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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各地楼市几乎毫无例外地出现了开盘去化率低，库存剧增现象。当楼市成交量低迷，毫无悬念地传导到土地市场时，早已按耐不住的地方ZF终于尝试着出手了。
当年佛山、芜湖等地出手救市即被叫停，让许多地方心有余悸不敢再轻举妄动。而事实上，今年全国两会ZF工作报告“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的表述，为地方主导楼市调控提供了政策依据。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首先，房地产泡沫膨胀的宏观基础已不存在。从宏观上讲，中国房地产泡沫是通过“三级跳”逐步膨胀的。“第一跳”建立在中国独特的421人口结构特征基础之上，而“第二跳”建立在长期扭曲的过低甚至为负的实际利率基础之上，“第三跳”则建立在大量外来的投机资本炒作基础之上。这“三级跳”最终吹大了中国热点城市的房地产泡沫。
现在，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中央“保持定力”，即便在“钱荒”来袭时也不采取短期刺激政策，利率市场化得以稳步推进；而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的逐步退出，投机资本也可能随时逆转而去；因此，房地产泡沫膨胀的宏观基础已不复存在。
其次，房地产泡沫膨胀的微观基础已经失去。中国房地产泡沫膨胀与“有形之手”扭曲土地资源配置不无关系。为了GDP增长，许多地方对居住用地实行“紧”的土地政策（价格高、数量少），而对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实行“松”的土地政策（价格低、数量多）。
土地财政的这种松紧不一，一方面导致中国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造成地方债务规模的急剧膨胀，另一方面导致各大城市居住用地的供应增长远远落后于就业岗位的增长，最终造成房价的过快上涨。
近年来，中央对保障房用地计划指标单列；今年更是明确提出，除生活用地及公共基础设施用地外，原则上不再安排城市人口500万以上特大城市中心城区新增建设用地，这无疑是痛下决心对地方土地财政松紧不公平的源头治理；因此，房地产泡沫膨胀的微观基础也不复存在了。
基于此背景下，地方ZF即便想不负责任、不择手段地救市，恐怕也没那么容易了。当然，市场更有理由相信，在新形势下地方在房地产调控上是能真正分清类型，调对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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