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对左大培《重新理解劳动价值论》一文中的几个观点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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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会 发表于 2007-12-4 16:58:00 |AI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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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上网，发现有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左大培如此一文，读之。其许多观点实在难以苟同。故作了几点讨论贴于此处。不知诸位网友有什么看法。&nbsp; 作者在文中说:&nbsp;&nbsp;&nbsp; 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用于交换的商品中所包含的价值。在围绕劳动价值论所发生的争论中，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劳动所创造的是什么样的“价值”，“价值”概念在这里的含义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劳动、哪些劳动创造这样的“价值”。 &nbsp;&nbsp;&nbsp; 亚当·斯密最早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他在《国富论》中基本上把“价值”这个概念当作与“交换价值”、“自然价格”一样的概念来使用。他用这些概念表示商品价格背后的本质，表示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中商品价格围绕其波动的中心。这就把劳动价值论当成了一个经验科学上的命题。 &nbsp;&nbsp;&nbsp;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中的大量论述给人留下了一个极其强烈的印象，似乎他的劳动价值论中所说的“价值”也有着与亚当·斯密一样的含义。后来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转述也都是这样解释马克思所说的“价值”概念：价值是商品经济中价格围绕其波动的中心。 &nbsp;&nbsp;&nbsp; 而本文所强调的最主要论点是：价值概念的上述含义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中并不重要。我们在本文的下一部分中将专门详细论述这个问题。这里需要的只是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赋予价值概念以更深刻得多的含义。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价值是从社会角度对单个商品生产者所作的评价，是单个商品生产者对社会所作的贡献。&nbsp;在商品经济社会，无社会意义或亚当·斯密意义上的价值，难道可以认为是商品生产者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吗？接着作者又说： &nbsp;&nbsp;&nbsp; 由这样的价值概念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经济学上的具体体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精神在于，以商品生产社会中的价值决定问题为特例，强调劳动是人类及其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认为个别生产者对社会的真正贡献只能是他的劳动。劳动价值论本质上是一个为人类发展而设置的评价体系，它在评价个人对社会的作用上将劳动看作唯一的标准，认为个别生产者对社会的真正贡献只能是他所投入的劳动。&nbsp;&nbsp;如此，可知作者对其他早期作家的观点是忽视的，连马克思最为激烈抨击的马尔萨斯，也是持有这样的劳动之于社会的观点的。马尔萨斯说：“正是人们赋予商品的价值——就是人们为了获得这些商品而愿牺牲的劳动或劳动的代价——可以说几乎是形成财富的唯一原因；这种价值的基础是人类的需要以及各种商品是否适合于供给这些需要，而且与采集和生产这些商品时实际所耗的劳动量无关。这种价值不仅是一切财富生产的重大刺激，而且是决定财富将以什么形式和相对数量存在的伟大的规定者。”（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51-252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也许有人会认为这里似乎出现一个矛盾，即，前面说商品的价值是以劳动或劳动的代价为财富的唯一原因，而随后又说价值的基础是人类的需要。对此，我们不能忽视他同时还在说“以及各种商品是否适合于供给这些需要”。显而易见，这是斯密的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论的另一种说法。正是类似原因，马克思才有关于马尔萨斯作品的剽窃之言。对这段本身关于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的评价，不是这里的目的，所以且不议之。而现在读者应当看到，马尔萨斯明确承认劳动与财富的关系，而财富显然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更早的关于劳动与人类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关系的阐述，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一、二卷中，就可以看到，——显然，在产生了商品交换的社会，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劳动与价值的关系；而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我们从有关“技艺”的讨论和有关“回报的公正”的讨论中，也可发现关于劳动与价值的关系的阐述，——尽管作者主观上并不是为了阐述这种关系。其实，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柏拉图的著作中，已经不乏这样的观念了。在《理想国》的第二卷，柏拉图谈到了分工的问题，由此，也引发了关于不同的技艺——即不同的劳动与满足不同的需要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柏拉图指出，由这种不同的技艺或分工，产生了交换的需要，从而产生了市场，于是就有了货币（对此，我们难道不可以且将货币理解为价值的一般表现形式吗），而商人是应交换的需要而出现的，同时，城市雇佣劳动者也应运而生，从而也有了工资的概念。毫无疑问，劳动与价值之间存在着关系，或者说劳动与人类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关系，并不在于谁首先发现了它，而在于人们去怎样或者是否关注之从而去表述它。