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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反思经济学（上海交大版，全文）

张维迎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时　间：2011年5月15日
　　地　点：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持人：周 林 交大安泰经管学院院长

　　周　林：今天非常高兴，请来张维迎教授给我们做今天下午的主讲嘉宾。张维迎教授大家都非常熟悉，不用我做特别的介绍。我和张教授相识很多年。张教授一方面是一个管理人才，他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担任执行院长的这些年，在中国各大商学院的改革当中起了引领作用，包括最早大批引进海归，推进商学院教育全面国际化。对于中国的管理教育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同时，张维迎教授的价值还在于自己的独立学者身份，今天张维迎教授又回归了教授的身份，包括我们马书记也对他表达了类似看法。张维迎教授经常作为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从很早开始参与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讨论以及贯彻执行实施当中。他在国内外的学术界，企业界和政界，特别是在企业界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他的很多观点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且他的论文经常被学者引用，按照中国科学院的索引，他的论著引用率多年名列第一，有时候也是第二（第一是毛泽东同志）。2002年他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杰出青年基金，在媒体方面曾经当选为CCTV2002年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今天，他以自己的经历和多年的研究，对于经济学理论、传统的经济学或者是主流的经济学谈自己的看法。下面让我们热烈欢迎张维迎教授！

　　张维迎：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到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特别感谢马书记百忙之中听我在这里演讲（所以都感到有点儿紧张了）。我今天讲的问题是反思经济学。现在的经济学或者说主流经济学（包括传统经济学），也就是说我要对我们教科书当中的经济学提出一些批评。我们知道对于经济学的批评并不新鲜。过去的一个批评，是认为经济学或者说行为经济学美化了市场，他们做了很多假设，但这些假设都不现实，不成立。我的批评则刚好相反，我认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是美化了市场，而是丑化了市场。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需要经济学那些假设。用了假设，我们就会用假设的标准看待市场，这败坏了市场名声。打个比方，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子，一个画家给她画画，这个画家是凭着自己的想象画，画出来的却像一只猴子。现在这幅像就是女子，可是大家视觉上的差别很大。这时候出现了一种态度，尽管不完全像，但大致差不多，鼻子在眼睛下面，嘴巴在鼻子下面，大体上还是对的。然后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辩解，再不断修改这幅画。这是谁做的事情？就是芝加哥学派做的事情，像弗里德曼这些人。

　　第二个看法，这个女子和这幅画不像。于是根据画的猴子，对女子进行整容手术（哪些地方不像就对于女子进行整容），这就是市场的干预学派。这些假设不满足，市场不能有效运作，所以我们要去干预。

　　现在还有另外一种思路：既然这幅画很不像，我们能不能画一幅新的画呢？这新的画能不能画出来，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

　　我从发改委的一位官员谈话和大家讲起。发改委的官员不断和企业约谈，因为企业的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发改委价格司官员有一个谈话，他说这个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是需要充分竞争和信息对称为条件。意思是说现代条件下的竞争不充分，就是几家大企业在操纵市场，所以政府要干预，以免消费者不至受骗。

　　从理论上来讲这话是对的。但是这句话引出的含义是错的。首先我们看什么叫做充分竞争？如果我们给充分竞争的定义就是像教科书里所说：每一个产业有无穷多个企业，每个企业都是价值的接受者。如果这样理解市场则不需要这样的充分竞争，只需要自由竞争，而那样的竞争不是市场竞争。

　　信息不对称，是很多人认为政府应该干预的理由。但我想说，正因为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我们才更需要市场经济。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信息是对称的，所有的信息大家都知道，我们根本不需要市场经济，只需要计划经济，有一个计算器就可以都解决所有问题了。但这又不能怪罪政府官员，他讲的是确实符合经济学道理。中国政府官员的知识素质相当高，经济素质也是相当高，很多人甚至受过博士生教育。既然不是官员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于是，我开始怀疑经济学本身教给我们的东西，它可能就有问题。

