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byron_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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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染上日本病了吗?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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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ron_ys 发表于 2008-1-28 19:28:00 |AI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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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存在股市泡沫,而且与日本当年的股市泡沫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未来的下跌应当是一种调整,不是日本式的股市泡沫大崩盘

       近来,关于日本上世纪90年代股市泡沫与中国证券市场的比较,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创下6124点之后即掉头向下,经过几次下调盘整,到12月27日的5308点,已下跌了800点左右。中国股市真的像有些论者所说,越来越像日本1989年股市泡沫的鼎盛时期,已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吗?

「股市泡沫与大萧条」
       日本股市泡沫给日本经济带来的灾难性结果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第一个交易日即1月4日,日经指数开始暴跌,在当年10月跌破了2万点,不到10个月间,跌到1989年年底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历史最高峰38915点的一半。13年以后,即2003年4月,日经指数更是跌到7601点,创下了近20年来的最低。
       股市暴跌很快蔓延到了房地产市场。不到一年时间,日本房地产市价平均下跌三分之一以上。为质押贷款提供大量融资的银行出现巨额不良资产,据估计超过100万亿日元。不少银行资不抵债,不是破产就是合并,出现严重惜贷,银行系统出现严重系统性信用危机。企业面临负债和不景气的压力,赢利能力急剧下降,曾富有竞争力的日本企业,市场竞争力明显下降,不少企业在泡沫崩溃之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下,失业率急剧提高,个人收入下降,导致消费和企业投资下降,日本出现极其严重的混合性经济危机,即由资产泡沫导致的金融系统失调和供求关系失衡引起的经济倒退同时发生。至今,日本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给中央和地方财政留下了800多万亿日元(是目前日本GDP的1.6倍)的严重债务而不能自拔。围绕如何解决日本经济危机问题,日本政坛出现了激烈争议,上世纪90年代以后,更换了十几位总理就是日本政治出现混乱的象征。曾是发达国家中成长最快、贫富差距最小、令世界瞩目的日本,几年之间一落千丈、萎靡不振,大大削弱了国际竞争力。
       中国股市会不会像日本股市一样大崩盘?万一出现大崩盘,已经和当年日本股市一样市值超过本国GDP总额的中国股市,会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大萧条?要想了解这一点,不能不分析日本经济泡沫形成和崩溃的原因。

「从广场协议到降息」
       关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研究汗牛充栋,一般共识是日本经济发生逆转的导火索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
       二战后,日、德两国的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发达国家的佼佼者。尤其是日本,在“贸易立国—出口导向政策”的指引下,日本企业大量生产及出口以家电、汽车等消费品为首的各种“物美价廉”的产品。进入80年代,日本制产品(Made in Japan)已充斥世界各个角落。日、德出现巨大贸易顺差的结果是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而美国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日、德两国的汇率一直压制在不合理的低水平上。
       1985年9月,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的G5财长会上,美国为此牵头通过了实质上要求上调日、德两国货币汇率的决议,以达到贸易逆差国收支平衡。广场会议前夕的日元对美元汇率是242∶1,决议公布后,日元急剧升值,半年以后(1986年2月)到了180∶1,到两年半以后(1988年1月)则升值一倍,达到120∶1。
       日本政府因担心日元急剧升值带来的外贸环境恶化,为提高国内消费和投资,于1986年1月,当日元对美元汇率冲破200∶1大关时开始降息,央行贴现率从原来的5%调到1987年2月的2.5%,资本流动性指标M2+CD年增长率也从1985年的3.5%上升到了1989年的6.5%。
       遗憾的是,在当时潜在GDP增长率为5%左右的日本,由于降息而出现的大量资金,主要没有流向消费和实体投资上,而是流进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形成了巨大资产泡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元的升值既没有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也没有改善日本的贸易顺差。原因是虽然日元汇率提高压制了日本对外出口数量,然而由于日元升值效应,尽管进口数量提高,进口金额并没有上升,结果,日本日元计价的贸易顺差比过去还要大得多。对美国而言,事态更严重,以美元计价的顺差变成日本日元计价顺差的两倍!大量贸易顺差获得的外汇在换汇到日元过程中,加剧了资金流动性过剩的形成。日本对美国出现贸易顺差相对平稳是另一个故事,即汇率相对平稳后,发生在以汽车为代表的日本制造业为回避贸易壁垒和汇兑损失,加强对美直接投资建立大型生产基地之后。

