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诺奖得主聚京城 央视直播诺贝尔奖群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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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没有英文版的，什么时候有的话我会贴上

弗农·史密斯回答现场提问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记者欧阳夏丹：在我们直播过程的很多网民也给我们发来信息，有位北京观众想问您，您提到一个观点，说全球化引起了外包和产业向外转移，对美国的经济有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是这么看的，您这个结论是您实验的结果还是仅仅是您个人的理论推断。

　　 弗农·史密斯：这既是实验的结果，同时也是个人的推断。我在哈佛读研究生时，也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纺织业在走下滑路，因此他们从新英格兰地区逐渐南移，因为南方的工资更低，成本更低。很多人也担心，因此对此表示反对。所以波士顿地区就用高科学取代纺织业，而且是教育的中心。很多知识型的产业在这里落户。在发展的过程中，纺织业离开了新英格兰地区。而在南方地区纺织业也逐渐离开南部，当然还有企业，绝大部分也迁到其他地方，包括中国和菲律宾等。而在美国南方也开始发展高科技。我们从老的技术逐渐过渡到新的技术可以产生巨大的效益，所以我们不应该阻挡这个潮流。在福特发明汽车就使得马车人失业，同时养马的人失业。但是不能组织他们发明汽车，必须要找到很好的方法使过渡期让大家更好地接受。我们要进一步利用新技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提问：请问史密斯教授在实验当中是否考虑到文化和政治的因素？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现在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伴随着很多政治和文化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实验结论能够解释这个情景吗？第三个，史密斯教授刚才说“商品不跨过边境战士就会跨过边境”，我想问一下，如果商品跨过边境是不平等的交易，那么战争还会不会跨过边境？

　　弗农·史密斯：就您第一个问题而言，的确有文化的差异，在实验当中有这个情况，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都有这个情况，比如在个体中两个人互相打交道，你会发现在文化上有一些差异，但是在市场当中这种差异会小一些。差不多二十年前，有一些市场的实验中我是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实施的，我们把它在中国、前苏联都进行了重新的实验，包括在加拿大而且比较他们的结果，实际上这三个案例当中我们找到很多的共同点。所以的确有文化的差异性，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找到大量的共同点，是跨文化的共同点。可以说人生来都愿意进行交换的，这不仅仅是存在于我们共同的文化的传统当中，我们走出非洲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人类在不断迁徙，而且这也深深扎根于我们的生物特性中。我们也关注动物的演进和研究，包括人类、猴子的研究，他们的小社会，包括他们的互惠的一些活动，他们交换的模式。所以可以说灵长类的动物包括人，我们都有进行交换的偏好，当然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控制，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正如我在论文中提到的，这种互惠的机制安排和做法很早就已经出现了。我们很早就可以看到贸易存在的政治，这肯定也会极大帮助一些小的社群和人群存活下来，帮助全球各地的人们不包括南极的人存活下来。

　　张小济：简单总结一下这节的讲演，史密斯教授从事实验经济学，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很难把这种实验做介绍。但是从全球化的题目来给我们讲，可以体现他整个思想，就是从一个最古老的人类的最原始的交换开始，到随着制度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专业分工的发展，全球化等等，都是用积极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之所以坚信全球化是和平的字眼，用实验证明人们在为别人做好事，也在为自己做好事。我们再次谢谢史密斯先生。

艾尔波托·艾莱斯那：《全球化与政治分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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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尔波托·艾莱斯那：谢谢，感谢您对的我的热情的欢迎，也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这次论坛和这么多卓越的诺贝尔获奖者一起出席这个会议。

　　我今天所讲的题目看起来有一点乱，我们演讲的主题就是怎么样来看一看一个国家的最优规模是什么？怎么样来看一看一个国家的规模怎么样影响经济发展的。我想这个观点和今天的世界非常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着经济的全球化。在1945年，世界上只有76个独立国家，而现在世界上有193个独立的国家。而且前苏联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很多独立的国家。在欧盟方面，他们也正在坚持用新的政治同盟，所以世界上的国界正在不断变化。

