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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劳动力的底线何在
引发人们对中国现有工资水平重新思考的直接诱因，应该是珠三角、长三角的“民工荒”现象。“劳动力低廉”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优势之一，但廉价程度有无底线？
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援引一份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者收入的调查资料时发表感慨，该地区民工的月均工资“只够一天吃四碗炸酱面！”
面对房价高企、粮油涨价等压力，相对固定的工资收入难以与物价“赛跑”，被民工羡慕的城市居民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民工：“贱”而不“荒”
5月6日晚，“五·一”长假。江苏省无锡钱桥，四川籍民工童阿根，坐在3人合租9平米房子里，正在看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民工》。
面对记者来访，他有点手足无措。“电视不真实，打工的条件哪有这样好？”童阿根以“反问”的开场白迎客。
43岁的童阿根在无锡钱桥一家板材厂上班，一起来无锡打工的还有自己19岁的儿子和17岁的女儿，儿子在建筑队“拎灰桶”，女儿在饭店洗碗。“我每月800元，加上孩子工资共2000多，生活上算是可以了。” 童阿根露出艰涩的微笑，“只是每次到月底才发180元做生活费，余下的工资年终一起结。”
“钱桥外地民工主要来自四川和安徽，目前超过4000人，已经和本地人口基本持平；他们的月工资收入在1000元左右。”无锡市公安局钱桥派出所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秦伟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了解，在无锡、苏州和上海等长三角地区，民工工资收入基本上和童阿根一样，大都在每月600—1200元，平均工资水平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当，略高于中西部地区。这种使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按照往常的惯性，仍然忽略着工时、加班、假日权甚至劳动合同，在隐患四伏的环境里“捞钱”生计，容忍着向外界无法完整表述的生存考验。
“你不干，有的是人。“五·一”劳动节前，仅我们一个村就来钱桥20多人。这里的活不讲究技术，谁都能做，所以挣钱再少也不能计较。”与童阿根同住的安徽籍民工崔家良面对《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一脸局促。
据无锡市劳动管理部门介绍，现在民工在无锡找工作并不容易。这和此前媒体报道的“民工荒”正好相悖，无锡市火暴不减的职业介绍所似乎可以佐证这种说法。
“民工荒曾经成为新闻。但事实上，这只能反映中国最低端的劳动力—民工对生存危境的一种本能反应，离本身实际价值追索还很远。不过这种现象一经媒体炒作，就造成一个理论上的‘事实’：中国劳动力真的紧缺了。”把民工荒作为调研课题，并在华南、华东跑了一个多月的上海理工大学社会学教师王波，5月11日在苏州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直陈感受。
在深圳康佳集团供职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贾晶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事实上，民工的富余现在而且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版图上三个最活跃的区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渤海地带的劳动力调试总量上是平衡的；中西部要略紧张些。”
“这是假性‘民工荒’。”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王国进定论，“农民一年10个月空闲，加上1.5亿的劳动力储备，长期看，企业不会人力吃紧；但是农民工收入过低已渐成用工制约因素。”
从广东转到上海青浦打工的江西信丰刘健全当着记者面算了一笔帐：“大年过后，村里人到东莞打工，火车票买不到，“包车”300元，加上租房、等工至少要1000多元；而工资呢？这些年基本上没有涨，倒是扣钱的名堂越来越多了。”
专家认为，一定时间内民工短缺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太低。就以月800元工资算，每天吃住行所剩无几；如果碰上疾病和应急，只能举债。就连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对农民工的低工资也深表吃惊，他援引一份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者收入的调查资料说：“这份调查显示，该地区进城务工者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00元左右。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收入只够一天吃四碗炸酱面！”
上海居民：精打细算“1500”
和粗手进城出卖体力明知吃亏不得不坚持的中国“超稳定心态”民工相比，城市居民平增了几多无奈。
以上海为例，市民的人均月收入是1500元。这些望着“职业天花板”鲜有跳槽机会和概念的市民，一大早就要算计着一天的柴米油盐。