「市场结构与政府失策」
       以上是日本上世纪80年代出现泡沫经济的基本原因和过程,但与中国股市做比较时,其他因素也不能忽视。
       首先是金融自由化。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政府接受了里根政府为解决因美国对外赤字出现的金融市场资金供给不足问题提出的强烈要求,取消外汇“实需原则”,实现了汇兑市场全面自由化,并全面开放了股指期货、可分离债、海外发行证券等各种新型衍生和国际化产品,而这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给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崩溃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工具。
       其次是上市公司发行大量证券筹资。随着股价大幅上扬,日本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越来越多。1985年之前,每年的股权融资约为4万亿日元左右,从1986年开始急剧上升,1989年竟高达到26万亿日元,这一年筹资总额达到了从1980年至1986年七年的总和。这些筹到的大量资金,与其说是投放到了主营业务,不如说是到股市、房市,使资产泡沫吹得更大。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1989年发行的证券中很大部分是“成本低廉”的在海外发行的可分离债。股市泡沫崩溃后,这些债券由于股价大跌无法转换为股票,权证绝大部分终为泡影,只给企业留下了巨额负债。
       第三是银行的作用。金融体系是一国经济的血脉,银行则是调动血脉的心脏。由于日本大企业纷纷利用“廉价成本”的直接融资渠道,银行开始寻找新的融资方以保证银行的收益,其结果增大了风险较大的对实际资金需求不大的中小企业融资和房地产质押贷款业务。这些资金最终也流向了股市和房市,在低利率政策和股价、房价不断上扬的情况下,银行通过自身的“乘数效应”,向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可以说,银行是日本泡沫经济的“罪魁祸首”,后来也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第四是日经225股指期货的出台。股指期货投资者一般是在现货与期货之间进行套利交易中获得“稳定收益”的。因此,只要市场在变化,有套利空间做交易,一般不会注重股市的基本面。在1988年、1989年,美资投资银行,尤其是所罗门兄弟公司大量买现货卖期货进行套利交易,使日经指数抬得很高,而上世纪90年代第一个交易日,转而进行大量逆向套利,即卖现货而买期货牟取了暴利。这一套利交易成为日本股指90年代初股市大暴跌的直接原因。
       当然,这不是说要反对中国有序地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和推出新型金融产品,相反,我一直积极倡导中国利用海外成熟的金融工具丰富市场层次。但希望在开放的过程中,要充分分析各种利弊,不能只强调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否则,可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当分析日本泡沫经济时,无法回避日本政府的失策。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
       一是外汇政策。极其简单地屈服于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要求,无原则地提高本国汇率,造成日本经济的混乱。
       二是降息时只注意CPI等物价指数。1986年初开始降息并长期实行低息政策时,当局主要关注了CPI等物价指数处于非常低而稳定的水平(如CPI指数1985年、1986年分别为2%和2.3%;1986年、1987年、1988年均低于1%),忽视了股市、房市等资产涨价而对经济秩序破坏的因素。
       三是应变能力差。日本政府往往受到来自外国的压力或市场的压力后,才逆来顺受被动地考虑对策,而这样出台的政策也往往是补救式、缺少理念和系统性的政策。战后曾是比较成功的日本“政府主导型体制”,无法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是造成应变能力差的结构性理由。