　　在过去十年当中，这其中的变化尤其明显，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们认为国界是一个外生变量。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应该变化，因为国界是在不断变化的，一些历史学家他们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多的讨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这有这个理论，在18世纪也有同样的观点，此后在美国成立之初的国父们也有这个观点，怎么让美国建立起一个更好的国家。原来没有建立很好的讨论。

　　下面来看怎么样是最优的国家规模，经济学家从收益和成本方面考虑问题，所以就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如果你的规模大，会有哪些好处，也就是所谓的规模收益，首先是生产公共产品的经济规模性，比如可以生产大规模的经济产品，大规模生产经济效益会就很好。第二，可以防止外国入侵和渗入。国家之间可以建立同盟，防止外国的入侵。而且我们通过把跨区域外部性进行内部化，也可以使在一个大的国家之中的人们生活得更好。此外，在市场规模收益方面，中国市场非常大，也可以允许进行生产层面的多样化，使生产活动能够尽可能的丰富多彩，因为你们的市场非常大。

　　最后，规模收益在一个大的国家之中，如果一个地区做得不是非常好，你可以通过一个成功的地区来帮助那些做得不太好的地区，也就是再分配体制和保险。这也会付出一些代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规模成本。一个大的国家，由于多样性非常大，所以他们的收入也会有高有低，这也会导致在某些方面的紧张因素。所以一个国家越大，这方面的问题也就越多。国家的人口多，人口的偏好也是不一样的。所谓的众口难调，他们使用不同的方言，喜欢不同的事情。

　　接下来看一看贸易和规模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之间进行交易，成本比较低，贸易是跨越国界的，成本就开始升高，存在着贸易壁垒或者非政策成本的制约。如果一个国家的国界开放，贸易也放开，在这方面一项主要的规模收益就消失了，国家越开放，人均稳定国家产出的水平越高，而国家大小的影响在这方面越来越小，随着国家开放的程度越高，即使一个小的国家也能够繁荣，也能够从贸易中受益。如果一个国家的国界开放，贸易也放开，在这方面一项主要的规模收益就消失了，国家越开放，人均稳定国家产出的水平越高，而国家大小的影响在这方面越来越小，随着国家开放的程度越高，即使一个小的国家也能够繁荣，也能够从贸易中受益。

　　实验测试表明，在贸易性质时期，对于一些遵循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而言，或者广义上那些贸易成本比较高的国家而言，国家大小对GDP和增长水平还是很重要的，国家数量全球化的速度是正相关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越来越开放，随着开放程度的增强，这些帝国也崩溃，他们当时都有一些大规模的帝国存在，但是开放的盛行，大帝国越来越少的存在。规模和政治制度也是有关系的，从历史上来说，独裁者喜欢建立大的国家，这样可以使他们的租金和权利最大化，他们尽可能去侵略别的国家，把别的国家融入到自己的羽翼之下。

　　随着世界民主化越来越得到加强，随着经济的一体化，特别是贸易开放主义的盛行，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化也让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之间脱离这个国家的中央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和他们原来在一个大的帝国统治之下的状况不一样，原来必须集中在一个大的帝国之下和其他的国家进行贸易，但是现在可以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通过开放的形式和世界其他地方做生意。就像我刚才说过，在二战以后，这是我们所观测到的三个主要的现象，在45年有76个独立国家，而现在在联合国的会员国一共是193个，而且在同一个60年期间，我们也可以观测到这个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反殖民斗争和殖民斗争的胜利，也看到前苏联的解体，看到世界上其他地方民主化的进程。

　　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当中，一个国家并不需要变得大才变得富有。从一个国家的规模来说，也就是说从人口和国家收入这一规模来说， 我们列出世界上最大的五个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印尼、美国、巴西，在五个国家只有美国是工业化国家，而虽然中国正在以很快的速度迎头赶上，走上工业化国家的进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大小与否和这个国家是否富有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以人均富有程度而言，我们也列出了全世界前十的国家，而在前十个国家里只有四个国家的人口超过100万。世界上有50％的国家的人口都不足6千万，而且一个国家的大小和财富水平以及收入水平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最重要的这一点就是在全球贸易这方面，如果你能够参与全球贸易，你就能够繁荣。