　　为什么这些号称有效的理论变成了反市场理论。我们看一下历史，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次大变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不可行，大部分的主流经济学家站在兰格的一面，他用了新古典主义的模型证明计划经济是可行的，只有少数几个反对者认为不可行。我们知道萨米尔也认为兰格的理论是对的。我们不是说这个理论有问题或者这个理论没有价值，所有的理论都是相对的，我们今天认为对的东西，过几十年可能就完全不对了。像“地心说”，哥白尼之前就是对的，它可以解释很多问题，对于农民种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更大的范围考虑就不对了。包括我们的价值理论，我们预测国家管制价格会发生什么现象，短缺、排队、走后门、腐败。所以，我刚才讲的大问题和大判断上出问题了。

　　我们先来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经济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经济是研究发展、变化、财富创造还是研究均衡、静态和财富分配的？经济学的创始人大家公认是亚当斯密，我们看看亚当斯密在研究什么，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学就是研究发展的，研究变化的。我在这里总结了亚当斯密的核心思想：一个社会怎么变得富有，财富怎么增加（用现在的概念就是财富增长，就是GDP增长。GDP能不能带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能不能带动社会进步？）按照亚当斯密的逻辑讲，财富怎么积累，经济怎么发展，要靠技术进步，创新，靠劳动分工，不同的人干不同的事，不同的企业生产不同的产品，这个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发明创造，真正的技术进步。如果一个人干很多事的话，他只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干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的技术进步很快，因为我们的分工很细，包括我们的大学，我们的专业就有分工。以前哲学家也研究天文、地理、人文和政治学，而现在的科学都有很细的分工，这样科技才会进步得更快。

　　分工靠什么？亚当斯密提到，第一靠市场。如果没有市场就不可能有分工。只有市场的交易，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专业化才有可能有分工。第二、分工的范围、深度取决于市场规模。亚当斯密书的前几章都讲这些问题，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技术快了经济发展快，进一步提升市场规模，进一步提升分化分工，这样形成经济正反馈的增长。
       我们看看世界过去200多年和中国过去30年的历史。过去200年，中国经济有了巨大的飞跃，有了全球的市场：哥伦布去了美洲大陆，大西洋两岸交往开始，包括东方新航线的发现。因为有了这样巨大的市场，经济市场发展起来。中国过去的30年更是这样，义乌市生产全世界70%的吸管，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全球的市场。如果没有这些全球市场，中国的经济过去30年不可能发展这么快。我在农村的时候，周围几十公里只有一个铁匠，镰刀、斧头、菜刀、剪刀，几十公里范围之内才有一个铁匠，每个村干四五天，这样一年才能养活他。这样的情况下技术没法儿进步。现在我们有了区域市场和全球市场才能取得今天的进步。

　　现代经济最新的理论从这个模型可以看出来。我们看看亚当斯密的理论就是真正的内生增长。但非常遗憾，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以后，我觉得就开始慢慢走的有些偏。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大概在1870年，经济学很少研究发展和变化，经济学研究均衡、分配，不是在研究财富创造，而是财富分配。这样一种模式，简单的定义为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现在主流经济学的模板。现在也有很多人批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这时候所有的经济问题变成了最大化问题，特别是有这样几个假设条件：

　　第一，所有人都是完全理性的。完全理性在亚当斯密那是没有的，亚当斯密只认为人干事是有目的的，像我们讲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好比我今天来这里讲课也是有目的的，因为我想宣传自己认为对的东西。亚当斯密没有认为人有很高的计算能力。到马歇尔开始，认为人开始会深思熟虑。最后一次发展到现在的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讲一个普通人的计算能力相当于计算机。经济学家为了做一个模型，计算出了一些连计算机都计算不出来的东西，因为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但现实则不是这样。有人傻，有人聪明，考上上海交大的就比考不上的要聪明，所以人显然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假设。

　　第二，假设所有经济没有外部性。每个人干的事情成本自己承担，好处自己拿到。

　　第三，边际替代不一样，则选择不同的技术。比如工资提高了，企业选择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工资降低了，企业选择劳动密集型的技术。所有的技术，技术的边际给你，没有变化。另外信息是完全对称的，竞争是充分的，所有的变化都是外生的。

　　在这些假设的情况下，每个企业可以最大化利润，每个人可以最大化效益，这就达到了一般均衡。达到这种状态，除非有人受到损害，否则不可能有任何人的福利需要得到改善。经济学研究均衡是不是存在，均衡是不是唯一，均衡是不是稳定。所谓动态变成一个比较动态，外生的技术变化了，这个均衡会怎么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经济学的基本模式。