也许正因为这种关系（就此，我们不可狭隘地理解价值的含义）几乎就是人类存在本身，所以如非必要，一般人们不甚认为它是一件需要刻意提及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们认为这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情。许多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往往被学究们弄复杂了，早在公元前六百多年的奴隶们，就知道上述道理：——《诗经·魏风·伐檀》有云：“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显而易见，如果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仅仅是用于上述目的，那么无疑是等于在说马克思对人类经济思想史的无知，同时也误解了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真正用意。作者还说： &nbsp;&nbsp;&nbsp;&nbsp;斯密从增进“国民财富”的目的出发，把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看作是“生产劳动”，而将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看作是“非生产劳动”。在区分“生产的”和“非生产的”劳动时，斯密使用了法国重农学派的标准，根据能否产生净收益（剩余），来判定一种活动是否具有生产性。但是他不同意重农学派把生产劳动只限于农业劳动的观点，而强调所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都是“生产的”。尽管如此，斯密仍然坚持说一切不产生物质产品的劳动都是“不生产的”。 &nbsp;&nbsp;&nbsp; 斯密对他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由所作的论证虽然并不严谨，但是却能使人清楚地看清他的真实动机。他之所以把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看作是“非生产劳动”，主要目的在于想尽量减少家仆这一类的劳动者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家仆所作的劳动，如打扫卫生、端饭倒水，可以说是一种直接对个人产生效用的“纯服务”。斯密认为，这种劳动越多，“国民财富”就越少，因而将它视为“非生产劳动”（亚当·斯密，序论及全书设计、第二篇第三章）。&nbsp;作者的这一段话尤其是令人感到惊异的了！难道斯密能够认为通过他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就可以减少家仆一类的劳动者的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吗？从而成为其如此划分的目的吗？斯密既然持有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思想，那么一切具体形式的劳动在他看来也只能在这种竞争中决定其地位或比例。在斯密看来，相对而言，生产的劳动一般是耐用品的生产，从而斯密对如此划分的目的说得很清楚：“我上面的意思不过是说，将资本投入到耐用物品上可以促进有价值商品的积累，所以可鼓励私人的节俭习惯，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发展；由于所维持的是生产者而不是非生产者，所以有利于国家财富的增长。（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二篇第三章。结尾处） &nbsp;&nbsp;&nbsp;&nbsp;作者在讨论剥削问题时说： &nbsp;&nbsp;&nbsp;不过我们必须强调，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企业中，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在履行必要的生产功能和协调功能的同时，也履行着为资本的私人所有者榨取剩余价值的剥削功能，它的协调活动同时就是一种剥削活动。进行这种劳动的企业经营者会得到其劳动报酬，而且这种报酬往往比普通劳动者高得多。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进行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的必要劳动”，而且是因为他们履行了剥削的功能。&nbsp;马克思的既定意义上劳动价值论是与其剩余价值论一脉相承的，如果按作者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另外一个意思，那么这里的剥削问题就另当别论了。作者还说： &nbsp;&nbsp;&nbsp;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由这些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收入，都是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但是，现代的经济理论和企业理论却证明了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可能履行两种对社会有益的功能：首先，在任何由分工和协作组织起来的“结合的生产方式”下，都需要对劳动者进行监督以防止偷懒。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者为了保证自己的个人收入，有着最强的动力去监督使用自己的生产要素的劳动者。这是生产要素私人所有者的“监督防偷懒功能”。另一方面，要达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首先应当达到所谓的“帕累托效率”。而在企业自主决策的情况下，要实现帕累托效率，生产要素的使用者就应当为其使用的所有生产要素支付足够高的代价。这些生产要素不仅包括劳动，而且应当包括资本和土地等各种自然资源。而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为自己的利益，也有着最强的动力去向使用自己的生产要素的人索要尽可能高的代价，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因而是一种“资源配置功能”。 &nbsp;&nbsp;&nbsp; 从这个角度看，连生产要素私人所有者的剥削行为也会对社会作出贡献。<span style="BORDER-RIGHT: windowtext 0.5pt solid; PADDING-RIGHT: 0cm; BORDER-TOP: windowtext 0.5pt solid; PADDING-LEFT: 0cm; PADDING-BOTTOM: 0cm; BORDER-LEFT: windowtext 0.5pt solid; PADDING-TOP: 0cm; BORDER-BOTTOM: windowtext 0.5pt solid;">&nbsp;既叫社会贡献，总是一种为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从而价值的东西，这不与剥削的内涵相矛盾吗？