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俊2007年的一篇文章值得中国经济学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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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的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

(2007-10-02 12:58:18)　陈志俊/文

陈志俊
经济学博士 （Toulous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 France）
管理学博士 （武汉大学）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员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副教授
浙江大学中法能源经济学联合研究中心（筹） 秘书长



　

　　一、春天里的噩耗

　　2004年5月1日。晚上，西子湖畔开始起风了，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七点钟，我办公室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是图卢兹的小张：

　　“志俊，拉丰教授去世了！”话音未完，已经传来哭泣声。

　　我的脑海顿时一片空白，半天说不出话来。放下电话，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不禁潸然泪下，痛哭失声。

　　自从2002年秋天查出得了肺癌，拉丰教授的健康状况就一直备受关注。在美国治疗期间，他一边与癌症进行顽强的抗争，一边以乐观的心态坚持研究工作。就在三月底，他还给我发过电子邮件，对我未来两年在IDEI的研究计划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谁曾想到，这竟成为他留给我的遗言。

　　我第一次见到拉丰教授是在2001年六月份，当时他应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邹恒甫教授的邀请到武汉大学讲学。拉丰教授一头灰白相间的短发，具有典型高卢特征的脸庞总是带着自信而从容的微笑。他那睿智而深邃的目光，雍容而高贵的气质，以及带有浓重法国腔的英语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2002年1月，在拉丰教授的邀请下，我来到图卢兹，在著名的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进行访问研究，在拉丰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在图卢兹的半年里，我不但切身感受到了他作为经济学大师的高深造诣，以及作为学术团队领导者的大家风范，同时也深深地了解作为一个教育家的拉丰所走过的坎坷艰辛的道路。

　　2002年8月，拉丰再次来到武汉大学，在盛夏的酷暑中，坚持讲完了激励理论。连续三周的讲课，他显得极度疲惫。在深圳参加完新闻发布会后，我送他去机场。在路上，他还对我的论文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意见。当他获知我在国内忙于授课和事务性的活动，无法安心修改论文时，立即邀请我再次去图卢兹作研究。在深圳机场，我目送拉丰教授进入安检口，当他回头向我挥手道别时，亲切的目光中充满了期望和鼓励。望着他苍老而疲惫的身影消失在人流中，怎会想到这一面竟是永别。

　　一位经济学界的泰斗就此撒手人寰，终年57岁。英才早逝，留下多少未竞的心愿和遗憾。

　　作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和伟大的教育家，拉丰教授对经济学理论、应用和教育的突出贡献，以及他为振兴法国经济学所走过的艰难历程，使他成为经济学界一位传奇式的斗士，并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就是这样一位斗士，领导一批年轻的法国经济学家，经过27年不屈不挠的奋斗，使主流经济学最终战胜了保守的传统经济学派，从而彻底改变了法国乃至欧洲经济学的落后现状，迎来了欧洲经济学的振兴。然而就在曙光初现，胜利在望之际，这位勇敢的战士却倒在了战场上。

　　巨星陨落，举世同悲。

　　二、拉丰对经济学的贡献

　　让—雅克拉丰，1947年出生在法国东南部城市图卢兹，属于法国战后的一代。这一代人在戴高乐将军的影响下成长，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振兴法兰西民族为己任。1968年，拉丰毕业于具有深厚数学教育传统的图卢兹大学，获得数学硕士学位，其后前往巴黎大学继续深造，并于1972年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1973年秋，年轻的拉丰来到美国哈佛大学，师从经济学大师肯尼思阿罗。

　　回忆起这段经历，拉丰教授不无自豪，因为就是这一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

　　“1973年秋季，阿罗在哈佛为经济系的研究生开设了一个关于机制设计理论的研讨班，他当时带来了发表在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杂志，国际上最为权威的经济学杂志之一)上的两篇互相矛盾的论文：一篇是吉巴德(Gibbard)所证明的不可能定理，而另一篇则是格罗夫斯(Groves)提出的可行的机制，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拉丰教授提到的这两篇著名的论文是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的两篇开创性的论文。1973年，吉巴德在他的著名的论文中证明，如果对个人的偏好域不加任何限制，则对于任何一个非独裁的社会选择规则，都不可能找到一个使得每个人都说真话的机制，占优实施这个社会选择规则(即对于每个人来说，不管他人是否说真话，自己说真话总是最优的策略)。这就是著名的Gibbard—Satterthwaite不可能定理。而在同一年，格罗夫斯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机制(后来被称为Groves—Clarke机制)，证明了在拟线性偏好下，可以找到一个说真话的机制，占优实施任何一个非独裁的社会选择规则。显然，在这两个定理之间横亘着一条似乎无法逾越的鸿沟。