　　这个模式和现实相差得太远。刚才所有这些假设不是完全独立的。没有一个假设是现实的。既然市场的有效性是在不现实的假设情况下出来的，那这些假设在现实中又不存在，所以市场是不可能有效的，市场就会有失灵，所以需要政府干预（干预后才有可能恢复平衡）。所有教科书都会给出，有外部性的就会导致市场失灵；第二，有垄断就会导致市场失灵等。

　　首先我们看看外部性。外部性的概念最初是马歇尔提出的。他引进的概念是想协调一个问题：技术进步和看不见手之间的矛盾。在亚当斯密的书里面，一个是分工导致进步，这是规模经济、专业化。还有就是看不见的手，市场的机制调节。马歇尔理论提到一个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可以同时存在，但需要用外部性解决。大家想想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是变化、技术进步。两百多年前或者几千年，农业文明时代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有多快，不超过0.05%。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15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但是过去200年，技术进步率达到1.5%，也就是过去的30倍。意味着每50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这是过去200多年西方世界证明的基本结论。从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点带来的技术进步，但是我们理论这里没有。如果我们没有政府补贴，这个技术进步就达不到作用，甚至不会出现，这本身就是让人费解的。所有的进步都是在市场经济下实现的，我们说没有市场经济不能推动这些技术进步。

　　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有外部性一定就需要政府去干预。那不一定。我打一个比方，女孩子，包括男生，你们打扮漂亮有没有外部性？有的，你穿得漂亮，我们看到都是赏心悦目的，大家都养眼。问题是需不需要政府给你们买化妆品让你们化妆呢？没有吧。通过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市场本身提供的机制最易使这些企业做这些事情。对于企业来讲发明一种新的技术，如果只想到外部性，那它会觉得不能投资那么多（我发明一个技术被别人剽窃使用，他的问题就是生与死的问题）。如果没有创新和进步企业就死掉了。这个积极性已经是足够大了。这些有多大程度需要政府干预，也是一个问号。

　　有一个理由，认为我们很多的外部性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造成的。好比我们在公有制下，所有的东西都是外部的，所以解决外部性的问题更需要产权制。另外，政府解决一些外部性，甚至真正能够恰到好处，尤其是我们很多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问题是政府有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第二，垄断。这个词被滥用了。最初的垄断指经英国皇家特许的经营，好比东印度公司，这个生意只能你做，别人不许做，这叫垄断。企业最大化价值如果高于边际成本社会就有损失，所以需要有政府干预，这就是《反垄断法》的基本经济依据。《反垄断法》反这些垄断，本质上是市场竞争的基本手段。比方说国有企业要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则需要更好的技术，这样需求曲线一定是下降倾斜的，如果这个企业不能把产品和别的企业分开，而是纯粹模仿别人去生产（生产的产品和别家的一样），企业就不可能有竞争力。只有和别人不一样才能有竞争力，这才是市场竞争的基本手段。但这个在我们经济学理论中被看作是垄断，所以政府就要收拾这样的垄断行为，否则就没有效率。我们假设这些东西都存在，再分析它，没有想过我们的政策是那样的话，这些东西不存在。假定英特尔的芯片都是存在的，他是垄断，定价太高，如果微软按照边际成本定价，微软产品就不会在市场上存在。如果一个技术谁都可以免费使用，就没有哪个企业愿意发明这个技术。所以我们才需要专利，专利就是给企业特殊的垄断权利，这是社会进步和技术进步的要求。我们现在讲的不完全竞争，从历史看这个东西也不存在。有一个人1972年出了一本书，对于所有的反垄断案例进行大量的研究，包括IBM的等等，发现所有理论学的东西都是不对的，理论上说哪个企业合并以后，它的垄断市场大了，就会提高价格，减少产量，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回头看看英特尔，英特尔几乎垄断了芯片市场，但芯片市场按照计算能力来算，现在的价格是30年的几千分之一。如果按照每个人的工作小时来算，过去一百年，所有大企业主导的行业价格都在剧烈下降。

　　所以，没有竞争，也就是没有技术进步。我们搞管理的人一定要懂得什么叫做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在索引里面，使用的频率仅次于看不见的手。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创造性的破坏，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过程，不能理解市场经济是怎样推动人类进步发展的。我们的经济学一直是排斥这个东西。