作者接着说：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之所以能够履行这两种有益的功能，都是因为他们进行了相应的“劳动”（或努力）。显然，不计算和比较收益、不同使用自己所有的生产要素的人进行讨价还价，任何私人所有者都不可能从使用自己生产要素的人那里索取足够高的使用代价；而如果不付出哪怕最少的一点点监督的努力，要素的所有者也不可能防止使用要素的劳动者偷懒。而这些比较和计算、讨价还价以致监督的努力，都是在进行“劳动”或付出努力。这样，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者要能够进行剥削，就必须进行“劳动”（不过这是进行剥削这种特定的“劳动”）；剥削收入的产生倒需要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 &nbsp;&nbsp;&nbsp; 用马克思式的术语来说，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所进行的上述“劳动”，至少是一种“非生产的必要劳动”，甚至可能是一种生产劳动：在它参与使用价值生产的限度内，它可以是生产劳动；而在它协调不同人的活动的限度内，它“非生产的必要劳动”。不过，私人所有者的这些“劳动”又都总是与他们利用对要素的所有权而进行的剥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素的私人所有者由非劳动的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收入是一种剥削，因为他们获得的这种收入不是来源于他们自己的劳动对社会所作的贡献；但是他们为了获得这种收入，也必须或多或少地作出某种努力，付出某些“劳动”，不过这些“劳动”仅仅是进行剥削的努力，其直接形式主要是将非劳动生产要素对使用价值生产所作的贡献居为己有。&nbsp;正当象刚刚指出的，推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原有涵义本身，就已经动摇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那么剥削问题已经是需要重新考虑的了。作者在此矛盾百出。劳动与剥削根本不是一个内涵而是相互冲突的两个事物，作者却以之为同一。即使把它们换个名词也无济于事，因为其内涵是无可更改的。 &nbsp;&nbsp;&nbsp;作者说： &nbsp;&nbsp;其实，在各种社会经济现象中，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形成最大挑战的是私人的储蓄。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当代经济学意义上的私人储蓄，它是私人家户收入中没有用于自己消费的部分。在现代社会中，私人储蓄最终可以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特别是机器设备等劳动资料。而这种“实物资本”的增加可以增加社会的使用价值即财富的生产。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话说，这是因为资本有“生产力”；而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这是因为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产资料的状况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从这个意义上说，私人的储蓄有助于增加整个社会的使用价值即财富，因而是个人在其劳动之外对社会提供的另一种“贡献”。但是这样一来，个人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就不仅仅是他的劳动。即使按照我们前边所说的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解，私人储蓄对社会的贡献也是与劳动价值论相冲突的。&nbsp;问题不在于冲突本身，而在于对劳动的狭隘理解。正是因为此，笔者才在之前发表了《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几点通俗评价》之后，又紧接着发表了相应的补充讨论，以着重确定劳动的内涵问题。 &nbsp;&nbsp;&nbsp;&nbsp;作者认为： 要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首先要消除对它的种种误解。在看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时，我们必须避开两大误区。避开了这两个误区，我们就可以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nbsp;&nbsp;&nbsp; 不是经验科学的命题，而是科学的社会观我们应当避开的第一个误区是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看作是一个经验科学上的命题，认为它正确地解释了某种经验上的事实。这个误区导致人们力图从经验事实上去论证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并且宣称劳动价值论说明了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价格围绕着什么中心而波动。 &nbsp;&nbsp;&nbsp; 实际上，这个理论误区本身就是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误解。马克思以自己的劳动价值论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运行，而正是马克思本人明确地指出了，当“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劳动决定的价值就会转化为生产价格，这种生产价格“是一个中心，日常的市场价格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变动，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围绕这个中心来拉平的”（《资本论》第3卷，第2篇第10章，198和200页）。这就是说，马克思自己承认，实际的经验事实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而波动，而不是直接围绕着劳动决定的价值而波动。&nbsp;&nbsp;&nbsp;&nbsp; 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本意。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以商品的价值为中心，一个是以商品的市场价值或生产价格为中心。（可参与笔者的另一篇文章：《关于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评价——，兼答辛先生》。） &nbsp;&nbsp;&nbsp;关于价值转型问题，作者说： &nbsp;&nbsp;&nbsp; 马克思本人坚持说生产价格只是价值的转化形式，“一切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的总和，必然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社会总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必然等于它的价值的总和”（《资本论》第3卷，第2篇第10章，193页）。