　　在历史上，在贸易条件崩溃的时候，你必须向内看，进行内向型的政策依赖于一个大的帝国来繁荣，但是现在的世界当中已经不需要这样一种做法。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我今天所要发出的一个信息，就是在一个充满着自由贸易金融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当中，与那些小的同质性的国家能够繁荣。在人均收入这层面，国家的大小和经济成功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民主化越来越多的和政治分离主义和中央集权的下放相关联。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31 11:29:18编辑过]

艾尔波托·艾莱斯那回答现场提问

　　北京大学大学生：如果法国包括欧盟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纺织品方面的限制，比如提高关税，您觉得我们中国的政府以及中国的民营企业应该如何进行面对，另一方面这会不会对中美之间的巨大的贸易顺利以及中国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

　　 艾尔波托·艾莱斯那：我想美国和欧洲都知道中国不是一个敌人，是经济上的朋友，所以在纺织品贸易这块，我也谈到贸易总体上来说对小国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小国能够从贸易中受益。很重要的一点，欧洲和西方停止把中国看做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合作者，所以中国、美国和欧盟作为三个主要的贸易大国，他们应该合理地解决他们有关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纺织品贸易的问题。

　　北京大学大学生：如果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中国政府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艾尔波托·艾莱斯那：这是一个很显然的问题，对每一个政府来说碰到这样的问题都要做出一些回应，无论是与关税有关，还是其他方面有关的，这都是很自然的做法。这样一个政策不遵循也不行，但是这个方向却不是正确的方向，我认为正确的方向应该采取一些有关的措施来防止欧盟和美国反应过激，做出他们即将做出的举措，防止他们这么做，防治他们采取最后的条款。他们想做的事情是人们自然会做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并不符合美国和欧盟的利益的。我想在这方面我不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提问：区域性的国家集团与经济全球化是否是殊途同归？谢谢。

　　艾尔波托·艾莱斯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我想我可以用20分钟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不想听到吓人的铃声，所以我尽可能简短。你说得很对，经济全球化确实已经让一些区域国家组织成为超国家的机构，比如像欧盟那样。在这个进程当中，你就会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国家层面上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欧洲的一些政客他们就说，欧洲的国家太小了，这么小已经不能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所以他们需要在一个超国家的层面上来解决问题。比如说在欧盟这个层面上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个人认为，一个人并不需要很多的官僚机构，或者超国家的组织来解决。自由贸易不惧怕与对方进行合作，贸易的自由化和服务行业的自由化是非常必要的。在国家之间进行政治一体化是重要的一点，但是更重要一点要保证货物和商品的自由流通。

　　钱颖一：刚才艾莱斯纳教授的精彩演讲，为我们开启一扇新的思维，因为我们过去都认为国家的大小是历史决定的，是固定的，但是仔细研究，会发现有很多其他的因素特别是像经济全球化贸易的因素会改变国家的大小的形成。所以在这里，他通过经济学的办法，成本收益的方式让我们展示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情况可能会对未来的国家的大小会产生一些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一些影响。所以这样的一个研究思路和方法对我们思考一些比较大的问题非常有帮助，我们非常感谢艾莱斯纳教授的演讲。谢谢。

好！好！好！大师就是大师！佩服！佩服！佩服！

俺近期研究的方向“计划经济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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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伍德福德：《经济素养、央行沟通交流与宏观经济稳定》

　　迈克尔·伍德福德：女士们，先生们，谢谢谢教授非常好的介绍。昨天中国的副总理曾培炎谈到中国期望能够加强自己的宏观调控，来实现经济平稳的运行。我对于这种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一个专家，但是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告诉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有关的学者一些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中所使用的政策和方法。特别是要谈一谈中央银行他们在保持宏观稳定上可以发挥的一些作用。

