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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虽然信达已经准备IPO，华融的战略投资者融资计划也吸引了众多华尔街巨头的兴趣。但10多年前中国ZF化解银行坏账的模式，仍然值得反思。当年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MCs），可能制造了中国版“坏银行”道德危机的根源。
华尔街见闻上周就报道，中国版“坏银行”AMCs不大可能单凭自己的力量“突然”大幅改善了其财务表现。
实际上，AMCs本身已经通过另一种方式，从财政部获益：财政部一直在“从它们（AMCs）的商业运营中，分拆遗留的不良贷款处置业务”，同时解放它们进军其它业务寻求利润（经纪商、金融租赁、私募基金、保险）。这使得财报上的部分数据看起来相当健康：
作为为IPO做准备的一部分，AMCs都披露了更多的财务信息（四家AMCs都披露了2011-12财年的基本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信息），它们的商业运营从财务上看起来是健康的，它们的资本回报率在14-21%的范围内。这是财政部从它们的商业运营中分拆遗留的不良贷款处置业务的直接结果。因为有财政部的支持，我们预期银行对AMCs的头寸（持有的AMCs债券）不存在任何偿还风险。
早在10多年前成立AMCs的时候，中国ZF就声称，不会以账面价格转移更多的不良贷款，来避免更多的道德危机。但1999年解决中国银行业坏账的方法，可能已经成了所有道德危机的起源：发放不明智贷款的银行几乎完全逃过的惩罚。
可以认为，就算这些不良贷款的成功索偿，几乎不能对银行改善它们的放贷行为提供任何激励作用。
J资本投资咨询公司合伙人杨思安女士在今年3月就提出，坏银行促进更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已经让步给大银行统一向强大的国有实体贷款的行为：
如果AMCs接收了其基本面可存活的企业债务，就会把债务转换成股权。这曾今是大规模的国企企业重组计划的一部分：AMCs预期将扮演象私募基金的角色——作为利润驱动严厉和不讲情面的董事会董事。这预期将有助于创造想法和行为象商业企业一样的国有企业。但结果是相反的，因为国有企业不会破产的隐含担保存在，这而支持了忽略企业的负债率和其它偿债能力指标的行为。
国有企业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推进经济改革的最大障碍，因为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低下，占有廉价信贷的渠道，同时还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如果银行的坏账资产由ZF承担或偿还，会导致什么后果呢？杨思安写道;
同时，实际的财务赤字看起来已经消失了。部分债务作为债务托管存放在财政部的账户上，不管那意味着什么。另一部分债务已经展期10年，而且不带任何惩罚性条款。部分债务寄托于人民银行向AMCs注入的初始资本上，而之后的补贴都是在模糊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银行业持续出售新一批不良贷款。比如说，在2004年，人民银行以账面价值购买了3200亿元的不良贷款，接着以账面价值的40%卖给AMCs。2005年和2006年，这些交易再次发生。
整体看来，无尽头的救助已经意味着，可供中国人用于教育、医疗服务、以及象公园、图书馆和环境治理这些公共服务的财富越来越少了：这就是消费越来越低、投资/储蓄越来越高的背后含义。我同意，与10年前相比，中国人民的平均水平已经富裕多了，但大部分的财富都是在非流动资产中，比如说房地产，相对于今天的账面价值，这些资产的真实价值最终将大幅贬值。
现在，我们回到中国消费比重奇低的原因，中国经济的消费比重过去十年一直下降。根本问题是，银行把资金从私营部门拿走，并转移到国有企业的账户上。当这种转移累积到银行失去流动性的地步，国家ZF将发行债务，但通常不会显示在国家账户的负债上。
简单地说，这存在两种影响：第一，把大量的利润转移到ZF拥有的企业，第二，通过降低制造成本并控制人民币价值，补贴出口。
杨思安认为，“政企融合”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国有企业“混合并匹配每一种金融、财政和信托工具，来达到制造世界级增长水平的共同目标”。
问题是，什么将终结这种模式？特别是，如果这些由财政融资贷款驱动的投资，仍几乎完全没有流向更有用目的的动机（不仅是为了增加GDP规模）。
同时，由财政刺激支出误导的投资仍然没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上得到确认。尽管中国有天量的外汇储备，但杨思安认为大量的不良投资最终会带来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和通胀。
(银行英才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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