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茨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美国麻省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一、引言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分析中,利润率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用剩余价值与工资的比率来解释利润的来源,这一点与新古典主义的观点不同。新古典主义把利润看作是一种收入,它是对由资本家产生的负效用的补偿,同时也是对资本家提供商品效用的一种回报。在新古典主义观点中,对利润的追求促使了扩大的边际利润和边际成本相等的均衡;而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中,资本家的利润是永无止境地追求“以无换有”(something for nothing)。这种对利润孜孜不倦的追求,也解释了资本主义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包括对积累的动力、社会的商业化以及对帝国主义统治的追求。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关心的是利润率,也就是利润所占资本的比例。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中,利润率占据着重要地位,这尤其体现在两个危机趋势(或危机理论)中:第一个趋势是由于有机资本构成的提高而导致的利润率的下降;第二个趋势是由于劳动力储备的减少而导致的“利润榨取”的减少。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文献中,诸如消费不足和比例失调等理论并没有考虑到利润率的变化。
1979年,托马斯·韦斯科普夫的一篇论文提供了一种用实证主义方法,以区分在某一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基于利润率变动的关键危机趋势。这种方法将利润率分解成不同部分,每个部分代表某一特定的危机趋势。要确定哪个危机趋势是主要的,需要去检验每个部分中的序列,以决定是哪个部分的变化影响了全部或者至少大多数危机中的变化。一些基于韦斯科普夫的方法论的变体,近年来被一些马克思主义分析者广泛使用。韦斯科普夫的方程中包括了一个与实现问题有关的危机趋势(总需求不足)问题,其中,产能利用率代表消费不足的危机趋势。也就是说,如果在危机之前,发现由于产能利用率下降导致利润率下降,那么这个危机就被解释为由消费不足的危机倾向所导致的。
本文认为,分析危机理论的一般方法,不应从利润率开始,而应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循环的框架开始。虽然一些危机能被危机前出现的利润率的变化所解释,但不能解释所有的资本主义危机。如今,对于始于2008年的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尤为重要。本文认为不应该仅从利润率不足来解释此次的经济危机,而要从资本循环这个更大的框架下来解释。
本文认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SA)关于经济危机的分类法,即经济危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商业周期衰退,第二种是结构性危机。第一种危机可以在不改变当前资本主义结构(即SSA)的情况下得以解决。第二种危机是由于目前的SSA和资本积累过程之间的矛盾导致的,所以不对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创造出一种新的SSA,是无法解决的。当前的经济危机恰好是后一种类型,即是当前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本文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不同的SSA之间的差别意味着不同的SSA瓦解过程和不同的SSA危机原因。
本文第二部分用资本循环框架来分析两种不同的危机,其中一种危机是因为剩余价值的创造问题,第二个则是因为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部分分析了美国20世纪70年代和当前的两次结构性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利润率变动的作用。第四部分分析了最近两种不同的SSA,分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监管的资本主义SSA和新自由主义SSA。第五部分分析了美国最近两个SSA的危机,并指出了为何利润率变动在第一个危机中是主要因素,而在第二个危机中却不是主要因素。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资本循环、利润率与利润实现问题
对于分析积累和危机的所有框架而言,资本循环无疑是最全面的框架。这个框架由马克思发明,由M—C—C'—M'的标志来代表。这一共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是用货币资本(M)与生产资料(C)的交换,但是其中价值不变;第二步是生产过程,即生产资料转化为新的商品(C')的过程,由于存在剩余价值,这会使新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资料的价值;第三步也就是最后一步,是最终产品与金钱交换的过程(M')。马克思主义将其看做剩余价值在最终产品中的实现。
资本家利用积累(即用剩余价值来扩大资本)以期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然而,把资本家看做一个整体的话,剩余价值并不总是在于积累——积累与否取决于实际情况。在资本循环中,有两种可能会导致积累受阻。第一种情况存在于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即在第一步与第二步中,资本投入减少可能导致剩余价值的减少。这样一来,利润就会下降,而当利润下降到一定程度,资本家就宁愿把钱放银行里也不愿投入生产,以此来等候获利条件的好转。
这种情况则出现在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如果把资本家看做一个整体,不能实现其所有的价值,那么就会产生两种结果:第一,利润实现率(即实现了的剩余价值与投入的资本的比例)可能会降到低于生产中的利润率的水平;第二,剩余价值出现实现问题,这本身就表明生产已经过量。这会导致资本家向下调整产量。这种剩余价值实现的差距,会引起售价和售量的同时下降。后者表明库房中仍有存货,产量应该调低。
仅仅关注利润率甚至是利润实现率来分析危机趋势,并不足以解决这种剩余价值实现方面的问题。剩余价值在实现中出现了问题,会导致利润实现率下降到低于完全实现时的水平,但是不一定下降得比前期的水平还要低。当处理剩余价值实现中的问题时,即使利润实现率不下降,资本家也会考虑减少生产。此外,实现问题所引发的利润实现率的下降总是伴随着由于存货过多导致的生产意愿不高。
因此,由于第一步和第二步出现问题而引起的利润实现率的下降,可能引发一场经济危机。但是,如果最初的问题出现在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那么危机是由它对生产/实现问题的积累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所引发的,而并非利润率的下降。
我们认为,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SSA而言,剩余价值创造中的问题,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结构性危机。因此,用利润率框架来探寻这次危机的原因就很合适。然而,对于新自由主义的SSA而言,问题在于剩余价值的实现,而并非创造,因此,用利润率来分析这种结构性危机,就是不合适的了。