　　拉丰决心解决这个难题。1974年夏季，应阿罗的邀请，他和当时在哈佛任助教的格林(J.Green)一起来到斯坦福大学，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合作很快就有了成果，这就是后来发表在Econometrica (1977)的经典论文，在该论文中，他们提出并证明了存在说真话的机制占优实施任何一个非独裁的社会选择规则的充分必要条件，并指出Groves—Clarke机制是符合该条件的唯一机制。这个结论建立了一座沟通上述两个定理的桥梁。这一篇论文奠定了拉丰在机制设计领域的学术地位，这一年他27岁。

　　拉丰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5年)，这在哈佛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那时我必须尽快完成学业，因为兵役在等着我。”

　　1978年，拉丰服完替代兵役后，拉丰放弃了在美国任教的机会回到图卢兹大学，他在艰苦的环境下一边传播经济学一边不懈地开创经济学的新领域。沿着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他很快在公共经济学和机制设计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1979年，拉丰教授的专著《公共决策中的激励》(与格林合著)出版，确立了他在公共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地位。

　　在7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仍然占据着经济学的主导地位，但拉丰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在未来的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激励理论是对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框架的必要补充。事实上，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资源的科学，因而效率是经济学关注的首要问题。但是资源配置的效率是由一个社会组织的激励机制所决定的。”

　　对于经济组织中激励问题的关注使得拉丰选择激励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70年代末，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正在兴起。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是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下的激励问题，由于在方法论上借鉴并结合了对策论的研究成果，信息经济学成功地解释了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无法解决的诸多难题，显示了该理论强大的生命力，并极大地推动了企业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拉丰以信息经济学作为他研究激励问题的基本框架，开始了整合激励理论体系的思考和探索。

　　自80年代初起，拉丰教授开始探索将信息经济学与激励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垄断行业的规制理论的道路。在这个时代，席卷整个西欧的私有化浪潮引起了一场关于公用事业和垄断行业竞争与规制的大论战：诸如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是否可以通过私有化引入竞争？如何对其进行规制？等等。

　　在80年代初，传统的规制方法主要有两种：基于服务成本定价的服务成本规制方法和基于兰姆西(Ramsey)定价规则的兰姆西—布瓦德(Ramsey—Boiteux)规制方法。拉丰指出这两种规制方法都有其很大的局限性，由于忽略了规制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使得它们无法提供正当的激励。一般地，被规制的垄断企业拥有有关运营成本的私人信息，并且总是有积极性隐瞒这种信息，因而规制方很难获得精确的成本信息。在这种环境下，上述两种方法会带来极大的激励扭曲。

　　在批判传统规制理论的基础上，他和梯若尔(Tirole)创建了一个关于激励性规制的一般框架，这导致了新规制经济学的诞生。新规制经济学结合了公共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思想以及信息经济学与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方法，它提出的激励性规制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成功地解决了不对称信息下的规制问题。拉丰和梯若尔于1993年出版的著作《ZF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完成了新规制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构建，从而奠定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学术领导者地位。

　　与许多理论经济学家不同的是，拉丰教授非常重视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与检验。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他和梯若尔就努力将新规制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应用于诸如电信，电力，天然气，交通运输等垄断行业的规制问题，分析各种规制政策的激励效应，并建立了一个规范的评价体系。拉丰教授积极参与并领导了法国电信改革的实证研究工作，并担任了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电信改革的顾问。从1999年起，拉丰和梯若尔应邀担任了微软公司的经济学顾问，他们的研究报告为微软公司赢得反垄断案诉讼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权威的支持。2000年，作为对十几年垄断行业规制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总结，《电信竞争》一书(与梯若尔合著)为电信及网络产业的竞争与规制问题的分析和政策的制订提供了一个最为权威的理论依据。