　　我强调一点，垄断当然是要反的，我们要反什么样的垄断？反政府强加的垄断，这事只能你来做，别人不能做，这是真正需要反的。如果政府没有强制，没有制度性的限制，允许自由竞争，就是自由进入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形成持续的垄断。

　　我们看看历史。一个市场是充分竞争还是不充分竞争，是自由竞争还是不自由竞争。如果非要用充分，我只能这样讲，竞争充不充分和这个行业有多少企业没有关系，最重要是有没有自由主义。微软占平台市场70-80%，但它是充分竞争的。像比尔盖茨讲的，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哪怕拥有70-80%的市场份额，只要不努力，微软就垮了，因为它是充分竞争的。我们国家很多行业里有很多企业，但有很多规定，规定一些事情民营企业不能做，只能国有企业做，这不叫充分竞争，更不是自由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讲的垄断毛病才真正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个和教科书有差别的概念。就像我们上海交大培养人，要抓住自己的特点，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如果所有方面都是和别人一样就是没有价值的。我们的价值是和别人不一样的，这就是竞争的本质。中国大学之所以做不好，是因为没有竞争。为什么没有竞争？因为政府限制了自由竞争。

　　给大家讲一点旁的事。你们知道学术界最难搞的是什么吗？是办杂志。理工科还好一些，人文学科没办法办杂志，因为杂志的刊号是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给的，他不给你发刊号，你就没法办杂志。我们很多的学术杂志是以书代刊的。有一次我见到新闻出版署的一位副署长，我就跟他抱怨，他说不对啊，我们很支持，只要你能办成世界一流的杂志我一定给你刊号。我说你不给我刊号我怎么能办世界一流的杂志。世界一流是办了后竞争出来的。学术发展有两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社团，像美国经济学会、美国物理学会；第二个就是杂志，学术期刊。这两个东西在我们国家都不自由。现在很多的杂志用于另外一种目的，而不是学术的目的。

　　所以，每个行业都需要自由竞争，政府不要限制个人，政府可以做包括医疗卫生等事业。但是没有权利不让别人做事情。一旦不让别人做，就没有真正的竞争，那个社会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第三是信息非对称。我们有很多食品医药的管理，就是因为病人不明白药方，所以需要政府检查和批准。但更多时候中国政府做得太过。好比几年前北京发生过一个事，要当模特需要经过政府组织的两次考试，初级考试和高级考试，合格以后才资格成为模特的可能。大家想想模特站在T型台，行不行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为什么还非要政府先看一下。所有的交易都是信息不对称的，如果从这个理论出来，所有的资产都需要通过政府检查。经济学讲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但忘了说市场有一双隐形的眼睛，它在监控着你。看看历史，成功的企业一定是注重声誉和品牌的企业，一定不是坑蒙拐骗的企业。这是我们经济学所忽略的东西。我们很多市场不发挥作用，或者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有了政府的管制它没法儿发挥作用。如果政府管得太多，每个企业都想着怎么去搞定政府，而不是想怎么搞定消费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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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海交大 张维迎 经济学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上海交大 经济学

      （接上）
        我们要理解这个市场，首先要理解企业，市场不仅是一个价格，市场是建立在企业的基础上。我过去几年做的工作，前两个关于垄断的问题和非对称信息统一起来。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市场越大分工越细，经济发展越快，技术发展越快。市场越大以后互相都不认识了，买东西和卖东西的人都不认识。过去我在农村时吃豆腐，看着卖豆腐的老大爷进行磨豆腐的整个过程，看见了我很放心。但我们的信任不可能建立这种直接的关系基础上。用矿泉水的例子就能把它和全世界所有产业的人连接起来，比如生产这个塑料瓶要有机器，生产机器需要有钢材，生产钢材需要有煤炭，所以每个产品基本都是无数人生产的结果。我们那些不认识的人，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我们怎么信任他们。我想到，我们这个社会，如果分成不同的组，每个组之间有一个集体惩罚，组内有一个连带责任。好比我们上海交大，我们就是一个名字，所有上海交大人，凡是叫上海交大相互之间都是存在连带责任的，比如上海交大培养出一个总书记，我们百年校庆的时候就会很热闹和自豪。一个人干的好我们都沾光。同样，如果我们培养出一个有问题的人，我们也都遭殃，比如培养出了一个大贪犯，自己也不好意思了。这就是连带责任。虽然现在也有连带的影响，但是激励机制很弱，我们怎样建立更好的激励机制呢？时间关系我不细讲。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什么叫老板？老板是拿钱的，所谓老板就是找不到别人的毛病，都是你的毛病，这就是老板。老板要为所有人承担连带责任，你开一个餐馆，炊事员洗菜没有洗干净导致顾客食物中毒，谁承担责任？老板承担责任。所以每个人以后想当老板的人记住我这句话，老板就是替别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