　　迈克尔·伍德福德精辟观点：信息透明促进经济金融稳定

　　在世界范围内过去十年中，中央银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些中央银行都寻求与公众进行沟通，不仅是关于他们以后做出的政策决定，而且是关于他们将来将要做出的政策方向。这些方面的工作，最明显的是那些有通货膨胀目标指导的中央银行，比如说美国的联邦储备局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些有关机构。 这些机构政策的一些说明甚至比政策本身的行为更能够影响市场上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这些行为同时也造成市场上稳定性的增强和金融运行宏观经济上的稳定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一定关联性的。

　　这种新的方式实际上与过去两种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在二十年前那种传统的思维很普遍，直到不久以前人们还认为这两种方式是中央银行应该采取的办法。我想介绍一下这两种方法是什么样子。

　　迈克尔·伍德福德精辟观点：预期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第一， 相机行事的政策，经济实际上是一个机械的系统，比如说像一个油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中央银行的作用就是驾驶这艘油船，但是并不可能是很准确的，因为你必须有一些海员对不能预期的情况进行反应等等，必须在及时有效的情况下采取一些政策的行动。实际上，这些海员或者说船长说什么并不重要，而是采取什么行动才是重要的。如果在发生情况的时候，能够迅速地，甚至是不加宣布就采取一种行动，也许才有更好的结果。选择一些合适的人执行相机行事的政策，这才是中央银行要做的。

　　另外一种传统的思路货币标准的思路。就是说人们都会自行地照顾自己的利益，如果政府不加以干涉，人们会过的更好。按照这种货币标准的方法来想，如果说实行一些政策而不被人们很好理解反而会造成误解，这样造成混乱。这样就要制定一些越简明扼要的规则，使官僚机构没有权利改变制度或者政策，这样才是最好的情况。如说像香港的财政机构，有一个货币局机制，这就是这种观点很好的体现，这两种方式对于现代的经济体来说，还有现代发达的金融体制来说都是不够用的，这种相机行事的政策或略一个事实，就是人们对某一政策的期望很重要。

　　人们对于未来的期望而不仅仅是过去或者现在情况的想法，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说，货币政策依赖于人们的期望，而不仅仅依赖实际产生的效果。在中央银行可以采取行动控制各个银行之间的利率，但是这种方式，一夜之间采取行动的方式并不是很好的方式，还有一些东西是不由银行这样控制的。 实际上人们对于利率未来发展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和金融的运行。中央银行不可能永远做出正确的行为，另外这些政策并不可能永远正确无误地被人们所理解。如果完全依赖中央银行做出完全正确的决定，还不如对于经济上政策和行为做出解释，这样也许能够使可以选择的政策措施能够灵活应用，更容易解决经济问题。

　　另外货币标准的问题，确实认识到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的重要性，但是它却错误地认为把人的决策的因素取消掉，就会使政策更加不可预测。但是在近来的经济学特别是诺贝尔获奖者的著作中都有相反的体现。就是说，中央银行他们把人们的预期作为已经固定的东西，而不是作为一种可以受他们的行为影响的东西。 实际上，中央银行是可以影响人们的期望值。如果他们能够事先透露一些情况或者一些想法，私营行业的预期可能会改变，或者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迈克尔·伍德福德精辟观点：不能漠视货币政策的主动作用

　　举一个例子，在70年代发生的很多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都实行通货膨胀的政策，在这个时期的问题是中央银行和其他政策的制定者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成本就会太高，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存在很高的通货膨胀。但是人们认为通货膨胀会受中央银行的支撑，我想这是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最后他们从中学到教训，人们的预期实际上很能够影响经济的行为。

　　在90年代日本也出现这个问题，日本的银行发现他们不能够继续地支撑通货紧缩，因为有很多通货紧缩的预期。就是名义利率不能再降低来实行这个银行。日本银行这种预期，他们希望使名义利率低到一种程度不能再成为一种限制措施了。如果说给予这些事情更多的重视，更多的政策上的解释，可能会使事情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货币标准的想法实际上他们相信，只要把政策中一些人为的决定因素给去掉，就能够避免不可预测性。