这就是著名的“总计二命题”。为了搞清楚有关计总的这两个命题能否同时成立，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和拥护者后来进行了有关“转型问题”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对国际经济学界围绕着马克思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朱绍文先生在《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型”问题》（朱绍文，294－321页）一文中作了系统的总结。 &nbsp;&nbsp;&nbsp; 但是实际上，这个关于转型问题的争论并不涉及劳动价值论的经验科学性中的关键之点。即使象马克思所相信的那样，有关计总的两个命题真的能够同时成立，马克思本人也承认，现实经验上观察到的单个商品的市场价格毕竟是围绕着生产价格而不是劳动决定的价值波动的。而我们前边所列的公式已经足以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单个商品的生产价格不会等于其由劳动决定的价值。这也就是说，由劳动决定的价值不是现实的竞争性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围绕其波动的中心，劳动价值论并不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中价格变动的规律性的。&nbsp;如果我们认真分析马克思的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关于剩余价值的观点，进一步地，再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就可以发现，所谓的价值转型问题并不是一个数学命题，而是一个观念命题！ &nbsp;&nbsp;&nbsp;关于商品价值的讨论，作者说：&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章中，马克思用一个简单的推理，来论证生产商品的劳动决定了商品的价值：作为不同商品之间相互交换的比例，“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要化成一种共同的东西，各自代表这种共同的东西的多量或少量”，商品的价值就是这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它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而“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是因为“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而“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资本论》第1卷第50页）。这也就是说，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不同商品所包含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劳动的产品，因此商品的价值只能来源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 &nbsp;&nbsp;&nbsp; 马克思的这个推理是从商品交换的经验事实出发的，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对经验事实的一个解释。这一推理所使用的主要前提是，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有着质上的不同，而使它们可以相互交换的价值，对不同的商品应当是同质的。在这方面，马克思从逻辑上进一步发展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1篇第4章中阐发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悖论：使用价值大的东西往往交换价值小，而使用价值小的东西往往交换价值大。&nbsp;这是人们从狭隘的单位商品出发而产生的一个误区。人们的劳动过程从而生产过程不仅仅是表现为各个相互独立的单位商品，而更重要的是一系例的商品生产，从而当我们考虑某一生产过程时，其创造价值的大小，并不能仅仅以着眼于由于使用价值总量增加而单位商品价值下降，而应从总商品价值的增加（变化）来考虑。对于生产者来说，重要的是他生产了多少价值，而不是生产了多少使用价值从而单位商品本身。我们以作者所说的经验事实出发，那么，薄利多销这句商界名言恰恰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一旦出现了在总量上的交换价值的下降，那么这便表现为劳动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问题了，从而问题在于，这种生产过程究竟有多大的社会劳动的意义？显然，这必要涉及到一个价值评价的尺问题。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不足也正在于此！作者还说： &nbsp;&nbsp;但是，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以后不久，主流经济学内部就发生了著名的“边际革命”，主流经济学家们转而信奉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强调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边际效用，而效用不过是个人对商品的主观评价，边际效用受商品的稀少性影响。边际效用价值论也承认价值是不同商品都具有的共同的东西，但是它认为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不同的商品都具有主观上的效用。它实际上是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它的使用价值，但是通过把使用价值主观化为效用，它又把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化成一种共同的东西。再通过强调主观评价受商品稀少性影响，边际效用价值论就彻底消除了斯密所说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悖论。&nbsp;无疑，作者的上述判断是武断的。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效用论者否定劳动是价值的内容或基础。正像我在另文中所说的那样，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分歧在于谁是劳动产品的价值尺度，而不是谁是劳动产品的内容或基础本身。 &nbsp;&nbsp;&nbsp; 作者认为：&nbsp;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分析表明，通过把使用价值主观化，也可以消除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悖论，说明价格决定的经验现象，从而不需要使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价格决定上的经验事实。 &nbsp;&nbsp;&nbsp; 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经历了“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100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放弃了对抽象的价值概念的讨论。它完全用供求关系来解释商品的价格如何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供求相等时的均衡价格上。它以主观效用论来说明商品需求与价格的关系，而以生产费用来解释商品供给与价格的关系。它沿袭马歇尔奠定的传统，认为商品的价格在短期中取决于它的边际效用，而在长期中则取决于它的生产成本。按照它的说法，商品的长期均衡价格等于其生产成本，但是这个生产成本是“机会成本”，它包含了企业经营的“正常利润”。这种长期均衡价格使等量劳动得到等量工资，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因而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价格”。&nbsp;包括马克思的生产价格在内，这一切无非就是斯密的三种收入论（当然，由于斯密的重农主义思想的残余，从而使该观点是有着某种不足之处的），马克思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只是马克思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之。对此，马克思说：生产价格包含着平均利润。我们把它叫作生产价格，——实际上这就是亚·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李嘉图所说的‘生产价格’、‘生产费用’，重农学派所说的‘必要价格’，不过他们谁也没有说明生产价格同价值的区别，——因为从长期来看来生产价格是供给的条件，是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商品再生产的条件。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那些反对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的经济学家，总是把生产价格说成是市场价格围绕着发生波动的中心。他们所以会这样做，因为生产价格是商品价值的一个已经完全表面化的、而且乍看起来是没有概念的形式，是在竞争中表现的形式，因而是存在于庸俗资本家的意识中，也就是存在于庸俗经济学家的意识中的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2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作者说：&nbsp;马克思用它的这个经济学体系来表达一种科学的社会观，提供一种对社会进行批判分析的认识方法，而绝不是要论证一个价格围绕哪个中心波动这样的经验科学命题。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这样一种理解，是完全合乎马克思本人的原意的。 &nbsp;&nbsp;&nbsp;&nbsp; ……&nbsp;一旦我们知道了马克思的社会观和早年的思想历程之后，我们就会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坚持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坚持将生产价格看成是价值的转化形式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马克思要在《资本论》中论证的，不是各个商品的价格如何决定这样的经验科学中的规律性，而是一个科学的社会观。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评价的经济学体系，它以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评价单个生产者对社会的贡献，由此出发来说明社会的生产关系。&nbsp;这是一个十分荒唐而可笑的说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了大量篇幅讨论价值分配从而利润问题，而利润或者说平均利润，在马克思看来不过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离开了对商品经济社会的商品价格运动的规律性的研究，也就无所谓对利润问题的研究了，从而何谈关于商品经济社会的科学的社会观？不要忘记，至少马克思在哲学思想上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从而这么显而易见的社会现象在其进行的如作者所说的建立“一个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评价的经济学体系”时何以能够无视之？显而易见，与作者所认为的相反，作者此言恰恰曲解了马克思的原意。&nbsp;&nbsp;&nbsp; 关于生产要素与生产的关系问题，作者说：生产要素的所有制决定产品和收入的分配在有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我们必须避开的第二大理论误区是：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看作是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理论基础，为了给“按要素分配”的主张找理论根据，为个人获得非劳动收入辩护，而极力宣扬“资本、土地也参加生产、也创造价值”。这里说的“按要素分配”是社会产品和收入的一种分配制度，它使每个人都依据归其所有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土地等非劳动生产要素得到个人收入。 &nbsp;&nbsp;&nbsp; 其实，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是他主张在社会主义下实行“按劳分配”的理论基础。把劳动价值论当成实行“按劳分配”的理论基础，这是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误解，是把马克思当成了一个浅薄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强调生产要素的所有制决定产品和收入的分配，连主张非劳动收入合理性的萨伊等人实际上也不能否认这一观点。&nbsp;作者此言似乎是在向我们暗示着这样一个信息，即马克思是认为按要素分配是有其合理性的。在此，作者再一次曲解了马克思。马克思恰恰在抨击这种要素分配论！而认为这是一种剥削形式。马克思只是在重复前人所指出过的一种社会现象，但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对雇佣劳动者的一种剥削。 &nbsp;&nbsp;&nbsp;作者认为： &nbsp;&nbsp;&nbsp;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但承认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都参与使用价值的创造，而且实际上也承认非劳动的生产要素可以增加单个生产者（包括单个资本家的企业）所生产的价值：尽管它强调在不同的商品之间，决定它们的价值的只是其生产上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但是它也承认，不同的生产者所生产的每一单位同种商品都有相同的价值（在《资本论》中还把这种价值具体化为“社会价值”或“市场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不同的商品生产者有同样的生产函数，则在以同样的劳动生产同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中间，使用更多的资本和土地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生产者会生产更多的该种商品，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因为每单位同种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nbsp;我们要注意，形成市场价值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最初的对劳动者的剥削和瓜分过程。接着，作者进一步说：在马克思自己的论述中，上述情况被说成是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其“社会价值”或“市场价值”（《资本论》第一卷352－353、199－202页）。尽管讨论的角度不同，实际情况却很清楚：生产同种产品的企业中，有更多人均资本和人均土地的企业每人平均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也就是价值）。近年国内有一些学者力图据此来论证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但是他们不能否认，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不过是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承认每单位同种商品必定有同样的价值，承认非劳动的生产要素参与决定商品产量；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每单位商品的价值仍然仅仅取决于该部门平均的劳动耗费。 &nbsp;&nbsp;&nbsp; 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是事情的另一方面：即使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非劳动生产要素也会影响价值量的大小。情况越是如此，我们越有理由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马克思还那样固执地否认非劳动收入的合理性？仔细的思考会告诉我们，如果不承认非劳动生产要素归私人所有的合理性，光靠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生产性，哪怕是承认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也无法论证非劳动收入的合理性。&nbsp;笔者曾在另文中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为政治服务的，而非是为经济本身服务的。如果马克思承认了在他看来的“非劳动”收入的合理性，那么，马克思的既定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不存在了，从而，其政治目的的立足点也就不存在了。关于要素问题，作者还说： &nbsp;&nbsp;&nbsp;“要素报酬论”坚持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应当由这一类要素获得收入，其理由是这些要素也生产财富。在这样推论的过程中，它最喜爱使用的论点就是“谁生产的就应当归谁所有”。用这样一个论点来论证自己的主张，这是“要素报酬论”得到很多人支持的主要原因。 &nbsp;&nbsp;&nbsp; 可是实际上，“要素报酬论”在这里玩弄了一个逻辑上的花招。即使非劳动的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创造财富或价值的也是非人的、物的生产要素本身。按照“谁生产的就应当归谁所有”的原则，与此相应的产品和收入应当归物的要素本身——土地创造的财富归土地，资本品创造的财富归资本品。当然，这样一种分配方式不仅不可行，也绝不是拥护“要素报酬论”的人所主张的。他们所主张的，是由要素的私人所有者获取物的生产要素所创造的财富（或价值）。可是这样一来，他们就将“谁生产的就应当归谁所有”的原则，偷偷地换成了“谁的财产生产的就应当归谁所有”的原则。这是地地道道的偷换概念。恰恰是对于非劳动的生产要素来说，这两个原则是绝对无法混为一谈的。&nbsp;对于非劳动的生产要素来说，创造财富的生产要素是物，而不是人。它的所有者作为人，并没有创造财富，更没有创造价值。一块肥沃的土地可能对农业的生产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而它的主人——地主却可能不作任何事情，从而对财富的创造没有任何贡献。如果这些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也去创造财富，他们也只是作为劳动者而对生产过程投入了劳动这种生产要素。当他们把非劳动的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化作非劳动收入收归己有时，他们本人对生产自己所获得的东西并没有作出贡献。他们之所以能获得这些非劳动收入，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自己生产了与此相应的财富，而是在于他们所有的财产对财富的生产作出了相应的贡献，而他们自己是这些财产（生产要素）的所有者。 &nbsp;&nbsp;&nbsp; 由此看来，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将这一类要素创造的财富收归己有，靠的是自己的所有者权利，靠的是社会的法律和财产制度，而不仅仅是这一类生产要素能够创造财富。亚当·斯密就是这样看待地主从其私有的土地上得到的地租：“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象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要求地租”（《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44页）。青年时代的马克思赞赏地引用了斯密的这一类有关地租的论述，说它“证明了国民经济学把土地肥力变成土地所有者的属性的这种概念的颠倒”（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6页）。 &nbsp;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换言之人是能动的。没有人对要素的支配，何来要素的参与劳动过程？