　　从90年代初起，拉丰教授开始关注组织中的激励问题，他深刻认识到了组织中的串谋行为对激励机制造成的扭曲是导致经济组织效率低下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因此在设计一个经济组织的激励机制时，必须考虑防范串谋的激励机制。拉丰教授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并将这些理论贡献集成在《激励与政治经济学》(1999年)一书中。

　　作为激励理论的主要开创者，拉丰教授视激励问题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因而几十年来，他一直献身于激励理论的研究与应用，而三卷本的巨著《激励理论》(与马赫蒂摩合著，第一卷已于2002年2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文版将于2002年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志俊等译)是集这一理论40年发展之大成之作，标志着激励理论的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理论框架的形成，被经济学大师肯尼思·阿罗誉为激励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拉丰教授是一个极其勤奋，因而高产的学者，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12本专著和300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他的学术贡献为他在经济学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但是拉丰教授并没有像其他许多功成名就的经济学家那样等着获诺贝尔奖，他仍然一如既往地传播经济学并且不断地开拓激励理论的新领域。即使在与癌症抗争的过程中，他仍坚持完成了新著《规制与发展》(2003年12月)，并嘱咐我尽快将其翻译出版，因为这本著作对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垄断行业的竞争与规制的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没想到，这本书竟成了他的遗著。