　　迈克尔·伍德福德精辟观点：央行政策必须结合二者

　　实际上这并不是很好的办法来取消不可预测性。比如说在一种货币上需要很好的控制，但是其他的汇率或者其他的一些指标上面有一些不太稳定的因素也是必须的。如果说在一种情况下不需要任何人为决策做出决定，这也是不现实的。

　　迈克尔·伍德福德精辟观点：明确政策目标准则是关键

　　这种传统的方式可能会造成很坏的结果，比如阿根廷银行的倒闭等。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我所说的现代思路，就是说要引导人们的期望值，使这些期望值向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使它能够有助于实现经济上的目标。而且在出现不可预期情况的时候，能够采取一些行动和政策促进经济的稳定运行。并不是一种机械的方式，而是同时采取这样一个目标机制。比如说，在英国银行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银行，他们都采取类似的目标机制，一种理想的目标机制，比如说我提过的通货膨胀目标机制，首先要有一个数量方面的标准，就是说要保持在一定时期通货膨胀的水平在多少范围之内，这只是一种对公众的承诺。它并不是中央银行完全能够控制的一个指标，但是它选择经济中的一个变量，能够反映经济上的总体情况。通过一些具体的决策措施，中央银行就能够来制定一些政策，进行这方面的调控。他还有一些可选择的手段和方式，对自己现在采取的政策措施能够有助于数量上目标的实现。

　　我刚才谈到目标的标准，这种目标标准比如说是通货膨胀的标准，比如说在未来一个季度内，通货膨胀应该控制在什么范围内。通过对经济形式的研究，还有各种情况的分析，达到这方面的角色，就是说我们要控制通货膨胀或者其他指标在一定范围之内，这种标准描述的是政策要实现的目的。人们对这方面的预期就会比较稳定。

　　有很多的事情是难以预测的，但是我们选择这样的标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政策选择措施可以实现目标。而由于人为因素影响偏离这个目标就可以得到避免。中央银行由于承诺要实现这个目标，它的一些行为通过定期的沟通和汇报就可以得到人们的理解，误解就会避免。很多近来的政策都是以这个为基础来做的。这是一个有效的系统，它不仅使货币的政策更加有结构性，而且有更正确的预期。 有些时候不但没有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而影响其他方面的工作，而促进其他方面经济工作的实现。因为人们对于长期的通货膨胀目标的理解不会对近期行为产生一些错误的理解。

　　这种新的政策方式最好的代表就是那些实行通货膨胀目标控制的中央银行，比如说美联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由于他们采取透明度的措施，人们有更多的信心，他们就能够把通货膨胀控制在较小的区域之内，虽然这个数字并没有向公众公布，而且人们对于未来的政策走向有一定的理解，就能够使这方面人们对于市场预期的指导起到好的作用。这在2003年，是非常价值的，因为美联储当时看到有可能会出现像过去十年中日本出现的紧缩情况，而利率快到很低的点，到1％的点，不可能通过这个实现巨大的改变。对于长期利率下降的宣布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政策的解释，有助于避免一种长期的通货紧缩的情况。

　　明天下午我在人民大学的演讲中会更详细介绍这方面的内容。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对于宏观经济稳定来说，新的一种方式，政策的走向有助于你们实现宏观政策的稳定。

　　迈克尔·伍德福德精辟观点：中国应当先完善制度

　　并不是在明天的报纸上宣布通货膨胀的目标就会很快实现，这种方面的成功也许还需要一些制度和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一旦这些工作完成之后，中国在这方面能取得很好的结果。

　　首先对经济有数量上的分析，并不是说我们对经济制定一些机械的原则，然后让它自行发展。而是比较要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替代性措施，也可以实现同样的目的。而中央银行必须解释自己的政策决策背后的何在，对世界范围的中央银行在15年之内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对中国来说也是实行政策方面的一个重要考虑。 我想一个成功的目标机制需要和公众进行有效的政策方面的交流。 所以说，中央银行比如说像英国中央银行实行通货膨胀的定期报告，还有像美国这些举动都可以作为我们很好的范例，这有利于培养一个具有经济学知识的公众的群体。

