技术水平和人类生理上的实质性的改变上存在的相互关系。第一个发现就是说人类在20世纪初达到65岁的人，他们等于活过了19世纪30年代那些儿童时期的疾病幸存下来，他们虽然逃过儿童时期的疾病，但是他们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比我的同龄人身体状况要差。他们有很多人都感染了慢性的长期的病症。当那些人长到能够参加美国内战，参加联邦军队的时候，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却由于长期的慢性病而被军队拒绝了，他们在十几岁的有六分之一的人就有严重的残疾，而且到了将近40岁的时候，一半的人就有这样的病症。而到了50岁的时候，他们有的还能再活24年，但是有更大的残疾病症的可能性，比我的同龄人，就是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身体要差的多。

　　另外一个实践中的发现，是慢性病的患病率的下降和死亡率的下降是同是伴随出现的。虽然说，我的同龄人没有经历优胜劣汰的淘汰过程，实际上感染慢性病的时间也更加晚，几率也更加低。他们感染慢性病的时间延长了十年，我有二分之一的我同龄人在60岁还没有残疾的疾病，而且很多即使染上这些病症，由于有新的手段治疗和干预也能够消除或者减轻这些病症。

　　另外一个实践中的发现，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一些改善，比如说供水质量的提高和牛奶供应质量清洁度的提高，儿童疫苗的注射等等，这是在1940年前就实现的，他能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促成后来慢性病的避免。比如那些导致老年人后来失聪失明行走困难的疾病都能够得以减轻和避免。老年人的健康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得到改善。

　　第四个实践中的发现，有一些人类生理上的改善。现在的成年人比过去更高，体重更重，儿子脊椎中电子信号更加强大，比发育不良的人来说他们显得更加健壮。而且不必要的腹部脂肪比过去更好。这些发现表示存在技术的生理演化的理论，就是说在技术发展和人类的生理改善方面，确实存在着一种相互的关系，它是一种人类的演化，是一种生物性的但是却不是基因性质的，是快速的，是文化上可以传播的，但是却不是非常稳定的，这种过程在富裕过程和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的，不像自然选择的基因理论。不像基因演化的理论它适用于所有的地球上的生物所有的历史时期。我说的技术生理的演化只适用过去300年人类的历史，特别是上一个世纪。那么对于人类寿命的增长，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我们看他的预期寿命最高值，在同一时期中人群最高的预期寿命，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证据，最高的预期寿命和实际的预期寿命就是我们可以取得，最高预期寿命从每十年2.24岁的速度增长，到2110年，人类预期寿命会增长24年，比现在要增加24岁，这就是比政府部门预测的两倍还要多。一般来说人们能够超过100岁，这就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关于退休和保健方面的问题。

　　如果说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存在，我们的社会能不能承担这样的负担呢？就是他们已经退出劳动力队伍，剩下的劳动力的30％他们能不能有足够的劳动效率来支持整个社会的需要。这种生产力的增加能不能实现这一点，请大家看第一个数据分析，我们看到第一个公式里字母代表人均收入，W代表人均的产出，在第二个等式里也有同样的一些变量。就是说人均收入和人均生产力和劳动力的参与率之间的关系。表1显示出劳动力队伍中人的生产率是在一个以每年2％的速度增加。尽管劳动力的队伍会减少一半，甚至在不太可能的情况下，生产率的提高值是1％，劳动力队伍所占的比例很小，我们看到人均收入的增长仍然比今天还要多35％，所以说我们如果认为老龄化会造成不能支撑的结果是不可能存在的。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30 18:17:33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