「中国镜鉴」
       相较日本教训,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着股市泡沫,且与日本当时股市泡沫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一,有很高的储蓄率,长期采用低利息政策(实质利率呈现负数);其二,巨额的贸易顺差,史无前例的外汇储备;其三,低利率政策和外汇储备加剧了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其四,随着上市公司的IPO、再融资的加速,上市公司不少盈利来自投资收益(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盈利中估计有三分之一来自投资收益)。
       然而,如果要分析中国会不会出现日本式股灾,更要关注两国经济的不同之处:其一,汇率制度。日元汇率急剧升值,是造成泡沫经济的起因,而中国的外汇制度很稳定。换句话说,日本资产泡沫崩溃短期内出现大量资金外逃(主要到德国)现象,在中国很难出现;其二,中国与日本的发展阶段不同。日本的泡沫经济是在日本经济处于潜在成长率5%左右的成熟时期发生的,而中国目前仍处于高成长时期,即使出现“泡沫崩溃”也相对容易克服;其三,中国目前股市的平均动态市盈率是在40倍左右,还没有像日本股市泡沫高涨期70倍那么高。虽然各国的资金成本等因素不同,不能简单比较,但笔者认为中国现阶段股市相当于日本出现泡沫期的第二年(1986年年中)的水平。
       基于上述理由,如果中国股市出现进一步下跌,应当是一种调整,不是日本式的股市泡沫大崩盘。
       在笔者看来,近期中国股市走势仍以调整为主旋律。首先,消费物价指数等各种经济指标均呈现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并有序地调整人民币汇率。有人认为,中国股市与利率变化无关。这是完全的误解。2007年12月25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预计将抽走市场3800亿元的基础货币,进而减少约五倍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虽还需要看经常收支顺差及资本账项顺差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连续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紧缩政策,对股市、房市的效应决不可低估。
       其次,在加息等宏观调控下,2008年房地产、银行、证券等利率市场敏感性上市公司利润增长将会减缓,如房市价格有较大幅度下跌,对经济方面的影响就更大。
       其三,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还不够明朗。假如美国房市进一步下跌进而严重影响消费市场的话,中国对美国出口不可能不受较大影响。从上述围绕中国股市的环境来看,未来走势是不容乐观的。
       谷底在哪里?最坏不能排除跌到3500点左右的可能性。一方面,从上市公司明年盈利基本面估值来看,是个较合理的价位;另一方面,目前基金公司平均持仓量已到80%-90%,如股市进一步下跌,股民要求赎回基金,基金只能抛售持仓股票,加剧股票价格螺旋式下跌,带动其他投资人抛售,尤其在基金余额占流动股票近40%的今天,其动向不可不察。
       当然,这是政府不干预市场(包括各种利好政策)为前提的预测。但即使跌到或跌破3500点大关,我仍然认为,中国股市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近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出现空前顺差,通过股份发行上市,银行体系有了质的变化,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大幅度提高,等等,都对股市出现调整后相对较快复苏提供了重要条件。退一步说,即使出现大崩盘,也应该更像日本1965年的证券危机:基金在股市中的比例、外汇管制、经济高速度增长,甚至奥运效应等,中日存在许多共同之处。1965年,日本“证券萧条”虽然导致了当时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山一证券的实质性倒闭,但经过两年的时间基本脱离了谷底。
       总体而言,中国股市在2008年即使出现更大的跌幅,也仅仅是一次调整,而不是日本股市泡沫式的大崩溃,中长期仍然应看好中国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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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股市 日本病 国股市 日元对美元汇率 广义货币供应量 中国 日本 股市

沙发
bewithjessie 发表于 2008-1-29 13:04:00
之前读过一篇报告,说是本币升值期间“古今中外”的股市都不会跌,读完了总有那么点因果倒置的感觉。
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

藤椅
gaowq 在职认证  发表于 2008-2-17 16:10:00

两者有相似的地方,值得警惕

板凳
JacKing888 发表于 2008-2-24 00:47:00
写的额很好,领教了

报纸
yy19880414 发表于 2008-2-24 10:23:00
深刻,有道理

地板
lxz16235 发表于 2008-2-24 11:41:00
中国股市日本病

  20世纪80年代末期,听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先生讲过一堂关于日本经济奇迹的课。他提到了一个当时十分新的概念:后发优势。意思是说,后现代化国家可以通过简单的模仿和“拿来”,移植西方的市场及其他制度,减少甚至消除现代化过程中的痛苦,迅速地追赶现代化国家。十多年过去了,那堂课的绝大部分内容我已经不甚了了,但“后发优势”这个概念却依然历历在目。这不是因为别的什么,而是因为这个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含义的概念,乃是解释日本甚至整个东亚奇迹的非常有用的概念。但讽刺的是,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个概念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它硬币的另外一面,“后发优势”变成了“后发劣势”。在许多自由主义学者眼中,这个概念已经完全沦为“日本病”的一个别样标签。

  所谓“日本病”,在文化的意义上可以解释为,重集体目标的达成而忽视个人的自主创新。而在经济上则表现为,强调国家对市场进行某种自认为正确的“增强”和“补充”,忽略市场的自发演进过程。用哈耶克的观点看,这里存在着一种“致命”的自负。事实上,正如大家已经看到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正在为这种“自负”付出高昂的代价。显然,日本只是“日本病”的一个缩影、一个代表。文化上的高度同构决定了“日本病”将是侵蚀整个东亚国家经济的一个致命“病毒”,中国也断难例外。而作为具有明确“后发”特色的中国证券市场,更是这种文化基因滋长蔓延的绝佳场所。