　　在美国和英国，中央银行与公众交流的程度和复杂性的提高，也促成了在经济在市场上出现了更多的知识丰富和信息丰富的人群，如果说在中国要实现这种情况，必须要进行更好的经济学研究，而且还有更好的经济上的培训。特别是在中央银行工作人员的培训上，希望他们不仅能够实现一些复杂的模式的运用，而且能够实现和公众很好的沟通和交流，他们不仅需要理解数学，还需要理解经济学很多的知识。

　　这种经济上的模式应该是选择合适的模式和公众进行交流。所以我希望中国培训更好的经济分析家和经济研究学者，这对于微观经济上的效率和宏观经济上的进步都是有益的。这对于经济运行将是一种促进，而不是一种干涉，谢谢。

迈克尔·伍德福德回答现场提问

　　提问：中央银行的沟通能不能解决所有的关于时间不一致性的问题，就是经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如果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这种公众的沟通是否有用？

　　 迈克尔·伍德福德：关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的问题，我谈的政策假设中央银行的确有独立性来追寻一定的目标。如果他宣布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却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来实现这方面的行为，沟通将没有太大的用处。我没有谈这点，我谈的是在一些国家，在这方面的范例性的国家，中央银行沟通性的发展和经济相辅相成。比如英国中央银行，他们和公众交流自己的政策的一些想法，后来才有更多的独立性。独立性对于基石的成功很有意义，但是频繁与公众交流，使得政府能够给中央银行更多的独立性，这两件事和相互联系的。

　　你还谈到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我认为沟通沟通本身似乎并不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但是在过去它也已经证实了，你谈到时间一致性。我想很多听众了解中央银行这方面的问题很多时间中央银行他们做出一些承诺，他们有时候必须和人们的预期不一致的方向前进。他发现人们的预期是不对的，所以他自己的承诺可能不完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是相对于那些不与公众交流，不与公众解释他们政策的中央银行来说，交流的中央银行还是要好得多。人们将会理解中央银行还会向哪个方向采取行动。如果说中央银行做了一些公共的工作，做了一些政策的解释和宣布，他们会在不能够完全照自己原来的方向进行行动的时候，如果他们也做出解释，也会帮助问题的解决。谢谢。

　　谢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应该有一个承诺，应该跟公众更好地沟通。最后一句话，如果你们想了解中国的货币政策，请多看中国人民银行的网页，而且我们欢迎优秀的经济学家到人民银行来工作。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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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尔·萨拉-伊-马丁：《收入分配、贫困、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夏威尔·萨拉-伊-马丁：谢谢对我的介绍，我听不懂，因为当时我没有带同声传译接收设备。我想谈一谈贫困不平等还有收入分配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我想中午的时候电视直播就会结束，我会尽快结束我的演讲，如果12点之前我还没有结束的话，也请大家不要离开现场，我会把最精彩的部分放到最后讲。

　　如果我们想了解世界的情况，了解整个我们所居住的行星地情况，我们要了解人们生活的情况，可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人均收入。我们看看世界人均收入，尤其是在过去30年，或者最近的5年，整个世界更为富有了。但是不幸的是每年的增长率都是正数的，每年我们的生产比都比过去多，但是这个怎么分配？有穷人和富人，首先我们有穷国和富国，看看每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世界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些国家比较富有，有一些国家比较贫穷，还有中等收入的国家。但是这个构架还不够完美。因为还有一些国家规模的大小的区别，有大国也有小国，不能把所有的国家都像中国一样来研究和统计。因为中国的人口比其他国家多得多，如果按人口来划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图形，我们有在顶端很多的富人，然后两个塔形图，这是在低端，这是1970年的图形，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如果我们看一看30年后的情况，也就是2000年的情况，我们还是有很多富有的人的，两塔区域中间线，中国在右侧，印度在左侧，这还不够好。如果我们看一看收入的零散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些变数的变化，一些富有的国家比贫穷国家发展得更快。我想不平等还在进一步增长，富有的国家发展得更快。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增长率和收入建立关系，如果有相关度，这种相关度是正数，也就是富国比穷国发展更快。所以看到不平等正在飞速加大。

