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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个房地产业者声言他“只为富人盖房”。这番话立即招来一片谴责。这话讲得是难听，但仔细想来，其实为社会福利或公益目的而建房本是政府的责任，对民间商人而言这样要求他们显然是做不到的。为慈善而建房的商人可能有，但对于绝大多数房地产商来说，盖房就是为了盈利。为富人还是为穷人盖房并不是一个问题，哪怕是为穷人盖房，一般说来也要赚钱的，不大可能是给穷人搞慈善。而到底是赚富人的钱还是赚穷人的钱更合乎道德，恐怕也不那么好定论。如今社会上对某些房地产商(不是房地产业)的主要抱怨是商业信誉不高，欺诈圈套不少。而更严重的是官商勾结，强迫拆迁，圈地生财，侵夺民权，地、贷循环，空手套钱。公众对于中国的超级富豪高度集中于“房地产-金融”领域素有疑问，原因即在于此。这些问题解决了，社会对他们的基本要求也就达到了。
而“只为富人盖房”这句话真正需要人们思考之处在于：难道只有为富人盖房才能盈利？为什么？这方面有没有政府调控方面的责任？为什么所谓“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会大量投向一两百平米乃至更大的高档住宅？政府在仍然持有不讲价的对农民“征地”权的同时，对房地产商改行“价高者得”的竞价出售政策，由此扩大的财政价差收入拿去干什么了？是否以及通过什么途径来用于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因竞价而导致的“高地价-高房价”使穷人更难买房。在穷人需求被压缩的情况下，房地产商不“为富人盖房”还能怎么办？如果市场途径不能解决穷人住房问题(从国际情况看这应当说是很可能的)，那么政府应当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
纯粹就逻辑上的可能性和国际上的实践而言，城市化过程中下层市民的住房状况一般有下列几种情况：
穷人买不起商品房，政府又无力提供福利房，于是“不给福利给自由”，允许他们“私搭乱建”。由此形成的是“孟买式”贫民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城市中这是常见的情况。
政府提供住房福利，例如廉租公屋。这是很多市场经济国家稍有经济实力后都会做的。香港地区、新加坡是我们熟悉的例子。就连最发达如美国，也是这样做的。像纽约的哈勒姆、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区，这些也被俗称为贫民窟的社区与“孟买式”贫民窟其实截然有别，它们实际上是经过规划的廉租公寓楼群，建筑景观与配套设施应当说不差，但社会秩序与治安不良，仍有贫民区之名声。
仍是商品房，但通过政府干预帮助穷人购买。如批出优惠或免费地皮，规划低标准住宅区以降低房价、提供优惠贷款，鼓励支持二手房市场等。北欧一些“福利国家”早期多采取这种方式。
穷人团结起来在政府主动资助下，或经过斗争获得政府承认后，成立住房合作社，自行集资建房。以色列的犹太移民城镇是政府支持这种方式的典型。拉美一些大城市的“抗争社区”，如笔者考察过的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波斯科合作社区”等是争来的典型。但这种方式需要特殊的凝聚力，很难仿效。
最后是取消迁徙自由，设立准入限制，把城市列为拥有某种特许身份者的居住地。无此种身份的穷人不许进入，已进入者受到惩罚和驱逐。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做的，现在朝鲜等极少数国家仍然如此。
走向市场经济后我们已经逐渐告别了这后一种选择。但是替代的选择是什么？议论与试验很多，但总体考虑似乎还在举棋不定之际。
如今穷人既不能“私搭乱建”，政府又不能提供廉租公屋，低标准住宅有碍观瞻影响政绩不便“创收”又不被提倡，连二手房市场也因税收及手续等政策性障碍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你让穷人到底去住哪里？这个责任到底该“找市场”还是“找市长”？
实际上，住房问题是商品交易与社会保障相结合的领域。对于一般住宅和高档住宅而言可以实行市场化的供求均衡，但对于贫弱阶层而言，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而且据说还是实行并非“福利国家”的自由市场体制的典型“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把他们的住房问题推给市场的。对于我国的公共部门而言，在适合市场化的领域约束权力，不要“与民争利”；而在公共服务领域履行责任，不要把它推卸给“市场”，这两者都有赖于改革。当然，不能再重复那种“基本不成功”的改革。这就要求我们加快限权问责的进程，从两方面推进权责对应，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公共权力——公共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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