　　如果你开着宝马车，在高速路出事故了，你受伤住院。因为车的轴断了，那这是车的钢材不合格导致的，但谁应该承担责任？不是钢材企业吧，你不需要找钢材企业，只需要找宝马公司。宝马公司要对所有的上游环节承担连带责任，而它有能力承担这种连带责任，它就是一个好的品牌企业。我们的信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们买沃尔玛的东西，背后是几千几万个企业、几亿的工作人员生产出来的，我们不需要认识这么多人，只要记住沃尔玛就行。古代送一封信靠马，一个地方动乱以后，皇帝过一个月、两个月才知道的，皇帝怎么管得了这么多人，靠的是“连坐”。我们管企业的人，几百人就焦头烂额，所以你不得不佩服皇帝的本事。但现代的连带责任与古代是本质区别的，现在基于合同，自愿加入，比如我自愿加入上海交大，没有人强制你，你和上海交大人形成有一个连带责任。由于这样，信任就建立起来了。

　　亚当斯密在那个时代没有大企业，唯一的大企业是ZF特许，影响了他对于大企业的判断，他认为大企业是值得信任的。我们怎么解释前面的垄断问题，过去的反垄断企业单位只是一个生产单位，没有把企业看作社会信任的机制。今天的反垄断是反大企业，你大了我就反。我们再补充一句，大量的反垄断案例是什么人干出来的？都是竞争对手干的，竞争不过别人就去ZF告。然后ZF获又有这权利，所有企业谁大就打垮谁。在1969年美国司法部门起诉IBM垄断，这个案子拖了13年，花了几百万美元的财政资金，最后里根上台改变了方向，把这个案子撤了，但钱还是花了。大家想想IBM垄断了计算机行业吗？没有。我们中国照猫画虎，学西方的反垄断，也学出了很多腐败问题。

　　科斯错了。他认为企业不是市场的运行方式，而是替代选择。我认为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者，而是市场的运行方式。打个比方，说市场是汪洋大海，而企业是大海里面的岛屿。这个比喻其实错了：大海没有了岛屿仍是大海，但市场没有了企业就不是市场。最近中国出了这么多的事，有上海的染色馒头，河南的瘦肉精，还有河北的三聚氰氨，这都是市场现象。我们仔细分析一下问题究竟出在哪？一个问题，一个企业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才能赚多少钱，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是不能赚那些钱的。一个牛奶公司，没有能力监管那些奶农就要出问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原来有一个学生，他也在陕西做一个牛奶公司，他的牛奶没出问题。我问为什么他们没出问题呢？他说就担心农民往奶里面搀东西，所以不让他们自己挤奶，而是买了挤奶机，每天下午三点这个牛拉到我这里挤，挤完了再拉回去，这保证了质量的问题。如果农民买的饲料里面有三聚氰氨怎么办？要么自己办个饲料厂好了。所以你的承担责任的能力决定你企业的规模，没有这个能力就做不大，做大了也要出问题。

　　中国的情况很多更复杂，很多的企业短视行为是和ZF政策有关的。我举煤炭行业为例，如果煤炭行业公开竞标，大规模开采，可以长期，比方我买了开采权一百年或者五百年。他花几十亿买一个煤矿，可以开几百年，他就会想着怎么样才能最大化这个煤矿的价值，他最害怕的就是出安全事故。这样他就会买安全设备。现在我们不是这样，和ZF搞好关系，拿到一块地，开采的时候知道ZF随时可以不让他开采，所以为什么考虑未来呢，我只考虑现在，我不买安全设备，赶紧开采，所以事故频频。表面看是市场问题，其实本质上是ZF对于经济的过多干预导致的。每一个行业几乎都面临这样的状况。