　　即使这样一个图形还不够好，因为它是以国家为基准的。我们还想了解全球的状况，就是全球的老百姓是不是生活得更好，我们要看全球的公民。看中国、印度、比利时、摩纳哥，全球指数都是1，我们目的要做建立全球收入分配的图表，看看每个国家人均收入状况，和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人均的收入这也是均数，还有调查数据，了解他们的离散度。

　　比如看一看中国，横轴是收入分配情况，纵轴是人口状况。这是历史的。再看收入分配，大家可以看到垂直的线就是所有的贫困线，每天一美元的生活费。而在中国的收入分配情况如何，我们经过购买力价格调整，我们看看中国的情况。差不多在70年代有三分之一的人属于贫困线以下，看看80年代，穷人好像并没有在70年代末获得太大的好处，收入分配的情况并没有改变。1978年之后变化发生，尤其是在90年代，中国的老百姓变得更加富有，富有的中国人比贫穷的人速度要快，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在2000年情况更是如此，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不平等在加剧。 中国的富人富有的程度更快富裕起来，同时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数量在下降，一方面看到不平等加剧，另一方面贫困在中国也在减少。这不仅对中国很重要，对世界也很重要，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当中国的贫困率下降的时候，中国的贫困人口所占比率下降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很多的中国人，很多的世界人口在摆脱贫困。

　　我们再看美国的情况。美国当然是富得多的一个国家，在美国整个收入分配也在向右边流动，而我们看一下右侧的收入增长更快，所以在美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也在进一步加剧。

　　尼日利亚是非洲一个代表国家，在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图形，并不是所有绝大多数的收入分配流向右侧，尼日利亚是一个穷国，而且是负数，顶端是富人，在非洲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富人非常富有，而且越来越富，他们不愿意改变现状。但是80％的人口越来越穷，所以这是非洲的问题。今天我主要谈全世界的情况。

　　在这里也讨论中国的收入分配情况，纵轴是人口，中国人口很多，印度也是如此。美国在这条线上，美国、日本还有很多国家。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看看收入分配的情况，你们在我的网站上会看到很多资料和图表。你们也可以使用这些资料用于你们的课堂上，如果要授课可以使用这些资料。

　　这是世界收入的分配情况。按一下这个钮就发现收入分配在一定时间内会发生变化。为什么收入分配按这个变化发展，因为一些国家包括中国还有印度都可以放在个图表中来，再按开始键，就可以看到收入的分配状况。这张图显示了世界收入分配发展的情况，包括1970年到2000年的情况，收入分配不仅向右侧移动，因为这些国家在向右侧移动，也因为不平等在加剧。尽管中国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但是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在下降。我把这些图都合并在一起，从世界的收入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银行做的估计，到底有多少穷人生活在我们的星球上，而且他们所占的比率是多大。实际上，世界银行使用一美元的生活费来划定贫困线，但是到底是不是每天挣两美元，五美元十美元就是穷人，这是主观性很强的定义。同时看1.5美元的标准或者2美元的标准来确定不同的贫困线，如果大家都不喜欢这个贫困线，如果不喜欢可以展示不同的贫困线所确定的贫困人口。实际上很少的在使用这样的贫困线，也就是两美元一天的生活费。

　　贫困率在过去的30年里已经下降三分之二，而按一美元的标准也下降三分之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全球的贫苦率极大地下降，和30年前相比情况有很大的改观，如果都不喜欢这些贫困线，就看看累计的函数。也就是说贫困人口根据他们的收入来确定他们的贫困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在70年代贫困的程度无论从哪一种方式衡量都比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贫困得多，无论从哪个层次的贫困水平来说贫困率都在下降，无论是1美元，2美元，5美元，无论划定分界线在哪个标准，贫困线都在下降。