  与其他市场相比,资本市场本是更典型和更“高级”的市场,但中国的经济文化以及政府长期的计划经济历史,使中国政府一开始就对证券市场心存疑虑:分散的个体凭借各自的经济理性所做出的交换决定会在事后有利于集体和国家的目标。所以从一开始,中国政府超强的行政干预之手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证券市场。而转型期社会稳定对股市所施加的硬约束,更强化了政府的这种干预。较之其他的新兴市场,中国政府对证券市场干预的频繁程度绝对是破记录的。我想,熟悉证券市场的人一定会对这种干预的“威力”记忆犹新,敬畏有加。翻开深沪股市不长的历史K线,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几乎所有的大阴大阳都是政府干预的杰作。这种干预在1996年12月和1999年6月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两次,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干预竟然是以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出现的,市场随之而来的震撼可想而知。但如此一来却形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政府的理性代替了投资人的理性,市场参与者对政府的行政方向产生了高度的依赖。投资人的交易决策不再是因为投资对象本身具有价值,而是因为这种投资行为对政府有价值。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人包括机构、散户、股评人士都在忙不迭地猜测政府的倾向和底线。对于证券市场来说,这当然是很荒唐的。但荒唐的行为之所以存在而且流行,乃是因为人们从中获得了奖励。

  所谓“炒股要听党的话”总结的就是这样一个荒唐的道理。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并且被强化,中国证券市场将不再是一个个人对自己投资行为负责的地方,它将演变成为一个中国政府独资开设的无限责任公司。当有朝一日,政府真需要投资人为自己的投资损失负责的时候,所遭受的怨恨及抵抗将是可以想象的。最近,由于对政府干预的批评日渐增多,政府的干预好像平静了许多,但我想提醒的是,作为深植于灵魂深处的一种文化基因,政府对证券市场近乎本能的怀疑和实用主义反应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发作出来。

  “日本病”在中国股市的第二个症状是,预算软约束问题严重。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股市一开始就是国有企业的天下,其比例之高举世无双。这个现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从中国制度变迁的起点出发,许多人将它作为一种无奈的“特色”接受下来。但问题是,究竟是用证券市场来改造国有企业,还是用国有企业来改造证券市场。客观地讲,股市十年下来,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后一种情况。“特色”变成了“本色”,暂时的妥协变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向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全面投降。

  中国的国有以及准国有企业正在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毫无顾忌地改造着中国股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国有企业从四面八方跑到中国股市来放肆圈钱的原因。与其说是中国股市的泡沫价格吸引了各路豪客,到不如说是中国股市的软约束特点吸引了他们。银行的钱尚要还利息,而在股市里拿钱,既无上级部门的监督,更不需要对股东负责,不在这里圈,到哪里去圈?中国证券市场变成了国有及官僚企业发挥其预算软约束本性的天堂。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看到,只要有机会,中国股市的圈钱机器就会隆隆作响,至于这些钱圈回来干什么,你们当然管不着,我先圈回来再说。有统计表明,截至2001年中报,上市公司平均每家闲置资金为311亿,最多的达38亿,这个数字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3%。

  拿回去这么多钱,而其回报却低得让人难以忍受。对大量国有企业进入证券市场,许多人曾经有过讽刺:说是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市。而我的判断是,在股东及法制文化都极其欠缺的情况下,没有比中国股市更符合国有企业胃口的地方了。这两年,随着政府对国有企业日见加重的紧迫感,国有企业进入股市筹资圈钱有了越来越“合法”和“正当”的理由。

  问题的危险性在于:大量进入股市圈钱的企业都有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了某种“隐含担保”。这使得大量改制上市的国有企业对自己作为公众公司应该承担的义务处于完全麻木不仁的状态。反正搞坏了有各级政府担着。在各级政府对越来越多的劣质上市公司的积极重组中,这种“隐含担保”的负面作用已经体现得相当充分。政府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上市公司进行重组,一次不行来第二次,二次不行来第三次。在我的印象中,有些公司已经重组了四、五次之多。整个经济体系的软约束与证券市场的软约束互相强化,使中国股市成为无偿消耗财政资源的又一个黑洞。难怪有人会说,中国股市将套牢全社会。

  我清楚地记得,我所阅读的第一本证券书籍中就明确写到:证券市场的主要功能是有效地配置资源。但现在,中国股市的功能被越来越公开地简化成:为国有企业筹资解困。每当我听到这种言之凿凿不容争辩的高论,我就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要么就是自己太幼稚。这哪里是什么“特色”,这简直就是异化,是对证券市场的一种毁灭。