“上海人均年收入约2000美金，每月收入合1500人民币。一年18000，不吃不喝，只能买1平米的房子。中央7部委联手砍房价是有道理的，不然这些市民没法生存！”“2004年全国十佳财经英才”、华东政法学院商学院名誉院长汪康懋博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有点激动。
记者长期跟踪调研上海市出租车行业：每天上缴320—410元不等，早上接手，到晚上5点左右才是给自己挣钱的时间。“没有休息，没有节假日，没有奖金，从我们身上榨取的太多了；但是，你不干有人干，郊县崇明司机等开车的排着队呢！所以我们不敢谈条件。”上海大众出租车公司一司机告诉记者。
《中国经济周刊》了解，上海市有关部门近期在网站上发布地铁票价上浮听证会消息，很多报名参加听证会的市民在网络论坛上言辞直率：“酝酿地铁涨价本身就不考虑市民实际生活，1500元除了应付水电煤电话等费用，还要供孩子读书，哪有更多的钱来坐地铁？”
上海市“分流地下乘客”的本意遭遇市民的“曲解”，实际还是出在“收入吃紧”这个核心问题上。
第一个向媒体打出“人民经济学家”称号的汪康懋博士，面对《中国经济周刊》开列了一剂“拯救1500”的良方：如果不能上涨，依然维持1500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第一把房价压下来，让市民能喘口气；第二，加大公益性事业投入，如大力发展公交，避免市民骑车带小孩子危险等问题；第三，稳坐权坛者要时时记着老百姓只有这1500元收入，制订政策时要考虑这一实际条件。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2005年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38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3%；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8.6%。据统计，在城镇居民收入中，人均工薪收入为2160元，占可支配收入的73.5%；而2005年四个季度CPI同比增长率的预测值分别为3%、3.2%、3.1%和2.9%，2005年上半年和全年CPI增长率为3.15%和3%—3.5%之间。
显然，收入与物价‘赛跑’，市民生活水平日益受到考验。
白领金领：涩甜不一
“总是要等到年终总结时，才知道荒废不是一点点。”成为职场宠儿的“领系”—蓝领、白领和金领，对自己的工资收入也涩甜各自。这些被电话、传真、邮件仅仅包裹着，处亚健康状态的“领系”，工资收入怎样呢？
“蓝领月收入1500—2000，白领月收入5000左右，金领10000以上。”毕业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潜心人力资源研究的宋照夕先生几个数字利索划清了“领系”三种系位身价。
他透露：“中欧招生也有一个数字底线—月收入不低于20000，但是，按照中国的税收，月收入20000，要缴9000元的税，事实上，中欧也只是招一些金领作为自己的学子。中国所得税高，所以一些落脚上海的跨国公司的对策通常是，在大陆只发小部分工资，大部分转到香港发。”
“上海有跨国公司78家，所以金领不会超过500个，白领和蓝领是主流，但没有具体权威的统计资料。”宋照夕说，“白领具有独立的消费能力，每月平均的总支出为1274元。其中有30%的人，每月支出在1000-1499元这一范畴，每个月消费在1500-1999元之间的占16.8%，每月消费在2000-2499元之间的占11.6%。这类人是中国目前活的相对尊严的一群。”
“市民除工资还有另外的收入。利用职务之便而获取的收入，包括钱币、实物及服务，被业界称为‘职务消费’和‘泛工资收入’，当然还有世俗的小名：‘红包’和‘礼品’—这部分在整个收益中占的比重不容小视，也促成了金领白领和蓝领的收成分野。” 宋照夕面对《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言辞侃侃。
“这也应该算是工资收入，是由工作延伸出来的效益；但是收益主体是那些占有权力资源、信息资源、物质资源的人，与一般的民工无涉，这也在情和理两个方面冲击着现有的分配机制，更加速了社会财富的不均衡化。”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海峰博士印证了宋先生的“泛工资论”说。
专门提供职业介绍的报纸《前程无忧》，曾花费半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份城市收入调查，据组织这项活动的邹小姐介绍，参与调查人数为3300人，学历、工作经验、就业单位不同。
调查结果表明，在职场上，最基本、最实质的需求和满足便来自于薪酬待遇，对于所谓“泛工资”收入，3.67%的受访者表示有；33.82%的受访者表示没有；9.94%的受访者感叹流年不利，连目前的工作都难保。而从地区来看，沪、苏、粤、浙的受访者均表示2004年的年终奖收成尚可；北京市表示没有年终奖和工作难保的受访者比例均超出平均值。同时，金融、财务类和人事行政类的受访对象“工作难保”之忧者很少。
收入差距：形形色色
从理论上说，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体现，所以“谁来为劳动力价值定价”的答案当然是市场。
但事实上，中国还没有一个共同的劳动力价值的尺度；相反，中国劳动力定价的行业标价却十分明显。“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的中国古话，正演变为工资收入上的“人人害怕选错行”的现实话题，并造成了复杂而难以相互“沟通”的行业利益。
5月16日，记者采访了正忙于《知识经营战略研究》的复旦大学经济学学者王国进博士。
