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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近期被带走掉，其家中发现上亿现金，清点当场“烧坏了4台点钞机”。这一戏剧性的场景以及生动的细节引发无尽猜想，甚至不少经济学之外的朋友也参与了“反腐金融学”讨论，比如中国广义货币量高达110万亿元而又没有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正是因为有很多不见光的现金，甚至有文学教授估算“M2余额的50%在贪官手上”。
那么，激活货币“存量”是否也包含窖藏现金，“钱荒”是否与此有关？中国官员窖藏现金是否对经济发生影响？ 先从基本概念开始吧，按照中国对货币的大致分类，M0也就是流通中的现金，M0加上企业活期存款就是M1（狭义货币），而M1加上准货币（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就是M2（广义货币），而M2往往也就是经济所讨论的货币，也反映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指标。中国M2与GDP比例在“四万亿”政策之后一路激增，已经超过200%，创下全球极高。在通胀压力之下，货币超发等新闻备受关注，触动转型中国各阶层焦虑，成为一时公共话题。
首先，应该明确窖藏现金在贵金属时代与现代信贷体系之下效应不同。在贵金属货币时代不同，窖藏往往容易引发通货紧缩，而在信用货币制度下，窖藏现金很少会影响银行体系的运作，这当然不是中国发生钱荒的原因，更不是通胀可控的原因。贪官窖藏现金来自银行支取现金（不论是他自己取出来还是行贿的人去取出来），对于银行而言，这笔取款发生之前体现为 1亿元的资产（库存现金）与负债（个人存款）。不论这 1亿元货币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它对经济的作用已经发生了。
其次，从货币银行运作角度如何理解现金？一旦取款发生之后，在银行账户上体现为资产方（库存现金）与负债方（存款）的等额减少。假设银行库存现金不足，银行可以方便地要求央行提供，从会计上，将自己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转换为库存现金。对中央银行而言，这体现为负债方不同科目之前的转换（减少银行存款、增加储备货币），资产负债总额则没有变化，货币总量（ M2）也并不会发生变化。因此，现代银行体系中商业银行不会出现现钞不足的情况——自然地， 窖藏现金 不是钱荒的原因。实际上，“钱荒”是商业银行管理流动性出现问题而导致的紧张状况，与现钞是否充分没有任何关系。同时， 窖藏现金 不改变货币总量，自然也就不是货币（ M2）“ 超发”的原因。
最后，窖藏现金是否会影响银行后续的放贷？按照 “贷款产生存款”理论，银行通过放贷 1亿元，可以同步增加自己的资产（企业借款）与负债（企业在该银行的存款） 1亿元，恢复之前因支取现金而降低的数额，而所需要遵守的存款准备金、存贷比等要求可以通过流动性管理来满足。这样，即使贪官窖藏现金对于银行运作有所影响，其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
在信用货币体系之下，现金的影响日渐式微，而货币更多源自信贷的创造。经济学家所谓“货币如蜜”，可见其创造的过程并不是直升机撒钱式随机与平均，而是跟随资本而流动。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抑制之下，信贷资源的分配往往离不开行政干预，大众对于货币超发的激愤，正是源于此处，权力的腐败以及不公，在金融与信贷领域也同样存在。
这种资本的不均等，形式隐蔽而效应巨大，即使在法治完备的社会，也会因为其结果的不平等而引发对于公正的拷问，这也是最近国际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从斯蒂格利茨的《不平等的代价》到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新著《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都在询问一个基本问题，市场经济之下不平等边界在哪里？皮凯蒂新书也引发左右阵营的大辩论，随着人类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二十一世纪的不平等比二十世纪、十九世纪是否更可接受，或者说，如何面对这种一种相对的不平等？完美的答案仍旧在不同阵营的理念交锋中形成，但保护私有产权与财富合法性的边界其实早已经划定，早在上个世纪，哈耶克就曾经反问， “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试问谁会否认这一点呢?”
无论左右阵营，对于精英资本主义演化为权贵资本主义这点都会保有警惕与基本共识。如果这种不公遭遇法治不透明，那么情况自然更加恶化。“亿元司长”可谓为这种不平等与可怕前景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上亿现金什么概念？有人计算，重量超过一吨，而以主角6年任期来看，可谓日进斗金。回看历史的最大贪腐，也就是嘉庆年间倒台的和珅，就从坊间流传的和珅抄家列表来看，就现金部分，“赤金元宝一百个(每个重一千两，估银一百五十万两)、白银元宝一百个(每个重一千两)、生金沙二万余两(估银十六万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估银八千七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白银五百八十三万两、苏元银三百十五万四百六千余两。洋钱五万八千元(估银四万六百两)、制钱一千五百串(折银一千五百两)”，按照网友估算，也不过十六亿人民币。
而和珅是皇帝宠臣，对比之下，从“亿元司长”案例来看，主角长骑自行车上下班，其副司长职位折算最高不过七品，却能坐拥有如此之多的现金，可谓荒谬而真实的中国故事。
腐败为何是社会的溃疾？腐败的背后，其实权力的滥用导致的权利不公，而这种不公往往又可以无孔不入地渗透道社会生活每个领域，甚至使得每个人的成功概率往往与离权力的距离直接相关，公众集体情绪也因此备受煎熬。我曾在去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怎么了》一书说过，“民众对腐败的义愤，不仅在于腐败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更在于腐败引发的不公加剧，也间接拷问政府收租是否公正、合理——换而言之，腐败不仅是经济上的剥削，更是权力分配的歧视。”。
也正因此，比起纠结窖藏现金是否影响通胀影响钱荒，腐败的最大影响显然在于公共领域而不是金融领域，更值得关注是腐败对于社会人心的侵蚀，如果人心涣散，那么社会也最终趋于溃败。从上文分析可知，贪官窖藏现金基本对宏观经济货币发行量影响甚微，而目前对于反腐身上的降低通胀、降低房价之类的外加目标，虽然迎合了民间的集体期待，但显然并不现实，这种思路也体现了国人将公共政治视为理性工具的思维惯性。因此，反腐理应作为一个法治社会的合理成分，而腐败的清除，方可能构建良性社会的运行程序，让反腐单纯地就是反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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