  现在有很多人在谈上市公司的质量问题,认为这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我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我想提醒的是,上市公司的质量问题很难在证券市场内部得到单独解决,原因在证券市场之外。只要政府对国有企业还负有道义和经济上的责任,股市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履行这种责任的有用工具,中国股市的软约束现象就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从国有股的高价减持政策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有企业与政府的相互依赖究竟有多么的深!这种互相担保的趋势是多么的难以逆转!如果说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导致了许多日本企业普遍的软约束,进而引致了沉疴难起的日本病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对国有以及其他企业的政策倾斜所引发的预算软约束,将使中国股市染上同样严重的顽症。中国的银行系统即是前车之鉴。

  日本病在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三个比较突出的表现是,过分重视“后发”优势,片面强调“赶超”,与此同时却轻忽市场文化的长期匮乏及路径依赖等诸多问题所可能带来的资本市场的严重变形;强调市场的超常规发展,忽视市场的自然演进。对后发国家来说,“赶超”一直是一个让管理者十分着迷的字眼。这本身也没有什么错,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所积累的智慧,也的确可以让“后发国家”在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减轻痛苦,少走弯路。但如果把这种“智慧”夸大到可以完全省略必须的“生长”过程的程度,“后发优势”就可能变成“后发劣势”,补课将不可避免。这一点,在中国证券市场所谓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大跃进”中表现得格外突出。不错,成熟证券市场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但这是西方证券市场经过漫长演进的结果,是经历了无数次熊市考验和残酷竞争自然“生长”出的结果。如果美林、摩根士丹利、高盛这些公司是按照管理者的意志超常规发展出来的,那么到今天他们也许早就消失在尘封的历史中了。而我们这个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的来历却颇有些可疑。直白说,他们根本就是某种行政命令的产物,他们根本就没有经过市场的考验和必要的资本积累,凭借政府的扶持一夜之间就占据了市场的有利地形。且不说这是否公平,仅凭其出身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它的生命力。这几年大量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的表现就很有说服力。

  那么,他们在干些什么呢,他们在借助政策优势获得新股的超额配售;他们在操纵价格欺骗投资者;他们与庄家暗通款曲,高位接货以自肥;他们用从广大投资者手中募集来的巨额资金,反过来进一步掠夺投资者。凡是这个市场中有的不道德行为,他们都干过了。部分机构投资者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机构掠夺者。“淮橘而北枳”,在部分机构投资者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自上而下“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办法,根本就是对市场本身筛选和淘汰功能的蔑视。与其让这些带着某种“国家信用”的机构投资者来败坏本已贫瘠不堪的市场文化,还不如让那些在市场中坚强生长出来的私募基金合法化,投资者自己的选择要比管理者自以为是的超前决策有效率得多。这样一种顺乎市场自然演进的办法也许很难符合管理者迫切的“赶超”心态,但磨刀不误砍柴功,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高质量的机构投资者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速度可能慢一点,但总比现在这种拔苗助长像大炼钢铁那样炼出一堆废铜烂铁好吧。顺乎市场自然演进秩序的另外一个重大好处在于,这样做可以培养出一种良好的市场文化。证券市场的发展,不仅是制度的建立,更是一种文化的培育。制度是现成的,从美国拿过来就行,但文化的培育则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多的时间。光有好的市场制度,而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市场文化,制度的效用会大打折扣。诺思的“适应性效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必须非常清醒地看到,支持西方成熟证券市场正常运转的契约、诚信、个人负责以及创新精神等文化气质正是我们这个文化中所极度短缺的。在这样的地基上盖摩天大楼需要格外小心。弄不好,就要从头再来。

  显然,“日本病”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表现还远不止这些,有些方面比如“政商勾结”等弊端甚至比日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虽然是中国改革很难摆脱的“路径依赖”,但放任这种趋势恐怕也此路不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股市已从最高峰的39000点跌落到如今的不足10000点,金融系统坏账如山,这与80年代大量脱媒资金进入股市及房地产所制造的泡沫直接相关。昔日引领大和民族创造繁荣奇迹的“菊花与刀”,现在却变成了让人难堪的“日本病”,两相对比,可谓天上人间。虽然我们不能说中国就是日本,但文化同宗,实为殷鉴。

有人说,最后和你走在一起的,既不是你最爱的人,也不是最爱你的人, 而是在最合适的的时间出现在你生命中的那个最合适的的人。 我说,既不是我最爱的人,又不是最爱我的人,怎么会是最合适的人呢。 所以,我坚持认为: 人生的规划,只有最优解,没有次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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