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陷阱”：GDP高速增长下的低国民福利

看看咱国家的统计年鉴，对比一下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投资超过储蓄的部分从那里来，为什么那么低的投资效率却能一直保持那么高的投资率，能没有问题么。

的确不错

 

纵使现有制度不做巨大的改变，而仅作渐进性改良，也有助于目前的国民福利的提高；

纵使不对经济制度进行改良，就仅仅改变财政税收信贷投资及社会保障的中心和重点的微调，也有助于目前国民福利的提高。

举个例子，对全体未参加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的国民（主要是农民和城市贫民），尽快无偿进行覆盖，就可以部分转移GDP变成国民福利。

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老是提“按劳分配”，把它当成教条；许多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则老是提“按边际贡献分配”，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天经地义的。

其实，他们都错了：收入分配主要依据地是这个社会的分配伦理。分配伦理不同，分配的根据和方式就会不同。

我信奉这样的分配伦理：每个人，都有从这个社会中无条件分享这个社会所能提供的最基本的福利的权利，这是他的基本人权，纵使他不能提供任何任何回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24 12:26:49编辑过]

这跟中国体制有关啊

情况很复杂，数字都在提高。。。

[转贴]文章提交者：atlas38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耗资千万的“世界一流”只是发展的幻觉      林金芳 （南昌大学教师 欧洲导报社供原创来稿海外首发）           位于苏北地区的灌云县作为省定经济薄弱县、省财政转移支付县，在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提出“打造世界一流亮化工程”。从2006年3月开始，该县耗资上千万元对全县200多个政府部门、单位，300余幢楼体进行整体亮化，当地部分干部群众对此议论纷纷。（《经济参考报》12月12日）          对于各种比拼“世界第一高楼”、“亚洲第一大校门”之类，民众的挞伐之声不绝于耳。然而，那又怎么样呢？这种浪费财力物力的举措，不但丝毫没有暂停、终止或反省的迹象，反而不断繁殖扩散和变异，甚至渗透到各个村落和小镇。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说，要禁止城市绿化建设中存在“高价建绿”、“高价亮化”等不良倾向。然而，政策有时真的出不了中南海，任凭中央如何“坚决”，某些地方政府依然我行我素，反正不是自己口袋里面的钱，现在不用，难道留着让下一届政府用？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等等。可是，在许多地方，却简单地把“发展”理解成了宽阔的大道、宏大的广场、漂亮的夜景以及不切实际的高楼大厦。政绩的冲动带来了“形象工程的冲动”，这种“幻觉”统领着很大一部分官员的思维。亚当•斯密曾说，发展的基本单位应该是人，只有个人的充分发展，才有整个社会的发展。可是，这个耗资千万的“世界一流”亮化工程却走向了反面。地方政府的这种“繁荣”，归根结蒂，只是一种发展的幻觉罢了。          这种耗资千万的“世界一流”背后，有一种强大的、高度集中的、无可质疑的行政威权。著名学者朱大可在《权力美学的三种标本》中写道，当下的这场城市化运动，省略了公民投票、专家评审、议院批准程序以及民事诉讼、艰难募集资金的过程，以低廉的征地、材料和时间成本，粗暴地制造出城市变脸的奇迹。“官员是诡异的魔法师，而权力则是‘点石成金’的魔杖。”确实，我们创造了奇迹，但在这种奇迹背后，我看见的只是强大的权力。          毫无疑问，这个耗资千万的“世界一流”亮化工程就是一种典型的“权力美学”。它试图让民众接受一种这样的理念：大尺度、大体量和大景观。“权力美学可以炫耀权力和资本的存在，但却与公民的幸福风马牛不相及。”景观灯亮起来了，树木绿起来了，人民走在宽敞的大道上，似乎觉得政府办了不少实事。其实，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财政幻觉”：纳税人只看到公共支出所带来的利益，却没有看到相应的成本。然而，幻觉终有醒来的一天，正如一场暴雨过后，街头“水漫金山”会暴露出市政建设只重其表、不重其里的弊病一样，人民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买不起房、养不起老，也会使这种“财政幻觉”像泡沫般一触即破。          事实上，这样的世界一流，我们还真不少。什么“世界一流区政府”，“世界一流金玉佛”，“世界一流鬼城”，有些地方，甚至还在争建“世界一流的喷泉”之类。这种不求成本、但求最“大”的精神是多么的“豪气”。然而，另外一个“世界一流”，则让我们无比汗颜：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资源的浪费，本来就是一种暴殄天物，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世界一流”，实为“中华之耻”。 □

秦晖：中国经济发展的低人权优势


     前年在哈佛，一个美国学者疑惑地问：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

    我对他说：按照你们的标准，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要追问统治者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这两种人在中国都被打压。但是，统治者也扶植他们需要的左、右派：他们需要“左派”为其扩张权力，需要“右派”为其推卸责任。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很得势。

    可见今天中国，不能用西方语境中的“左右”眼光来先入为主。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如此。

    今天国际学界、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国由于在“专制－非福利”体制下免除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中国的铁腕强权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表面“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激化：中国因素导致的资本流和商品流在自由国家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剧了劳资矛盾，在福利国家加剧了移民冲突，而在这两类国家都加剧了就业和公共财政困境。

    于是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全球化中“中国的竞争”势不可挡，它既迫使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水平，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还使得不发达国家在吸纳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然而吊诡的是：由于先验偏好和信息不全，各家都力图对“中国的成功”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同时它又以穷国快速发展的形象令第三世界艳羡。于是本来对现代左派和右派、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严重挑战的中国，却同时受到上述各方的称赞。然而称赞归称赞，由于上述“中国优势”不可复制（没有中国式的铁腕强权，任何国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实行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凯恩斯式的乃至社会民主的政策，都不可能这样来搞原始积累），而“中国挑战”又客观存在而且不可回避地日益严重，各方的对华关系从长远看都不乐观。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内部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 “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过去在 1989年后邓小平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他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以至据说一些领导人开始羡慕起经济凋敝而表面上政治却很“稳定”的古巴和北朝鲜来，要学习后者的政治高压。但是这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更严重的不稳定。胡温政府的另一个趋势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问题。然而“尺蠖效应”的机制不解决，只怕是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随着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国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国把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由于现行铁腕体制下中国内部不存在公平博弈，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竞争力”的抑制很容易被强势者向弱势阶层转嫁压力而缓解，因此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未必能像当年在日本那样改善贸易平衡。而压中国升值反而徒令一般中国人反感。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优势，而是“低人权”的优势。正是这种只要官商勾结就可以任意圈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国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显然，中国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专制。笔者反对专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从来不以“专制妨碍经济增长”为理由。事实上，专制“刺激”经济增长，在非市场条件下有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例子，在市场条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东欧“二度农奴化”使商品性农业大发展的例子，而美国经济史家福格尔的研究也表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不亚于、很可能还“优于”北方自由经济。但是专制仍然应当反对，这不仅由于其不人道，也由于这种“效率”的畸形。别的国家不说，中国今天靠“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中国一般人民又能得益多少？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帐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了。

    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也是我们中国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国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帮助中国改善人权，尤其是维护工农的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权优势”后，中国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官商勾结压制工农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

    那么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或许不能了。但是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那么值得维持下去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国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谐，而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