　　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教授在机制设计理论，公共经济学，激励理论和新规制经济学等领域的突出贡献和成就已经获得经济学界的公认，为此他被推选为世界经济计量学会主席(1992年)，欧洲经济学会主席(1998年)，美国经济学会荣誉会员(1991年)，美国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1993年)，并于1993年第一个获得欧洲经济学会的Yrjo-Jahnsson奖(该奖与美国经济学会的克拉克奖齐名)。然而，就在他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仅有一步之遥时，这位坚强的斗士却倒在了战场上，也许，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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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时，曾经问起过他对于获诺贝尔奖的看法，他的回答令我感触颇深：“其实我当年放弃在美国的职位回到图卢兹，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要获诺贝尔奖。我的目标是振兴法国乃至欧洲的经济学，但是如今，诺贝尔奖却对我很重要，因为有了它，我就可以要求ZF对研究所给予经费上的支持，这样，研究所就可以长久的生存下去。”
　　三、拉丰与法国的经济学改革
　　在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的一次交谈中，拉丰教授向我吐露了他的心声：“我一生的主要目标就是改进法国的高等教育。我之所以放弃在美国的任教机会而回到法国，是因为痛感当时法国经济学教育的保守和落后。在我们这儿有十分优秀的学生，却没有一流的教师。我发誓要改变这种状况。”
　　为了实现这一誓言，拉丰付出了27年的艰苦奋斗，奉献了所有的精力和激情，乃至自己的生命。
　　1977年，年轻的拉丰回到法国。在著名的法国理工学院，他满怀激情地推行经济学改革，却遭遇了巨大的阻力，以至于无法进行下去。1978年拉丰怀着改革传统经济学的坚定信念，孤独地回到家乡图卢兹，开始他在图卢兹大学传播主流经济学的艰难历程。回忆起这段经历，拉丰教授不由得感慨万分：
　　“那时候图卢兹大学的经济学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系统的经济学课程，没有资料室，没有研讨班，更没有经费来源。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创业，整整十年，我感到非常的孤独。而法国的教育体制非常僵化，教授的工资待遇很低，科研经费更是匮乏。为了生活，我不得不利用暑假到美国讲学，为了募集科研经费，我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四处奔波。”
　　然而拉丰当时所面临的困难远不止这些。与在巴黎的情形一样，他在图卢兹大学的改革也遭遇了保守势力的激烈抵制。拉丰不得不呆在图卢兹大学数学系，因为这是他曾经学习过的地方，那些教过他的老师们给了他有力的支持。
　　拉丰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和保守势力之间不存在妥协的可能。为了能够传播主流经济学，必须清除保守势力。当时在图卢兹大学也有一位从事产业经济学应用研究的教授，虽然他的研究方法和知识结构已经十分落后，但是由于他是“空中客车”公司的顾问，垄断了大量的经费和学术资源，并且激烈地反对经济学改革，因而成为真正的“学霸”。拉丰和他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这是一场代表了新旧势力之间的，谁也输不起的生死决斗。在这场斗争中，年轻的拉丰很快显示出了作为政治家的领导才能和魄力。
　　“我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把那个家伙赶出了图卢兹大学。为了改革，你必须掌握一定的权威，否则，即使你代表了主流，也会被保守势力打败。现在全法国的经济学家有一半是我的朋友，另一半则是我的敌人。但是掌握实权的那一半都是我的朋友！此外，现任的图卢兹大学校长Belloc是我的学生，而他同时还是法国大学校长联合会的主席。”谈到这些经历，拉丰的目光变得坚毅，充满了自信。
　　赢得这场较量后，拉丰开始在图卢兹大学推动经济学改革。然而法国相对落后和僵化的高等教育体制无法吸引高水平的学者，研究力量和师资队伍的缺乏使得改革进行得十分艰难。拉丰逐渐认识到凭他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改变法国高等教育的体制，因而最好的办法是在体制外另起炉灶。
　　从80年代初，拉丰开始积极投身法国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但和另一位法国经济学大师梯若尔教授一起，在理论上建立了新规制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将其成功地运用于法国电信和电力等垄断行业的规制改革，而且与法国ZF相关部门的官员和上述大公司的管理层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在他们的支持下，拉丰着手筹建一个全新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研究机构。
　　1990年，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宣告成立，拉丰教授任IDEI主任。IDEI虽然挂靠在图卢兹大学(后来改称图卢兹第一大学或图卢兹社会科学大学)，但在体制上是一个独立运作的法人实体，因为拉丰相信，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拥有足够的权威，按照世界一流研究机构的模式组建并运作IDEI。
　　拉丰十分清楚，为了吸引一流的学者到IDEI来工作，必须给予足够高的报酬，而在法国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下，这一点是不可能做到的。但IDEI事实上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研究所，而对于这种性质的研究机构，法国ZF不可能拨款资助，因而拉丰不得不自己筹集研究经费，用于研究人员的报酬和科研设施的建设。
　　虽然法国电力和法国电信等每年以研究项目资助的方式给予IDEI一定的经费支持，但随着研究所规模的扩张，这些经费已不足以支撑研究所的运作，大量的经费缺口仍然靠拉丰一个人四处募集。因而拉丰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于社交活动，以维持研究所的运作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拉丰又不能放弃学术研究，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专心从事管理工作。这是因为，一方面，追求理论研究的激情使他无法停止研究的步伐，另一方面，作为学术领导的地位和责任要求他必须时刻走在学科的最前沿。
　　“作为一个研究所的主任，如果没有学术地位，就不会有人看得起你，因而也不可能领导一个学术团队。”