　　当然ZF也有为难的地方。市场机制建立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一个企业如果不考虑未来就不会重视自己的声誉。再举个关于农村产权制的例子：村里面的树长不好，没有人关心它，过几年我们研究说分配给个人，个人应该会非常爱护，让它长大。但头一天晚上刚宣布分给个人后，第二天个人就把小树也都砍了卖了。为什么这些农民要把分给自己的小树都急于砍了呢？是因为他预计不砍的话过几天说不定就不是他的了。

　　我们也急功近利，碰到市场的一点问题要么就马上全力铺上去，ZF收拾他，这样的话这个机制永远建立不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感谢很多跨国公司来到中国帮助我们中国在建立市场机制，我们这时候有一个替代的选择，如果不相信中国的牛奶可以买外国的牛奶，完全不相信牛奶可以喝稀饭，三聚氰氨事件出来以后，豆浆的产量大大上升。有外部性的企业，因为它本身在国际市场有长远的考虑，它就会重视自己的声誉。企业不重视这些就会彻底玩完。

　　这里面我想到了一点，不要把市场出现的所有问题归结于人的心肠坏和没有道德血液，没有那么简单。我觉得人类犯错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有道德，我们无耻，明明知道有害还要骗人；还有一个是我们无知，我们人类的知识非常有限，我们使用敌敌畏之类的东西，是想着可以帮助杀死害虫，但没想到它也有副作用，因此现在很多问题也是因为我们无知造成的。所以这两个因素都存在，不要简单把所有问题归结为无耻。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情况下，需要研究一些机制来减少无耻的行为，另外就是不断的学，减少我们的无知，这样我们的市场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理论，如果ZF主管部门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趁着稳定的制度环境，让企业有积极性建立好的声誉，不欺骗人，政策就不需要那么忙活了。我们市场卖那么多东西，ZF能够监管过来吗，他没有办法监管，需要靠企业的自律，企业的自律都制约着他的利益。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和需要研究。

　　下面我再讲凯恩斯经济。凯恩斯经济导致了ZF对经济的全面干预，颠覆了经济学一些基本常识。比如它认为，如果市场达不到均衡，出现了不充分就业，就需要由ZF干预解决问题。我自己觉得凯恩斯不是因为理论正确才影响大，而是因为满足了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出了问题大家着急，比如你现在得病了，找大夫，一个大夫说这个病是什么导致的，但是你只能等着，慢慢就好了，这样你很疼痛；另外一个大夫给你开药，马上给你止住了，但却有负作用。这时你听哪个大夫的，一般会选择第二个，但二个大夫给你吃药了，以后的问题可能会更大。凯恩斯主义满足了ZF的需求，ZF不能无所作为，老百姓对ZF有期待，无为而治肯定不是ZF的选择，ZF一定要做事。

　　我们知道经济政策的基本理论，有时候违反了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我们现在的说的三架马车理论，GDP等于消费+投资+净出口。我们为什么要GDP，为了消费。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我们现在是定一个GDP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想着怎么去刺激消费，包括家电下乡，给你补贴等等，这些都本末倒置了。我们现在活着是为了GDP活着，而本来GDP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为什么要投资，投资是为了效率，为了技术进步。一个投资是不是值得进行，要看它是不是能增加生产力。但是我们现在的投资不是为了技术进步，也不是为了效率，而是为了提高这种需求，有没有效率反倒无所谓。还有就业问题，如果仅仅为了就业而就业是没有意义了。另外就是我们的进出口，只有出口超过进口的那个国家对GDP的贡献是正的，进口超过出口的国家，贡献就是负的，而没有考虑到总体数量的大小。这样的问题很多，现在我们出口出不去了就增加消费，增加投资，本来经济发展是微观论，而现在变成了宏观论。我们怎么去开发国外市场，怎么发展技术经济，这是柳传志这些企业家的事。2009年鼓励大家花钱，每个地方ZF愿意投资就投资多少，现在麻烦了，通货膨胀。于是又不断的提高准备金率；2009年上半年房价本来要下跌，ZF又担心，然后出台政策鼓励买二套房，三套房，价格马上又上去了。这一整套的政策都和这些理论基础有关，我们的经济学家本身是有责任的。凯恩斯主义对于经济学家是有很大的贡献，在凯恩斯之前ZF是不雇佣经济学家的，而现在增加了经济学家的就业机会，好多都在ZF做事了，这是凯恩斯的功劳。

