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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往往表现出更多地以自我为中心、更少的合作行为，且不擅长与同龄人之间的交往。此外，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其他个体性格特征上（自控能力、情绪化、性格开朗程度、风险意识等）的差异，也有很多相关的讨论。
自20世纪70年代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社会也越来越关注独生子女问题。通过日常的观察，人们发现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往往表现出更多地以自我为中心、更少的合作行为，且不擅长与同龄人之间的交往。此外，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其他个体性格特征上（自控能力、情绪化、性格开朗程度、风险意识等）的差异，也有很多相关的讨论。
但是，以往的这些讨论和研究大多以经验观察和问卷调查为基础，所能得到的关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两个群体之间是否存在差别的结论，多为研究者或被调查者的主观判断，且不能回答导致这一可能差别的具体原因；而要对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现有结果这一问题进行科学解答，需要能对变量之间因果关系做出定量检验的研究方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是通过实验被试的招募、实验过程的设计、实验数据的处理，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的条件下，来研究某一变量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此外，实验中被试的行为决策将直接与其最后所获得的实验收入相关，这一设计也更能诱导出个体的真实偏好。2013年2月，Lisa Cameron等人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论文，便通过开展一系列行为实验研究，分离出了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一起成长对于独生子女的性格和行为所造成的内在影响。
研究组以1979年（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为节点，招募了分别在1975、1978、1980、1983年四个年份出生的被试，各占1/4，根据被试在独裁者博弈、信任博弈、风险博弈、竞争博弈等经典行为博弈实验中的决策选择，可以看出被试在真实物质诱导下的利他行为、信任行为、可信任行为（Trustworthiness）、风险意识和竞争性等行为偏好，进而得到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后出生的两组被试之间在实验数据上表现出的差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实验中特殊年份出生的被试选取，避免了其他相关变量对实验结果的混淆，如四个出生年份被试之间的年龄差别不大，且均已成年，因此，年龄并不能解释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后两组被试实验数据的差异。尤其是1978、1980年两个年份出生的被试之间几乎没有社会经历上的差别，市场化改革、高校扩招等国家重大政策造成社会外部环境的改变，也不会对这两个群体造成有差别的影响。
由相关性分析可知，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后两组被试行为数据的差异，实际上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的行为数据差异存在显著相关性。据此，作者进一步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前、后）作为独生子女（或非独生子女）这一内生性变量的工具变量，如此可排除家庭背景因素的干扰（选择独生子女模式的家庭背景与选择非独生子女模式的家庭背景本身可能会存在一些内在差别），从而赋予两个群体子女各自不同的外部影响。作者通过相应的计量统计方法，利用得到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后两组被试的实验数据，在控制其他个体社会特征变量的情况下，最终衡量了从小没有兄弟姐妹一起成长对于独生子女日后行为养成的影响，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所谓内在差别。
数据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独生子女相较于非独生子女，确实表现出更少的信任行为和可信任行为，且更不愿意冒风险，更缺乏竞争意识。研究组还组织被试在实验完成后填写相关的调查问卷，以全面考察被试的性格特征、父母对子女性格及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独生子女群体相比非独生子女群体往往更加悲观、更没有责任心、更加情绪化。独生子女的父母相较于非独生子女的父母，较少向子女灌输亲社会的价值观，如相互信任和利他行为，但常教导子女要节省。这一研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科学回答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是否存在内在差异的问题，还为如何利用实验方法剔除其他相关变量的作用、研究以往国家重大社会政策（如市场化改革、高校扩招等）对利益相关人的行为偏好是否造成影响，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思路。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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