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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一场对抗庸人的文化战争
——读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眉睫
当我开始反思知识分子的自身价值与命运时，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关于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引起我相当的兴趣。去年九月，又发现新上市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自此爱不释手，进行为期半年的研读，并关注此书的评论、介绍情况，令人奇怪的是本书尚未见到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书评，能够全面推荐给读者并给以深刻的洞见。这一册小书，我是无法猝读的，而是分多次啃完，一字一句地啃，这在我不长的读书史上是一次罕见的较量。
全书甚薄，共分作六章，外加叙述写作由头和经过的《前言》、阐明全书基本观点的《绪论》以及《参考文献》，另有译者戴从容先生的《译者序》置前。戴先生在序言中说：“如今，真理、知识和道德价值越来越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而是代表着持有者的立场；知识分子也不自觉地不再充当普遍真理的代表，而是特定群体或特定身份的代言人……富里迪在这里描绘的这些现象，虽然是英美发达国家学术和文化世界的情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情形在中国同样存在，或者已经露出端倪。”同时译者早年即已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于是适时地欣然地完成了翻译此书的任务。可以说，此书的问世，对于当代知识分子不啻是一枚思想上的重型炸弹，有着警醒和鞭策的作用。
在《前言》中，富里迪先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担忧：“一段时间以来，我深切感受到知识分子的迷失，并为此烦恼不安，这种感觉似乎困扰着我们文化机构、大学和专科学校许多人。”其实，这种困惑和担忧是近几十年来笼罩在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现在也已经在国内得到明显的反映和证实，大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专著日见其多）。于是富里迪先生开始了专门的研究，并得到学术界许多朋友的支持，同时自然也有许多不解、愤怒乃至阻挠，这在《绪论：穿越庸人之土的个人旅程》中可以找到实例。富里迪先生从自己一篇名为《如今大学起什么作用？》一文谈起，探讨了当今校园中学术刺激与挑战的相对缺失，大学生对大学生涯深感厌倦，许多学生可以在大学里呆上一年而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揭示出查尔斯·克拉克对“学者追求真理”的嘲讽所蕴涵的庸俗学术风气。米歇尔·福柯则声称并不存在真正普遍适用的真理，许多学者开始不断声称“并没有真理这类东西”。这类冷嘲热讽的态度得到一种共同看法的支持，这一看法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发现真理的可能性，这样真理很少被当作客观事实，而是常常被描绘为主观见解的产物，与其他同样令人信服的观点相抗衡。这时，富里迪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真理被降格为主观的看法和阐释，它就不再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同时，失去真理作为内核的知识也变得没有意义，而成为一种可以贩卖和再生产的特殊商品；而作为真理化身的知识分子也因“真理地位的降格”而开始衰落。这种衰落可以从两种不同意义加以理解。既然“为思想（真理）而战”的传统知识分子已经死亡，作为职业化的当代知识分子只能从强大的主人公变为迷失的灵魂，这些“迷失的灵魂”一面维持自负的颜面，一面又怀疑公众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而不断炮制媚俗文化。另一面，知识分子失去固有的中心地位，而开始丧失许多其他方面的待遇。这些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有着明显而具体的反映。“在一个真理变得如此难以捉摸的环境里，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传统区分丧失了意义。杰出的作曲家乔治·本杰明与流行歌手诺埃尔·加拉格尔都是一流的音乐家。”而在中国，享有民族魂之誉的鲁迅与搞笑巨星周星驰可以一起当选为中国十大文化偶像。富里迪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职业化和工具主义，“一旦启蒙传统赋予知识的特殊地位失去了可信性，就很难赋予学术和艺术活动任何特殊和本质性的意义。这类活动被当作职业，在性质上与其他职业没有差别。”而实用的工具主义则使文化弱智化。面对这些变化与错位，富里迪并没有指责和抱怨公众，反而是批判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庸人悲观主义态度和工具主义态度，呼吁“优秀标准”、“最高标准”。在《绪论》末尾，富里迪阐明了本书的写作目的。