　　下面跟大家讲为什么新古典理论是如此的坚强。过去100年，主流经济学的所有创新都没能够逃脱新古典完全竞争的框架，包括增长理论，无论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我们经济学家做了很多的努力，刚讲的增长问题都是想办法放进去，但就是放不进去。经济发展长远的动力就是技术进步，但是技术进步哪来的不知道，外部给的。第二，技术真的是那样进步吗？仔细看看不像。比如像内生增长理论，没有设计生产力怎么出来的，有人力资源投入、人力资本和知识储量，这是一个区间理论。我们问问一个企业家，他的成果怎么做到的，但问到的是和这个过程不一样的，不是投入人力就出成果的。我们看看日本在全世界的研发费用，在发达国家占的比例最高，达到3%。但不是投入就有成果。企业家才是真正创新的推动力。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因为过去的经济学不研究发展，所以出现了发展经济学；过去的经济学是研究均衡的，没有办法解决经济周期，所以出现了宏观经济学。一个好的经济学应该是个统一体。我前面讲了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很多人都是反思它的经济基础，我们看到有人想辩解它，不断的修补它。像芝加哥学派，他们很多理念我是赞成的，但也有些不少说法是在强词夺理。比如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理论是不是正确和假设没有关系，理论不需要限制假设，甚至越不限制假设的理论越是好的理论。理论肯定需要假设。但如果理论的假设和现实偏差太大，不相关的话，即使预测正确也不一定是好的理论。

　　举个例子，比如你发明一种理论，预测明晚天也会是蓝的。然后有一个超人，他晚上拿着刷子在刷，刷的颜色就是蓝色。这个理论预测很正确，但它不是一个好的理论。一个好的理论不仅要有预测能力，还要解决这个人是怎么刷的，你看见他刷了没有，天那么大，他一晚上能够刷的过来吗，他白天住哪。要问这些问题。均衡究竟怎么达到的，如果按照现在的理论，所有达到均衡的方式都给排除掉了。芝加哥学派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下为市场辩护，所以他始终保持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比如微观先生斯蒂格勒，他对于反垄断的看法前后完全不一样。60年代之前他坚决支持《反垄断法》，因为他认为只有完全竞争市场才是有效的。后来他改变了看法，为什么改变看法？我刚才引到了那本书，没有理论解决这些问题，最后提出一个办法，ZF的失灵理论对抗市场失灵理论。

　　我上次在北大讲这些东西，陈志武教授在微博里发了一些不同意我观点的说法。声明一下，我本人一直主张学经济的同学一定要学好数学，数学和经济学的发展在过去和未来都会非常重要。你要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不掌握几套数学工具那是不可能的。但要像我们周林院长这样好的数学功底我们也很难达到。但基本的东西是要掌握的。数学是经济学分析的工具。但也要掌握好分寸，如果掌握不好的话，我们就可能变成经济学数据的奴隶。有时候数学没法儿处理我们就假定它不存在。过去的一百多年，经济是沿着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在前进。比如有一个人在路灯下寻找东西，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找手表。那手表掉哪了？他说也记不清了。那你为什么在这里找？他说这里有灯啊。我们过去确实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我们要想到手表在哪里。不能因为这里有灯而不管手表丢哪了就在灯下找手表。我们很多的理论没有进入主流，被边缘化了。

　　企业家要面对不确定性，企业家的信心要不断的修正。由于学术失轨，使得我们经济最重要的东西没了，本来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发展变化，是技术进步，是企业家精神。但我们所有的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面，这些应该教授的东西里面却都没有。

