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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虽然有人对新措施中每名导师每年可以招收总共5名学生，使得同时在读学生（加上延期毕业等）可能达20人这一培养规模仍有微词，但是，了解过去几年中国研究生教育现状的人，对于这一消息，无疑还是有一些振奋。毕竟，这相对于由于快速发展研究生规模，有的高校一个导师同时培养几十名，甚至上百名硕士、博士的情形，已经好了许多。
毋庸置疑，限制研究生招生规模，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导师有更多的精力分配到每位学生身上，对学生加以学术指点。但是，如果认为限制研究生招生规模，就能很大程度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却似乎过于乐观。
笔者认识两位博士生导师，一位是某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被某高校聘任为博士生导师，由于他自称精力有限，主动要求每年只招一名博士。照理，他应该能对这名博士生负责，可是，由于业务繁忙，他的博士生3个月能与其见一面已经很是不错，学院只有把他的具体博导工作交给了学院的一位教授，但每年在博士招生名录中，他总是赫然在列，而冲着其企业老板身份，报考者踊跃。另一位是某政府教育部门的研究院院长，一直没有放弃当初在大学任教的博导身份，到了行政岗位上，他每年只招两名博士，而据他本人告诉我，他的一名博士，把博士论文交给他半年了，他一直把博士论文带在自己的公文包里，可却始终没有机会、时间认真看。
笔者注意到，中国人民大学还出台了研究生导师资格“自动升录”制，导师们要通过学校组织的教师聘期业绩考核，若经考核被列为试聘、低聘、转岗几个级别，将会有相应的招收研究生限制措施。但是，对于高校中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导师们，如政府官员导师、企业老板导师、著名学者导师，这个“自动升录”制能管用吗？众所周知，有的高校聘请某位政府高官、某个企业老总、某些著名学者担任导师，看重的不是他们真要来带教几个学生，而是获取某些政府资源、企业资源、学术资源，包括拨款、课题、经费、评价、论文排行等等。
而且，就限制招生人数这一规定本身而言，对于有的在多数高校广泛兼职的导师来说，也难以真正实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能量大”的学者，担任多所学校的兼职教授，都具有招收硕士、博士的资格，即便他们在每个学校都很自觉地少招学生，其总数也是十分可观的。
审视过去多年来的研究生教育，有各类学术头衔、特殊身份的“名人”导师，比如院士、长江学者，往往招收的人最多，也往往由于他们很忙，疏于对学生的指点。而由于他们的榜样作用，导致了其他导师也随之效仿。如果实施新的研究培养制度，学校不对这类导师进行有效管理，其对整个研究生教育氛围与质量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而要进行有效管理，则要求高校必须严格按照学术标准聘用和考核导师。为此，高校中将不可能有那么多“有名无实”的老板导师、官员导师和明星导师，而是必须对学生负责、能对学生负责的导师。
其实，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目的还正在于使研究生教育向教育本身回归，避免让教育掺杂利益交换因素。这也就需要高校自身真正成为一个办学机构，能自主地对学生培养负责。但很显然，目前的高校，由于官本位色彩浓郁、功利主义思想严重，也就很难按照教育规律的要求，全面改革教育。除了上述的导师问题，包括研究生招生、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生教育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目前都受到大学行政化问题的困扰。
但愿限制研究生招生数量，能成为一个全面重视研究生培养的积极信号。这将取决于高校的进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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