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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创新观体现这样一种国家发展理念：不以富强为唯一指南，而以公民发展为重心，相信个人成功最终会带来国家发展、乃至社会整体完善。
谈到教育问题时，我们常听到这样一个例子：甲午战争后，日相伊藤博文向明治天皇请示，清ZF赔给日本的巨款该如何处理，明治答称：统统投教育。
事实真是如此吗？史料显示，这笔赔款的真正走向如下：84.7%扩军备，5.5%赠皇室，只有2.8%投教育。日本重视教育确非虚言，但强加到正经历“大国崛起”的明治时代，就是牵强附会了。
实际上，明治ZF对清廷赔款的分配方式反映了当时日本作为崛起强国的关注重心，即有形国力，而非无形人力。在战前，日本教育支出一直不高，远低于军事开支。与此相对应的是，战前日本经济驱动一直以外需为主，产品以廉价人工为主要卖点，经济结构也以垄断为主。但日本的崛起模式并非通例。在同一时期崛起的美国，教育开支长期占据ZF支出重心。ZF关注重点的不同也影响了两国后来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
美国这种对人力和创新的关注，一直延续到现在。2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国会发布国情咨文，在咨文中，他重申了创新和教育在保持美国强大方面的第一重要性。“赢得未来的首个步骤是鼓励美国人创新……我们必须赢得教育我们孩子的竞赛”，奥巴马说，“我们是一个会这样说话的民族：我或许没有巨款，但是我有成立一家新公司的高见。我或许没有出生在一个拥有大学学历的家庭，但我将会成为这个家庭第一个获得大学学历的人。”
奥巴马如此强调教育和创新，是否意味着美国的教育和创新能力在急剧下降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按照大部分指标，美国在科技和高等教育领域仍是全球领头者。查一下最近数年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国籍分布，便可佐证这一事实。
因此，奥巴马ZF依然把教育和创新摆到国家发展战略的第一位，产业、金融、乃至GDP发展速度则居于其次。这不仅仅是一种经济选择，更是一种政治选择。它体现了这样一种国家发展理念：不以富强为唯一指南，而是以公民发展为重心，相信个人的成功最终会带来国家发展、乃至社会的整体完善。这其实不是奥巴马的选择，而是美国社会的选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一直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以上，在鼓励技术创新上也一直向中小型企业倾斜（美国在多年前就颁布了小企业法，现在包括各种小企业技术转让项目和资金支持），其用心的草根性质一览无余。
面对经济衰退带来的困难，美国人开始重新向其国家强大的根源寻求力量。强调教育和创新，这看起来也许迂阔、不够高效率，但美国之所以强大，其根源也许就在这里。□郑飞（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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