而把要素投入到不同的方向，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一显而易见的社会现实，难道还不足以使人们猛醒吗？要素分配不过是劳动分配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这种误区，一是人们对劳动的狭隘认识造成的；二是没有明确地认识到人的能动性问题；三是人们对什么是人们的需要，以及对不同需要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认识模糊问题；四是对所有权对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意义的认识不足的问题。由上述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把使用价值与价值简单地等同起来了，从而混淆了使用价值形成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而作者对所有权对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意义的认识，还是一种狭隘化的，他说： &nbsp; 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本身有最强的动力去发挥两方面的有益功能：“监督防偷懒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这就是他们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是光有强烈的动力而没有足够的能力，也不足以保证他们很好地发挥这两种功能。不仅如此，这些要素的私人所有者要想履行这两种有益的功能，还必须付出相应的“劳动”（或努力），而这些“劳动”又都总是与他们凭借对要素的所有权而进行的剥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了这种剥削而进行的。这样，非劳动生产要素私人所有者本身之所以能发挥积极作用，完全是因为他们付出了努力或“劳动”，只不过这种劳动是为他们的剥削目的服务的。这些要素私人所有者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并没有超出我们理解的劳动价值论的判断。&nbsp;作者还说： &nbsp;&nbsp;&nbsp;人们在争取成为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时所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主要通过他们将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而发生。其它成为私有者的途径，如盗窃、掠夺、欺诈，对社会多半起着破坏的作用。本文的第一部分指出，私人储蓄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由此增加财富的生产，从而成为个人在其劳动之外对社会提供的另一种“贡献”。为了鼓励人们作出这种贡献，就需要储蓄者得到储蓄形成的资本的边际产品，由社会的产品中得到相当于资本利息的收入。但是这样一来就证明了利息收入的正当性，从而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冲突。&nbsp;为了实事求是地承认个人储蓄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和某些利息收入的合理性，我们似乎应当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出重大的修改。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把个人储蓄看作是为社会生产所“必要”的，把利息性的收入看作是“非生产的必要费用”。&nbsp;评价个人储蓄可以实事求是，难道评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不可以实事求是，就一定要修正其原意吗？既然已非马克思的原意，就不要再打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旗号，这样，只能是修正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 &nbsp;&nbsp;&nbsp; 毫无疑问，目前抱着这种修正主义态度的作者大有人在。我们应当思考，人们何以一定要修正马克思的原意，而不是实事求事地明确指出其存在的种种不足。从而面对之？有一位网友说得非常好，大意思是，一些人所谓的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创新和发展，不过是对其原有意思的重新解释的创新和发展，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髓的创新和发展。这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nbsp;&nbsp;&nbsp; 当有人打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旗帜时，唯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对正确的某些方面，即其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固然在其价值理论中忽视了这些东西，但如果我们果然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真正出发点，而不是仅仅囿于其某些结论或其为最终的人类幸福而寻找前进的道路的形式上的主张，那么，我们就应当勇敢地抛弃一切已经被实践及理论证明是不正确的东西。这才不负马克思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坚持和发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某种特定的形式或工具，而是他为所向往的人类的普遍幸福而努力探索的那种精神。我们应当记住这样一句话：知耻近乎勇！对于曲解马克思的观点者，难道我们果然认为他们是智商低下吗？不！情况决非如此。毫无疑问，这些人并不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实用主义或利已主义者，从而是修正主义者！注：左大培：《重新理解劳动价值论》文章引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局网文联播2007-12-4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5 18:53:2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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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价值论左大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论国富论研究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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