　　我可能提到我并不大关注贫困率，我关注的是贫困人口的总数，而不是比例。我不知道贫困率是不是值得我们的重视。我不知道你们关注贫困率还是贫困人口的数量。你们到底更多关注贫困率还是贫苦人口，有时候比例在下降，人口在增加，有时候两者会出现并不一致的发展趋势。我想我们应该关注的数据可能应该是贫困率，因为它显示大家贫困的可能性，比如我可以问你，你们在这个国家，愿意在哪个国家生活，你可以问这个国家的贫困率是多少，多大比例的人生活在贫困中。

　　在低贫困率的国家，你变得贫穷的可能性低一下。还有贫困率是零的情况，如果这样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情况。我们希望看到一个贫困率不断下降的国家和世界。这样对总数的降低也是有好处的。我们不仅仅要看看他们的总数，在80年代以前到底有多少穷人呢？即使贫困率在下降，我们也要看一下他们的总数是多少。在80年代以前也有一些变化，在80年代以后，贫困人口的总数也在下降，贫困人口的数量可以说下降了4.5亿，因为我们的人口增加了10亿，而贫困人口降低4.5亿，这是很大了不起的进展。

　　当然世界的总体状况在改善，并不是说就完美无缺了，我们是在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但是还有成百上千的人处于贫困当中。而且这种贫困的减少并不是全球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的情况，我们看到东亚的情况，有极大的改善，尤其在中国，在南亚，尤其是印度也有同样的情况。而在阿拉伯世界我们看到一些改进，在拉美看到情况停滞不前或者维持，但是我们看到蓝线也就是在70年代曾经记录了最高的贫困率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巨大的灾害，这个地区就是非洲地区。差不多有7亿人收入水平下降了，而且他们处于世界的最底层。

　　我们看一看各个地区贫困人口总数，我们可以看到在70年代绝大部分的穷人是在亚洲尤其是在东亚。在70年代尼日利亚比中国还要富，中国的收入分配曲线不断向右侧移动，中国不断富有，而尼日利亚越来越穷，这样就可以解释70年代，70％的世界人口在亚洲，而今天70％的贫困人口生活在非洲。当然我们看到不平衡的现象，世界银行的人就提出，各个国家内部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大，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这些，而且国家不平等的现象也在加剧，所以全球的不平等现象是不是也在加剧呢？我想我们需要考虑到国家和具体的公民生活状况，然后再做结论。

　　所以我们可以传达这样的信息，穷国的增长速度没有富国快，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的人口的规模还有比率也考虑进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穷人致富的速度也很快，印度发展也很快。公民之间不平等的现象也进一步加剧。当然我们要看一看GINI系数，在80年代不断加剧，公民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也在进一步消除，我们加一个0.5个系数，可以看到这个曲线也在下降，一系列的指数包括20％最富的人和80％最穷的人他们的比例也在下降也就是最贫困的穷人他们的贫困程度也在下降。

　　为什么在下降，这是在200年之内出现的情况。发生工业革命之后，有的富起来了，而且增长都是正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50亿人，如果过去的状况过去可能一直都是穷的，而美洲、欧洲、澳大利亚他们的富人不断富有起来，不平等加剧，在过去200年也是如此。但是在1978年有一个奇迹性的事件发生，有13亿人口的中国，有10亿人口的印度和3亿人口的印尼，他们当中一半以上的人口都非常穷，慢慢他们在财富的顶端攀登。所以这25—30亿的人不断创造财富，实现经济的增长。

　　因此我们看到不平等的现象进一步得到消除。并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完美无缺，只是说我们世界的状况不断改善，我们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赶上经济发展的快车，还有一些很多的人经济收入停滞，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亚洲众多人口生活得到改善，这也值得我们庆贺。所以整个世界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帮助，需要进一步促进增长和发展，尤其是非洲的发展。谢谢！

景仰大师,希望我们多了解大师们的新颖观点,独到见解!!

谢谢楼主这么辛苦!!

系统的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问题的先进思想，理论是什么？大师们没谈到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