“中国工资行业化特点鲜明。垄断行业，如电信、石化和部分金融单位，员工收入要比其他充分竞争的行业高出一大截；外资类的员工收入一般也高于国内企业，民营企业收入差距很大，管理层的待遇远远超过金领。”王国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所有制方面，国企相对高稳定，外企相对规则，民企机制灵活。还有一个是职务差别，即由于职位不同而造成工资收入的悬殊差距，这种差距往往是非常不平等的，如同一企业内部，一个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收入是一般员工收入的10倍、20倍，甚至更高，这就是一种不平等的收入差距。”
作为管理学博士后，王国进从管理学角度为《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实际上，我们应该肯定不同级别的人，由于其所承担的责任和压力以及所做贡献不同，而出现适当的差距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反对过分的收入悬殊，因为这往往会造成社会的分化，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事实上，公务员的工资各地差异也比较明显。记者了解，上海市闵行区的公务员工资要比徐汇区高1000元左右。
“公务员工资差异过大的主要根源是，国家仅规定工资标准，发放工资所需资金则由各地自筹，富裕地区工资贫富迥异，落后地区公务员当然不满，优秀公务员不可阻止地流失。但困难是，全国执行划一的公务员工资水平也根本不可行，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做不到。”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周先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生活总值的错位
为人民谋福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等，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而追求幸福也是人类共同的权力。中国在创造了震惊世界的GDP奇迹的同时，下一步的重点应是如何让洋文GDP的中文原意—国民生产总值，升华为国民生活总值、国民幸福总值。
“中国经济超过9%的速度增长，这一发展速度是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的两倍，发达国家平均增速的3倍，中国的冶金、汽车制造、石油与化学工业、建筑业和轻工业都在飞速发展，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企业发展论坛章琦教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时自豪的报出中国经济的一组数字。
在由政府各职能部门、各地方政府举行的各种形式的“政绩建设成果展”上，现场赫然悬挂的几乎都是高楼耸立、工农业产值惊人增长等图片和数字。而作为这些成果的建设者和享受者—劳动者却常常被严重忽略了，而按照社会学家的标准，一个社会的进步最终要取决于社会个体物质利益实现的程度。
“劳动力流动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很大，大概在16%左右；流动人口和外来劳动力的消费也直接刺激了输入地的经济发展。但是，外来劳动力工资价位却相对较低，劳动条件也很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曾告诉记者。
有预计称，到2010年，中国的就业规模将达到7.97亿人，第一产业将会加速向二、三产业转移，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将会调整为40∶24∶36。
但在这样的“数字”推演之中，外来劳动力能否获得同等待遇、劳动力价值能否科学化制度化、已经制订11年之久的《劳动法》能否有力贯彻，还是一个问号。同时，外企、上市公司等高收入背后业已存在的非人道的克扣工资一直没有结束、新型“工会”尚未完全承担企业内部对劳动者的保护职责。
很多学者正在积极思考类似的问题。
“随着劳动强度增加，劳动力价格实际在下降。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强度较大的工作日的价值产品随着它的强度同社会的正常强度的偏离程度而变化。劳动强度大，变相降低了劳动力价格。”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培训部经理袁建平说，“中国农民其实一直被剥夺了很多生活方面，除了生存几乎什么都不能实现，对自己和自己下一代发展进行投资，也无从谈起。”
“中国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有别、城乡分割的就业现状，是导致城乡分配收入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根源。”上海市委党校王耀东博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指出，“要打破这种局面，必须尽快制定《促进就业法》，确立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追求城镇就业稳定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协调，确保工资定价整体上科学合理以突出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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