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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启动历史性的转变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思潮的激烈碰撞。一种（权且称为左翼）认为，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回归来解决经济问题；另一种（权且称之为右翼）认为，应该通过市场化加民主化来解决经济问题。笔者认为，两种思潮都存在历史局限性，两种思潮的制度化和政策化都存在明显的死角。或者说，中国未来的转变再也不可能是单向的和线性的了。
首先，我们必须协同求变。
伊利亚·普里高津（Илья́ Рома́нович Приго́жин，1917年1月25日－2003年5月28日）发明了耗散结构理论。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ystem）是指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由于不断和外环境交换能量物质和熵而能继续维持平衡的结构。耗散结构理论，研究一个系统从混沌无序向有序转化的机理、条件和规律的科学。要理解耗散结构理论，关键是弄清楚如下几个概念：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开放系统、涨落、突变。普利高津在其耗散结构理论中强调，一个耗散结构的运动（转变）过程，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能量交换，可能会出现大规模能量损失，甚至存在结构解体的可能性。所以，有序协同和系统控制就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将中国经济体系理解为一个耗散结构。认识中国经济的存在状态和转变（转型）机理，我们可以借助耗散结构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的几个核心概念对于认识经济体系的运动规律极有帮助。例如，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开放系统、涨落、突变等概念，将经济体系的现实状况做了非常全面和系统的描述。既然，系统是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我们就无需刻意追求稳定增长，经济维稳思维（例如保八）是片面的和僵化的；既然，系统是开放的，我们就不能单纯考虑国内经济政策调整，我们也不能单纯考虑国内某一领域的经济政策调整，我们必须在全球经济协同中调整国内经济政策，我们必须建立解决问题的系统化的方案；既然，系统外部和内部的能量变化（涨落）是偶然的、杂乱无章的、随机的，与之相对应，我们必须学会运用动态思维管理经济，保持经济政策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既然，系统存在突变的可能性，我们就需要高度关注阈值即临界值的测定（经济学中的边际），我们应该勇敢地、积极地迎接突变的到来，我们不能无视边际（阈值即临界值）的到来，更不能虚耗能量（例如房地产新政）以抗拒突变的到来，我们不能放任系统因能量损耗而导致崩溃。
总之，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协同，要求制度和政策的转变是全方位的，内外协同、上下协同、制度与政策协同、中央与地方协同、部门之间协同、行业之间协同、产业之间协同等等。协同的根本意义在于，不存在单一的、既定的审美标准（左和右的判断），我们需要综合运用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一切手段，否则就无法协同。所以，就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改变而言，左翼和右翼本身也必须完成协同。无法协同，意味着大规模能量损耗，最终有可能导致系统解体。
其次，有序调整分配结构。
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集中于分配问题，解决分配问题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当然，解决分配问题远比“分蛋糕”复杂。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拖延解决分配问题了。
解决中国的分配问题可以理解为解决三个层面的分配问题：
第一，回收非政府机构持有的征税权（马上止血）。
我国面临极为严峻的财政金融形势，政府应该将过去让度给国内外利益集团的征税权逐渐收回。其中，最核心的是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必须形成自主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渐终止汇率补贴形成的国民福利的横向转移（国家不能再出血了）；其次，是人民币利率的定价权，必须遏制实质负利率长期化和扩大化，有效管理通货膨胀预期和通货膨胀现象，逐渐降低通胀对国民财富的纵向转移（国民不能再出血了）。通过回收非政府持有的征税权，我国将赢得宝贵的财政政策空间，我国国民福利将会逐渐回升，国民经济将逐渐恢复平衡。
第二，均衡国民税赋。
我国高度依赖流转环节的课税。换句话说，我国严重依赖向劳动者课税。相反，我国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几乎没有任何课税。这在古今中外的经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就税赋公平而言，我国已经远远背离了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具有原始资本主义经典特征），甚至也远远背离了效率和效能的原则。单纯向劳动者课税（而不向食利者课税），保护资产持有者和资本持有者的利益，这就彻底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拒绝向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阉割了税收引导资本流向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功能，这就远远背离了效率和效能的原则（这是保护势力者的原则）。一个国家，将税收结构极度扭曲，既不考虑公平和正义原则，也不考虑效率和效能原则，国家财政还能支持国家正常运转吗？北非和中东的教训就在眼前，那是扭曲国家正常税赋结构的必然结果。
第三，定向转移支付。
我国政府在收回征税权和均衡税赋的同时，必须保持经济体系的基本动能。如果，为了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而使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那就失去了经济改革的终极意义。所以，政府必须进行定向的转移支付。一方面，均衡社会再分配；另一方面，均衡资本在产业和区域中的分布。通过定向转移支付，扭转极度扭曲的国民经济结构。当然，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将财政定向转移支付进行金融创新（细节另文讨论），以重新启动陷入停滞的经济体系，使国民经济快速走出衰退的阴影。
总之，通过调整分配结构，进而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可以使中国经济回复正常发展状态。笔者估计，如果十八大之后可以走上调整轨道，我们经过五年渐进的和系统的调整，国民经济应该可以进入到崭新的平衡状态。
最后，自主实现经济全球化。
中国在实现内部分配结构调整的同时，必须着手调整业已严重扭曲的国际分配结构。作为世界工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中国有需要也有责任积极介入国际分配结构的调整。
自主实现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政府将国家主权通过经济手段在全球范围进行适度地延伸。这就意味着，中国将从本国的商品生产和输出，进化到全球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管理。目前，美国正在扮演全球商品生产和流通管理者的角色。可惜，美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管理者，他在利用管理权力牟取暴利。以德国为首的欧盟，正在向美国全球管理者的角色发起挑战。中国应该加入挑战者的行列，中国应该介入全球化管理的工作，中国理应成为全球经济管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主实现经济全球化的立足点在于我国金融实力的迅速成长。中国金融实力的根本依托在于人民币的实力增强。人民币的强大，源于我国中央财政的强大。建立共和国健康、稳健、高效的财政体系是政府最核心的使命。当然，完善财政的过程，也必然成为完善宪政的过程。中国将会因此完成现代化，以及开始向后现代化的转变。
如果说，中国未来还有五十年高速增长的历史机遇期，那这个机遇期就来源于自主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必须正视历史，历史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开启自主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迎接下一个高速发展的历史周期；第二，像日本那样进入内部调整的漫长过程，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的历史周期；第三，像南美那样内部调整失败，退回到萧条、腐败、贫困的漫长历史周期。
十八大将迎来执政党的成人礼。我们期待着第一种可能性。我们期待，新一代领导集体拥有自己的主体性意识，能够站起来思考和行走，能够在解决前辈留下的问题的同时，完成历史性的超越。
结论：经济史说到底是关于经济发展历史周期的学问。认识经济发展历史周期的关键，在于对经济发展周期拐点的精确把握。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也只能扩阔一个时代社会精英的历史视野。精英就算具备了宏大的历史视野，也未必一定成为改造历史的英雄。精英能否成为改造历史的英雄，取决于那个时代的人民是否需要英雄。一句话，决定历史命运的，是那个时代人民的觉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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