三、两种SSA下的利润率
多数SSA分析专家认为,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SSA大约是从1948年开始推动积累过程的,而1948年正好是一个经济周期的顶峰。SSA专家普遍认为,SSA于1966年首次表现为利润率的下降(见图1)。故有一些专家将SSA经济周期的顶峰定在1966年,而其他专家认为1973才是顶峰,理由是1973年之后,宏观经济日益开始出现严重问题。从1973年至1979年,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都有增长趋势,而国际货币体系也更加不稳定,即使是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政策也未能缓解局势。并且,非农经济每小时的产出增长速率,只是从1948年至1966年的2.92%稍微降低到了1966年至1973年的2.46%,但1973年至1979年间下降幅度超过一半,达到1.14%(美国劳动统计局,2009)。1973年至1979年这个阶段,也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SSA危机的核心阶段。
图1 美国非财务公司经济利润率走势
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SSA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建的。新自由主义SSA的基本架构都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设定。1983年,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利润率也在1982年之后开始攀升(见图1)。其后又经历了三个经济扩张周期,分别发生在1982~1990年、1991~2000年和2001~2007年。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SSA是在2008年骤然出现危机的。
同时,图1也显示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SSA危机阶段出现与利润率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以及2008年之前利润率尚未显示出结构危机征兆这一事实。1966年以后,利润率急剧下降,但GDP仍保持快速增长直至1969年。通过观察从1965年至1981年的利润率峰值下降状况,可以看出长期衰退的程度。从1965年的峰值起,利润率在1965年至1972年下降了30.0%,而此后就是1973年开始的SSA危机的核心阶段。此后,利润率在1972年至1977年下降了9.2%,在1977年至1981年下降了18.3%。在整个1965年至1981年期间,利润率整体下降了48.0%,降幅相当显著。
此外,从图1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2008年前并没有发生这样的长期利润率急剧下降。再次使用利润率峰值比较的办法,利润率在1981年至1984年、1984年至1988年、1988年至1997年都在上升。引用2008年之前最近的两次峰值,即1997~2006年,利润率仅仅下降了8.3%。
图1表明了利润率在新自由主义SSA危机中,并没有起到像战后美国SSA危机中那样的关键作用。下面,我们对两个SSA及其危机进行分析,进而探索为什么利润率在两个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四、两种不同的SSA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积累结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积累结构通常被称为“监管资本主义SSA”,这是因为经济关系和行为受到严格监管,这些监管者不仅包括市场的力量,还包括国家行政部门、贸易工会和一些大公司。新自由主义SSA的特点是:市场的力量扮演了大部分监管者的职责,而这类公司和机构在监管经济关系和行为中的作用则相对较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监管资本主义SSA有五个基本特点。第一,近年资本—劳力关系是基于一项折中方案,该方案给予隶属工会的工人明确的权力和权利。第二,国家在经济中扮演了积极干预者的角色,这主要是通过制定政策推动经济增长,保持高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开展各种形式的业务监管,提供公共物品和转移支付项目来实现的。第三,资本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大公司间受约束管制又相互尊重的竞争。第四,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将金融业限制在为非金融业资本的生产性活动提供融资。第五,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混合经济”,它承认市场经济优越性,但同时也将一个积极的ZF和强大的工会看作是实现积极经济效果,以及避免如另一个大萧条一样可能出现的灾难的必要因素。
尽管可以通过列举一串机构名单来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SSA,但上述特征表明它们之间具有明确的关联性。这就是说,不同的机构间可以相互推动从而一起合作来促进积累的实现。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SSA的中心思想在于资本—劳力的折中,但这种社会积累结构连贯性的原则在于通过各种机构而非市场力量进行积极的经济关系和行为的监管。如果没有上述提到的特性,这种折中方案也许并不可行。
新自由主义SSA与以往的SSA不同:人们起初并没有认为这是个新的SSA。相反,许多SSA专家起初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是为将来新的以积极监管为基础的SSA而做的准备。然后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创造了—个连贯、持久的制度机构。这种结构表现出了促进资本积累的作用,而SSA学术界也开始转变看法,将新自由主义(或与之相关的制度如全球化)看做一种新的SSA。
新自由主义SSA也有五个基本特点。每个特点都或多或少地与之前监管资本主义SSA相对立。第一,资本试图完全主宰劳动力,并且在这方面越做越成功。第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经济舞台,这是通过放弃追求高就业率,撤销监管,加速私有化进程,减少公共用品供给以及消除或削减收入补贴项目来实现的。第三,资本关系转向大型公司间的自由竞争,价格战重新登上舞台。第四,金融行业日益脱离非金融行业,并通过频繁的资本操作来获取投机利润,而不是直接注资到生产活动中。第五,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外来的、升级版的自由主义,它宣扬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和市场关系,将国家干预看做对个人自由和经济效率的威胁。
新自由主义SSA也有连贯性原则,这是以牺牲其他经济监管形式获得的市场关系的扩张为代价的。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市场关系已经渗入了大量以前被排除在外的机构,包括ZF和教育机构。即使是原来由官僚主义统治的大型企业的管理结构也明显开始市场化,高层管理者的招募开始从外部市场上寻求企业高管,而非原有官僚机制下的内部晋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