在接下来的六章中，富里迪花费大量篇幅就以上观点进行深层次解说、阐释、论证。从第一章《知识分子贬值》开始，富里迪指出“文化生活平庸化的一个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变成特别不重要的人”，并从历史的角度简要分析了知识分子并不是第一次被视为“社会中软弱的成员”，这一现象以及“最后的知识分子”论题的出现反映了知识分子被普遍疏离，缺少对社会的群体影响。富里迪把知识分子衰落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对学术生活的影响”、“学术生活制度化职业化”、“媒体力量的增强”以及“行使意志自由的公共空间遭到侵蚀”。使得知识分子异化的力量不仅使知识分子的地位发生改变，也影响着“社会与知识之间的不安关系”，人们对启蒙传统的理性主义的否定态度。一些学者甚至指出“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不确定正是由知识的增加造成的”，质疑了人类的认知潜能。由此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让位给了实用主义和一种明显的对待生活的工具主义态度。这是第二章所提出的问题，紧接着，作者在第三章《弱智化》中指出在强大的文化压力下促成了一种衰弱无力的知识，这时政治的讨论水准也日益下降，一个事实是美国总统演讲水平的下降，使用的词汇级别逐渐降低。讨论的地位越来越低，更降低了社会对智力升华的尊重，一些深刻的争论者往往被斥为顽固、“扮演上帝”、自以为是。书中最后三章是《社会改造》、《媚俗文化》、《把民众当儿童》是对《弱智化》的展开，大量低能的娱乐性质的文化泡末产生，甚至是对古典文学艺术的粗浅改版，一个实例是2003年9月洛衫矶古典实验剧院推出一系列适合观众的莎士比亚戏剧，对莎士比亚剧作进行简单化处理，并打出招牌“谁害怕莎士比亚”。表现在中国就是一些泡末剧的流行，大量古典文艺的所谓“现代版”制作，一些不中不外不伦不类的穿着“古装？”操着现代汉语的“艺术形象？”遍布影视屏幕。
如同一本社会科学的教材一样，全书最为重要和精当的部分是绪论，而不是分论本体部分。全书脉络清晰，叙述清楚，警句频出，值得称引的随处可见。也许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对身份意识的迷茫和困惑，抑或对正在失去的“文人议政”、“为民请命”、“为真理殉身”的古老传统的惋惜和痛心，此书一经传到中国，仿佛刺到一些学人的痛处，于是《文汇读书周报》《文汇报》《信息时报》《中国图书评论》等纷纷发表书评、书介予以介绍，可惜大多草率简略，甚至单纯围绕知识分子衰落和庸俗化展开，表示一己的愤慨，而没有看到富里迪对这一现象的整体把握以及本书的写作目的：“本书并不是哀悼学术生活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旨在对我们当前着手发展思想、教育民众和塑造新型公众的方式展开研究，对当代教育和文化政治的反民主根基和保护主义根基同时提出质疑，即把大众参与与描绘为无法与保持优秀标准和谐共存。庸人工程保护大众，把民众当作需要保护的儿童，防止他们遇到令人不安的文化和思想的挑战，本书的观点是，真正地扩大公众参与的前提条件是向民众提供社会所能给出的最高标准。”而其他一些书评给人的感觉是蓄意介绍危言耸听，片面强调知识分子的衰落，大众的庸俗化，表达书评人自己的哀怨和理想。例如有人说：“富里迪对知识分子从公共视野中消失的情形感到愤怒和不解，他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对知识分子而言是最大的亵渎和损害”，“知识分子的贬值和知识演变的趋势让弗兰克·富里迪深感伤心，他不能容忍庸人主义主宰这个世界，他不能接受一个轻飘飘和苏小小认乡亲的生活方式，他要以笔为枪，和眼前这个无形之幕战斗，以古希腊以来多少世代知识分子参与建构的理性价值，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他试图重新为知识分子找到当下的角色坐标”。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弗兰克·富里迪著 戴从容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
作于2006年2月20日
原载《学位》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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