　　面对巨大的双重压力，拉丰用坚强的意志支撑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每天坚持超负荷地工作。
　　“我每天白天都得忙于各种应酬，此外还得指导学生的论文。只有晚饭后才有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因而我不得不每天都工作到深夜。”
　　事实上，我在IDEI的时候，几乎每个周末都能看到他那显得苍老而又挺拔的身影。他的笑容虽然充满自信与祥和，但是仍然掩饰不住那一份疲惫和沧桑。
　　在拉丰爱国热情的感召下，包括让·梯若尔在内的一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法国经济学家都来到IDEI，而相对较高的待遇使得他们能够安心从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在拉丰的领导下，IDEI很快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良好的学术氛围和积极合作的团队精神使它的学术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如今的IDEI已经成为经济学界公认的全世界最为权威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中心。在2000年全球经济学家大排名中，IDEI的20名经济学家有15人入选前500名，其中5人入选前100名(梯若尔排名第二，拉丰排名第七)。虽然这种排名方式并不能完全反映学者的学术水平，但至少从一个方面体现了IDEI的综合实力。
　　不仅如此，如今，拉丰领导的主流经济学派已经完全改造并控制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经济学界，他们控制了欧洲经济学会及其主要期刊，同时也控制了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研究的主要资源。90年代末，作为欧洲经济学会主导期刊的《欧洲经济评论》的学术地位日趋衰落，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出版商的Elsevier Science出版社对期刊定价太高，失去了许多年轻的读者。在和出版商数次谈判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拉丰决定废弃《欧洲经济评论》而另起炉灶。在学会其他学者的支持下，2002年的欧洲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了震惊经济学界的公报：
　　“自2003年元月起，《欧洲经济评论》已经不再是欧洲经济学会的刊物，学会将发行一本完全由学者而不是出版商控制的学术期刊，定名为《欧洲经济学会期刊》”。
　　四、拉丰与图卢兹学派
　　拉丰在法国推行经济学改革并创立IDEI的过程中，与梯若尔等学者一起，在学术研究上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通过他们的影响和团队合作的扩展，这种风格已经成为了IDEI学术研究的鲜明特征，学术界开始将其称之为“图卢兹学派”。
　　图卢兹学派的主要特色是注重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和激励理论在当代经济学各个领域的应用和推广，并且注重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这种学术风格的形成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拉丰为了IDEI的发展，必须经常从事一些应用性研究，如法国电信、电力、能源、环境和交通等领域的课题。在上述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他们对许多现实问题的本质有了深入的了解。他们认为，造成上述垄断行业的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激励机制的扭曲。由于这些行业大量存在着不对称信息和道德风险问题，引入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机制并不能够有效地解决激励问题。因而经济学家们必须运用机制设计理论和激励理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为ZF部门设计一套激励可行的机制。另一方面，由于拉丰和梯若尔都是这个领域的权威，因而无论在基本思想还是方法论上，他们都能将上述理论运用的得心应手，并且能够将这套研究方法很好地传给年轻的学者。
　　图卢兹学派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激励理论、产业组织理论、规制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金融经济学以及其他各个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们更加注重经济学含义的深入解释，推崇用更加简单的经济学模型解释复杂而深刻的经济学问题或现象。他们认为经济学模型是为解释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服务的，因而具体地选用什么样的模型取决于你所要解释的对象。虽然IDEI的大部分学者都具有很好的数学背景，但是他们决不会为了炫耀自己的数学技能而故意选择复杂的数学模型。对此，拉丰教授的一番话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如果我能够用一个简单的离散模型很好地揭示一个连续模型90%以上的经济学含义，那么我为什么还要用连续模型呢？”
　　事实上，从整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可以看出，图卢兹学派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论已经站在了主流经济学的前沿上，因而他们的论文大多发表在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上，如Economet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以及其他顶尖的期刊上。这些高水平的论文进一步地促进了图卢兹学派的传播，并巩固了他们的学术地位。
　　学术风格的继承和发展需要良好的学术氛围和积极合作的团队精神。拉丰在努力引进高水平的学者，积极营造学术氛围的同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培养IDEI的团队精神。事实上，团队精神正是图卢兹学派的灵魂，也是IDEI能够迅速崛起的根本所在。因而IDEI的成功再一次体现了拉丰卓越的领导才能。
