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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与武进一北一南，棉纺织业在近代都有较大发展。面对外国机产布大量涌入中国，这两个地区都以传统的农村家庭手工业为依托来对抗工厂的大规模经营，并且抓住时代契机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探索其成功的经验，对于尚有大量人口在农村的中国未来农村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高阳和武进原产土布，自19世纪下半叶大量机纱输入中国，手纺纱逐渐被取代，农户转而改为用机纱来织布。原来手纺纱要占用大量的劳动力，现在劳动力都从手纺解放出来，可以专一的从事织布，那么需要的原料就更多了。用手纺纱织布时，购入棉花三十斤需要投入银元2元5角的流动资金，可供1个月织布所用，而使用机纱专门从事织布一个月大概需要机纱20斤，而流动资金大约就需要7元5角，约增加了2倍，且改进后的织布生产工具——铁轮机价格不菲，至少需要60元；另一方面，原来农民通常是在收获季节过后，到集镇卖掉农产品，顺便就到花布庄购买新买的棉花，在农闲期间里纺纱织布，土布织好后先供自家消费，若有剩余就在去乡镇办事的时候顺便带去卖给花布庄，是一种季节性特征很强的生活形态。而机纱的出现使农民可以专门从事棉纺织业，而布织好后为了为数不多的布专门跑到镇上去卖显然挺麻烦，如果大量储存后再去卖，又导致购买机纱的流动资金被积压。这样机纱的出现需要从事家庭棉纺织业的农民付出更多的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这对于因穷困而不得不从事棉纺织业作为副业的农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这时，在高阳和武进就出现了包买制。
所谓包买制就是指包买商既支配流通过程，又支配生产过程，并将流通、生产、组织、管理等过程贯穿起来全盘支配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包买制可分为包买制工场经营和包买制预付生产。包买制工场经营是指包买商除了自己设置相当规模的手工工场来加工产品或产品的某一工序外，还以实物或货币的形式预先支付原料、定金或提供机器给小生产者或附属工业者，使其对原料或半成品进行加工，然后向他们支付实物或工钱而回收其产品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包买制预付生产还可分为赊线制和撒机制两种类型。其中赊线制是商人将棉纱赊给机户，以产品抵偿纱价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撒机制是指包买商将原料直接或通过中间人分发给织布的农户，待织成后收回布匹，付给织户工资，再发下一生产周期原料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
高阳和武进虽然在最初的时候都实行包买制预付经营，但二者又稍有不同。高阳地区商人把铁轮机赊售给农民，并把机纱分发到农民家中进行生产，在回收布匹时付给农民手工费，机价从手工费中扣除。相对来说铁轮机在武进地区并没有那么普及，当地主要是纱布庄从事“放纱”，当地机户用自己的“投梭机”或“手拉机”进行纺织土布，把布织好以后再交给纱布庄，并领取织布工资。可以说，铁轮机在高阳地区更加普及，而且高阳地区所产的布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要远远超过武进所产的布。
为什么铁轮机在高阳更加普及呢,造成高阳棉纺织业的规模在近代超过武进的实质性原因又是什么呢？无论是铁轮机的普及还是棉纺织业规模的扩大最需要的就是资金，当时高阳的几十家布线庄以少至几千元，多不过数万元的资本，经营十数万乃至数十万元的布线生意，究其根底，在他们最耗资金购买原料的环节上多得天津棉纱商号和银号相助。1921年以前，国内纱厂兴起，买卖棉纱获利优厚。天津的棉纱商号多从各纱厂赊购棉纱，再赊售给高阳布线庄，而且赊售时不计利息。待布线生意周转一个循环后，高阳商人再将售布所得的欠款汇往天津。因此，这一时期高阳商人实质上等于借着天津商业界的巨款来进行周转的。[1]
另外一方面谈到高阳和武进棉纺织业的发展就不得不谈到一战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中国市场上，英国市布等薄机织布的进口锐减至不到战前的五分之一，而且随着战时的延长，进口棉布与国产棉布的价格差不断扩大。比如北京每100尺棉布的价格，1914年进口布7.7元，国产布是6.2元，仅差1.5元；但到了1920年，进口布涨至12元，国产布则仅有7.8元，价格差扩大至4.2元。来自日本的进口棉布，也因价格高昂，无力完全取代英国布。这为中国国内生产进口棉布替代品的近代织布业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时机。[2]高阳和武进的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都因此在一战期间进一步扩大。20支以下的机纱为新土布的原料纱，高于20支的为机织布，进口的纱一般都在20支以上，所以要生产进口产品的替代品就要提高机纱的纱支。传统的旧织机只能用粗纱织出1尺2寸的粗糙布匹，而铁轮机则可以采用细纱大量织造幅度宽超过2尺2寸的布匹，且其质量精细不输于进口机织布。1915-1920年间，高阳手织布区的织机数量增长迅速。在6年的时间里，织机总量从1915年的5726台到1920年的21904台，增长了282.5%，年平均增长率为47.08%。从产量上看，这一时期高阳织布区每年要消耗10万包棉纱，年产布400余万匹，[3]成为华北地区著名的手织布业织造中心。一战期间，武进棉纺织业虽也有所扩大，但由于铁轮机普及不及高阳，所以纺织业发展速度也比不上高阳。
由于在一战期间纱厂取得高额的利润，所以中国民族纱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是中国棉花由于自然灾害在1920、1921连年歉收，而且1922年国际棉价上涨，日本大量购买中国棉花，出现了“花贵纱贱”的现象，这就是“1923年华商纱厂危机”。为了渡过纱厂危机，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一些纱厂开始兼营织布，纱厂生产的低价布使农村家庭织布业受到极大打击。高阳和武进的棉纺织业都是包买制下的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到这个时候原来的生产模式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两个地区同时面临着产业的转型。
小规模经营的优势就是船小好调头，在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高阳开始差异化经营，引进提花机，一方面生产条格布、斜纹布、麻布等有色布，另一方面以“人造丝”为原料生产“明华葛”。高阳出现了麻布工厂、染线工厂以及拥有二、三十架提花机的小厂；武进历来擅长染、印、踹加工棉布，在“1923年华商纱厂危机”之后当地染织工厂进一步发展，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武进县城内外林立者30余家染织工厂，7000多台织布机，一天生产的加工棉布为2万匹，消费机纱五百件，较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增长了近20倍。[4]高阳和武进产业的转型也使经营方式发生变化，由包买制预付生产向包买制工厂经营转变。
从高阳和武进在近代棉纺织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吸收一些有益经验。首先，现代化的过程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大规模工场经营呢？大规模经营固然有其优势，但是其需要大量资金，且灵活性比不上小规模经营。现在中国农村很难吸引大规模资金的到来，所以在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实行大规模经营根本不现实。而中国农村最大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价格便宜，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像近代的高阳和武进一样，用小规模经营的方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待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打开了市场，再考虑产业的升级或者大规模经营。当然，我们不要忘了高阳之所以在近代发展起来是因为其以大城市天津为依托来周转资金的，在当今中国城市、农村二元化发展的过程，农村应该发挥自身原料丰富、劳动价格低廉、市场前景广阔等优势，充分利用城市的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来发展乡村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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