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两个问题:
1、社会关怀与学术研究。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事关社会福利的应用研究,必得具备普世的情怀和基本的良心。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福利。今天的许多“大碗”,自己小康了,就在那里胡说八道,贻害人民。据说国家发改委的王建在一次讲座中认为,中国的房价并不高,中国人都买得起房子。他得出此结论的证据是,问来听讲座的人中,“你们中有谁住在马路上吗?”真是绝啊!杨小凯说过,中国的学者并不缺乏智识,而是缺乏基本的学者良心! 即便从事纯理论研究,我认为,悲天悯人、关怀社会仍然是从事研究的基本动力之一。没有这种动力,要成为“大家”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爱因斯坦如此关注人权与和平问题。
2、关于经济学家的作用,也许我应该界定一下。狭义上,就是指对政策制订者的影响,这个定义便于分析。我已经解释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无作为。广义上看,就是对社会文化或者知识存量的影响,这个当然是有的。但是,在强大的专制制度和深厚的传统积习面前,我不认为单凭经济学家就可以影响大众。这需要多方面的、长时期的努力。我们的努力,仅仅是一种随机性的尝试。好比在几百亿个基因中,真正发生变异的就只有那么几个,准备做分母吧。这就是我为自己努力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