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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与中国人民为敌呢？
——给老同学的信（33）
老同学：你好！最近看到黎阳的文章《最急着要灭亡中国的是中国的“普世公知”》文中说“今天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他们制造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又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需要灭亡中国。”从文中看普世公知们大多数都是市场经济学家们，所以我认为，应该用市场经济学家们来代替普世公知比较好！这个判断应该这样说：“今天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市场经济学家们顶层设计出来的，他们制造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又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需要灭亡中国。”这样，“谁不赶快灭亡中国谁就混不下去，谁就必然最急着灭亡中国。”
文中大量列举了经济学家们的论点，这些论点都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例如，“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厉以宁);“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樊纲)。吴敬琏说：“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厉以宁说：“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去打工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庭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公平!”“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吴敬琏说：“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不同、机遇不同，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我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 根据厉以宁的定义，“贫富悬殊”仅仅是统计方法不同造成的现象差异：“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厉以宁说，中国没有穷人，只有“待富人”(用当年被鲁迅痛斥的梁实秋的话说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既然根本没有穷人，那当然根本就没有什么贫富悬殊、贫富对立。刘吉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懈可击。”易纲说：中国不存在贫富悬殊问题，只存在“贫富差别暴露”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关注贫富悬殊，全怪一些傻瓜经济学家大惊小怪、无聊媒体没事找事，一群笨蛋搅臭了一锅汤：“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唤起民众对贫富不平等的抱怨，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厉以宁);“学界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现在的所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听上去好像有道理，其实是在蛊惑人心，中国要解决医疗保障问题，国家肯定要破产”(李剑阁);“春运票价不上浮不符市场规律”、“春运价格的浮动是必要的”、“反对春运火车票不涨价”(吴敬琏);“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张维迎);“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要涨”(茅于轼);“共同富裕观是代表落后的，反动的”、“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合同法》。这个《劳动合同法》不仅要改，而且要赶快改，再改迟了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刘吉);“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郑必坚)等等等等。
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经济学家们要说出这些与人民为敌的话呢？我认为不是他们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而且象吴市场、厉股份等都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产品经济，他们如果真的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我想他们就无立足之地！他们之所以说出令中国人民毛骨森然的话，只是因为仅仅是因为，他们为顶层设计了用钱赚钱的市场经济制度！设计了农民独立的小块土地的赚钱的商品生产制度，设计了各种工业企业独立自主的自负盈亏的赚钱的商品生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他们的上述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工农业生产的赚钱的经济发展过程的！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之所以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根源就是，他们根本不理解正是他们设计的赚钱的经济制度、体制，造成了他们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结果！所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实话实说，并没有说假话！
劳动者2013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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