　　拉丰认为，一个成功的学术团队领导人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追求学问的激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组织领导的才能。追求学问的激情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具备的，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抵制各种外界的诱惑，将做学问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这一点对于经济学家尤其重要)。而海纳百川的胸怀使得学者能够接受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尊重不同学派的成果，并于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学者进行有效的合作。而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则是任何一个团队的领导人所必须具备的。
　　拉丰与梯若尔长达20年的合作和友谊为IDEI其他的学者树立了一个典范，而拉丰的学术地位和威望使他不但能够吸引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并且能够将他们很好地凝聚在一起。这些优秀的学者大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并且往往来自不同的领域或流派，要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许多场合下，拉丰往往不得不充当仲裁者和调停人的角色：
　　“要知道这些学者谁也不服谁，有时候又充满孩子气，他们往往会因为支持不同的球队而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连见面都不打招呼。这种时候，我必须出面把他们拉到一起吃顿饭，帮助他们彻底和解。所以，我经常得处理这类琐事”。谈起这些，拉丰教授也颇感无奈。
　　在IDEI访问研究期间，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团队精神。学者们所发表的大部分学术论文都是合作研究的成果，这种合作往往开始于一次喝咖啡时轻松的交谈，不同研究领域和学术背景的学者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探讨同一个问题，甚至提供不同的分析方法，由此找到共同的兴趣触发了合作研究。在休息室和咖啡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开场白：“最近在做什么研究？有没有可以合作的？”，或者是“我最近对金融学的一个问题很感兴趣，你的博弈论功底很好，看看我们能不能合作？”。
　　而IDEI每周一次的论文报告会也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报告会的气氛非常热烈，批评十分尖锐。许多时候，报告会往往成为个性彰显的学术批判会，学者们以不同的方式发表自己真实的看法。比较温和的金融学家Biais教授往往首先发问：“也许我很愚钝，但是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而年轻气盛的Martimort教授的批评来得更加直接：“不对，根据我的直觉，你这个结论肯定是错误的！”。而报告者最怕的则是梯若尔教授(通常坐在第二排)和拉丰教授(通常坐在最后一排)的问题，因为他们的评论往往直指论文的本质性的错误，因而是致命的。我亲历的一次美国著名的博弈论学者Mailath在IDEI的论文报告会，介绍他在“声誉模型”的最新研究成果，其间梯若尔指出了一个致命的漏洞，并告诉他自己在十年前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后来发现此路不通。本来神采飞扬的Mailath教授立即变得满脸通红，额头上渗出了密密的汗珠，站在台上好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
　　另一方面，如果一篇学术论文能够在IDEI获得通过，尤其是得到拉丰和梯若尔的赞许，那么
　　将来就很有可能发表在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上。这就是为什么经常有学者从其他国家甚至美国来到IDEI作论文报告的原因所在。
　　拉丰在提高IDEI整体学术水平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年轻学者的培养，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Patrick Rey和David Martimort都是拉丰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博士，他们已经成为年轻一代的杰出代表。在经济学界有这么一个说法，当代经济学界有两个最好的老师，一个是Eric Maskin教授(他是拉丰教授在哈佛大学的同班同学)，另一个就是拉丰。在IDEI，拉丰的办公室门口放着一个长椅，每天下午总是会有几个学生坐在椅子上排队求教，而他对每一个学生都十分耐心，认真地解答他们的问题，悉心地指导他们的论文。他用辛勤的付出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我生命中最主要的追求是改进高等教育，因为我深信从长远的角度，这是一个人对社会所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五、拉丰与zhongguo的经济学改革
　　拉丰教授传播经济学的热情并不局限在法国，他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激励问题。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制度变革的选择最终决定了该国的发展道路，而要顺利地完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制度变迁，必须要有一批真正的经济学家参与这一过程。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年轻的经济学者，并要求他们学成后回国积极投身经济制度改革(著名学者、国家信息产业专家委员会专家张昕竹教授就是他为中国培养的第一个博士)。
　　“你们年轻的学者必须要忍受寂寞和孤独，潜心研究经济学，并且要抵挡各种诱惑，切忌急功近利，要知道，研究经济学的机会成本是很高的。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才能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
　　从90年代初起，拉丰教授就开始在中国讲学，并努力寻找在中国传播经济学的基地。
　　2000年秋天拉丰教授在北京讲学时，遇到了他的哈佛校友邹恒甫教授，正是两位教育家共同的追求和胸怀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IAS)和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建立了长期的双向合作与交流关系。2002年8月，拉丰教授在武汉大学进行为期三周的讲学。他为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讲授激励理论。同时为来自电信系统的政府官员和各大公司高层经理介绍垄断行业的规制与竞争的基本思想、制度环境和政策分析。这一次讲学极大地促进了激励理论和规制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拉丰教授的著作《激励理论》第一版10，000册就告售罄。这意味着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学者将通过它进入主流经济学的领域。