　　未来怎么办，这几年我看了很多文献，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我的知识当中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于市场的理解是最透彻的，市场究竟怎么运作？在他们看来市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均衡。市场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现不均衡的协调过程，而不是说根据几个假设条件证明它存在。任何阻碍企业家自发创新的行为和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反企业家决策的经济，反企业家自主权的经济，只有ZF在决策。看看我们的产业政策，像柳传志、张瑞敏这样的人成天在市场摸爬滚打，未来投资什么、生产什么他们弄不清楚。发改委的官员哪来的？无非北大、清华、交大，一天生意没做过，认为自己比企业家高明，说这不能投资那不能干，这其实很可笑。具体的例子，李书福生产吉利汽车的时候，说提到生产汽车，国家计委说汽车是很复杂的产品，你民营企业生产汽车不是找死吗？他说那你给我一个死的机会吧。我们ZF很爱护他，说坚决不能给你死的机会。如果那个时候给他机会，也许他死了，但也许中国的民族汽车工业会比现在好很多。如果我们不成全企业家，不成全企业家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这些决定性作用，由ZF的决策和审计代替企业家的行为，这经济怎么能够进步？我们所有的产业政策有几个成功的？基本没有。看看彩电行业，90年代国家支持的产业都垮了，要么就是产能过剩，生产电视机太多卖不出去。产能过不过剩要由企业家判断，企业家不傻，尤其是把自己钱放进去的企业家，这需要ZF去担心吗。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并没有真正理解市场。没有乔布斯就没有苹果公司。比如iPhone的需求曲线是多少，这需求曲线是企业家创造的。IPAD出来之前，没有人知道IPAD的需求曲线。

　　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框架内“别针工厂”与“看不见的手”之间并没有矛盾。竞争是技术进步和实现规模竞争的共赢，技术进步是企业进步的手段，进步在市场经济下本身就是内生的，我们理论家搞了几百年，重新提出了一个内生增长。亚当斯密就是内生的，像外部性不完全竞争不构成市场的破坏性力量，或者不能认为存在这些因素市场就是无效率的。市场真正的破坏力量在哪？在我们ZF没有约束的干预，这是我们市场真正的破坏力。我们现在经济学有必要考虑一些大的历史事情。再回头看看计划经济这样的体制下，它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在计划经济盛兴的时候，主流的经济学家没有站出来，没有说计划经济不行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是一个ZF政治选择的问题。证明一个理论的正确我们究竟要付出多少代价，过去说经济学、社会科学是不能做实验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一个实验，因为它不是人类自身从下到上衍生的，而是用我们意识形体的观念强加上来的。苏联实验了70年，中国实验了30多年，现在我们还有这个因素，究竟要为此付出多少代价。经济学没有办法总结预测的，大家学经济学的同学，未来不要试图预测股票哪天赚多少，这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不能干这事。经济学家的只能预测一种大的趋势性东西，类似米塞斯哈约克。因为经济偶然的因素很多，没有人会预测利比亚的问题。我们建立一种理论不能离开历史，经济学家太陶醉于一个小房子里面画画，我们可以把画画的非常优美，但是地基不稳，房子随时可以倒塌，你画的画再好又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希望引起大家更多的思考。

　　历史每天都在进步，最新的理论一定比原来的理论好吗。科学也有可能倒退。一个伟大的理论可能很长时间提出来以后不被人认知，经济学更是这样。我现在特别主张同学们读亚当当斯密的《国富论》，读《国富论》总有新鲜的感觉，所以不要只停留在现在。所有真正的贡献一定是历史之后认可的。

　　我特别乐观的一点，中国经济学家在过去200年，对于人类的经济学做的贡献不多，最近有很一些海外归来的学者，包括周林院长他们有一些贡献，但总体贡献不多，所以我们干的坏事也就不多。中国的崛起是一个重大事件，是一个机会，我们在经济下一轮的发展当中，寄希望于我们下一代，像我已经年轻稍大了，伟大的创造一般都是在二三十岁，当然也不一定。但年轻还是非常重要的，我通过这个讲座，希望大家有更强烈的责任感，或者未来有更好的机会。我想现有的经济学，在现有的框架下做出一些重大的贡献很难，我们只是技术上的。未来我们有另外一个思路也许有更大的贡献。当然任何一个科学的变化，都不会说有缺点就彻底改变，而是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而且要提出可替代的方法。我刚才讲到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很好，但是有一些方面做得不够。如果真的变成一个主流的东西，在方式上还需要改进。

　　（未完待续）

看看！！！

受教了   张维迎真正的经济学家

我也看过一些反思经济学，跟LZ的不太一样

人品不怎么的，吃的都是前西北大学经济学的福利，瞎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