　　此后的一年里，包括梯若尔在内的十几位来自IDEI的学者陆续来到武汉大学讲学，内容涉及到激励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金融理论的各个前沿领域，这极大地扩展了国内学者的视野，加速了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并且帮助指导了一批年轻的研究生和学者。
　　正当这一交流计划向纵深延续的时候，它的设计者拉丰教授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拉丰的去世，不仅是欧洲经济学的巨大损失，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学的一大损失。
　　我们在纪念拉丰的同时，不得不反思中国经济学的改革进程。从90年代初，主流经济学开始传入中国，至今已有十几年。尽管这十几年的经济学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前进的步伐仍然太慢，实在无法令人满意。中国至今仍然未能建立起一个在亚洲知名的经济学研究中心，更不用说站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至今未能建立一个由主流派控制的，能够与国际接轨的权威经济学会，也未能建立起符合国际标准的学术成果评价体系。国内的经济学期刊除了少数几份真正采用国际通用的匿名审稿制外(如《经济学季刊》)，大部分仍然沿用陈旧的审稿方法，充斥着大量的低水平关系稿，有的杂志甚至沦落为“廉价垃圾收购站”(如社科院某某所的某个所谓的权威期刊)，由此滋生的学术腐败在经济学界迅速蔓延。
　　而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的现状更是令人痛心。在许多中国最好大学的经济学院，仍然充斥着陈腐不堪，错误百出的教科书，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和教学体系依然被排斥在课堂之外，甚至经常听到“主流经济学无用论”这种陈腔滥调。最为可怜的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这些曾经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学生在经历四年甚至更多年的陈腐知识的浸泡后，变得腹中空空，眼高手低，除了磨练出一张能吹会侃的嘴皮子，再也没其他的才能。这些经济学院真正沦为“聚天下英才而毁之”的场所。
　　对比法国经济学改革的历程和取得的进展，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造成中国经济学这种现状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学界缺乏一个像拉丰那样的杰出领导者。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至今依然是三分天下，诸侯割据。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能够一统天下，形成合力，共同对付盘踞中国经济学界几十年之久的保守势力，因而仍然无法摆脱保守势力的控制。
　　落后的经济学研究水平和落后的经济学教育水平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滞后和经济体制的扭曲。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如金融体制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垄断行业的规制等至今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上述问题，许多学者将其归因于旧的体制过于顽固，改革的成本太大，或者政治体制的制约等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事实上，没有哪个政府官员不希望进行改革，因为成功的改革能够为他们带来政绩。但是官员们本身不可能懂得经济学，决定经济政策的最终力量是官员们幕后的咨询决策专家。因而从根本上说，影响政府决策的专家学者的经济学功底和学术水平决定了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然而许多专家学者本身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只是一知半解，无法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更不用说设计科学的解决方案，因而往往开出错误的药方。所以从目前大量经济政策的低级失误来看，这类专家学者的学术水平实在令人怀疑。但是，由于主流经济学无法控制学术界，因而主流经济学家也无法有效地影响政府决策，个别学者的批评和呼吁不可能影响政策的走向。
　　另一方面，由于主流经济学无法控制学术界，导致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和形而上的价值观无法在学术界推广，取而代之的是浮躁的，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和伪科学的方法论在学术界蔓延和扩散。在大量的诱惑面前，年轻的学者们再也不愿意忍受寂寞，在象牙塔里坐冷板凳，潜心学习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他们往往拿着一本教科书(可能还是粗制滥造的翻译本)生吞活剥一番，就拿着它去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指点江山，豪情满怀(我作为几个经济学期刊的审稿人实在是看够了这类文字)。或者干脆进入政府的决策部门，充当起专家的角色。这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悲哀，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悲哀。
　　曾经有不少人问起，中国的经济学家何时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的回答是，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势头，至少需要50年。因而，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另一个问题里：中国何时能出一个像拉丰这样的杰出经济学家？
　　今天，2004年5月5日，在远方的图卢兹，当地政府正在为这位法兰西民族的优秀儿子举行隆重的葬礼。在马赛曲的音乐声中，一个伟大的灵魂将伴着他的誓言永远地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是一个传道者，传播经济学是我的责任。”
*张昕竹为中国社科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陈志俊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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