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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阻碍改革论”很荒谬 CPI下滑是反贪成果而非通缩 最近，反贪腐影响改革、影响经济发展的谬论又粉墨登场了，并且很有市场。5月22日，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导李稻葵在接受新加坡媒体专访时表示：“短期来看，反腐败肯定对经济有负面影响，因为反腐败使得一些与ZF有关的经济活动放缓，从餐饮业到与ZF有关的一些服务业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缓，这是毫无疑问的。”
李教授还说：“现在反腐败政策的最大成本，不是公务消费的下降，这只是冰山一角，最大的成本在于很多与改革相关的一些措施在目前反腐败的大形势下难以推进，因为很多的改革措施需要通过地方ZF官员的创新和尝试去推行……”
言下之意，反腐不仅影响了经济增长，也阻碍了改革大计。无论从逻辑上还是经济、金融角度看，李教授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表面看，反贪腐对官方高端消费造成很大打击，但是，另一方面降低了物价，随着反贪腐的深入，各行业腐败成本会大幅降低，终端价格终将会下滑，出现负增长也不会奇怪。由于这轮价格波动是贪腐与反贪腐造成的，跟货币供应量关系不大，故：价格上涨与下跌与广义货币M2关系不大，即便CPI出现负数也不能说明通缩。
贪腐造通胀阻碍经济发展
反腐就是反通胀有助改革
无论是哪个国家决不会把贪腐当成经济发展的动力的，只有中国的教授才会提出这样奇葩的观点；绝无仅有奇特媒体才会提出对腐败适度容忍。
今年以来，物价涨幅明显回落，主要得益于反贪腐全面的开展。正如李稻葵所言，反对公款大吃大喝后，高档饭店出现亏损，菜价也出现暴跌。
靠贪腐拉动的经济增长是***的，也是极大的浪费。比如，高端消费，有个极端的例子是某国企高管在香港一顿饭吃了250万港元。相信这样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极其***的，造成的浪费和腐败自不待言。
关于反腐导致改革的停滞、影响经济增长纯粹是黑白颠倒。
第一，改革需要清廉的官员和民众推动，而不是贪官。那种说官员不敢推动改革，一推动就怕举报。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是清官，何惧举报？中纪委不也审查出没有经济问题的官员么？比如，中行的一位副行长。改革的确需要各级ZF官员推动，但是，请教授不要忘了，老百姓也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是改革的原动力。
第二，贪官推动的改革只会对自己和其利益集团有利的“改革”。由贪官设计推出的“改革”还不如不改革。
第三，贪腐造成中国式通胀，如果不及早制止，腐败会越来越严重，商品中的腐败成本会越来越高，最终受害的是全体消费者。
第四，反腐不能等到改革完成了后再开展。反腐阻碍改革的一个逻辑和论调似乎是现在反腐应该缓一缓，等官员们把改革改到位了再去反腐。这个思路是荒唐的，何谓改革成功？即便假设有标准，贪官们也会故意拖延改革，以达到延缓反贪的早日到来。
第五，贪腐拉动的经济增长是畸形的不可持续的。正如上述例子，反腐会带来经济增长的阵痛，但是，长痛不如短痛。必须割掉靠腐败拉动经济增长的毒瘤。早割早轻松！不然，这种依赖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畸形变大。
第六，关于反腐造成的“经济增长”是完全可以“弥补”的，比如，把“三公”消费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减税，减少企业税负，减少个人所得税是最立竿见影的，并且消费更精准、可以拉动的行业更多。
作为国内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李稻葵先生发表如此言论，着实让人费解。真不知道其为何如此为贪腐辩护——还假装站在维护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立场上。
CPI放缓源于反腐
货币政策尽力了该减税了
早在2013年3月，笔者就在《华夏时报》撰写了《M2对通胀的影响远不及贪腐和垄断》(网址：http://www.chinatimes.cc/site1/h ... 4/content_15252.htm)详细分析了贪腐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源。
道理很简单，无论哪个行业行贿，其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都会表现在价格上，无论是上述文章中所举例的肉联厂还是开发商，行贿最后都会计到最终消费者头上。
无论哪个行业的贪腐，最终都会转嫁到商品价格的终端，最终买单的是全体消费者。这是中国通胀的特殊原因。
今年4月CPI同比增长1.8%，在上述文章中，笔者已经在一年多前进行了预测。现在已经得到了印证，2011年后每年广义货币M2的增幅都在13%以上，2009、2010年非常高，为什么没有造成恶性通胀，在今年反而出现物价增幅放缓？
今年以来，影响商品价格中的看得见的成本因素，比如工资、原材料等并未出现大幅波动，尽管税负有所增加，然而价格增幅却明显下滑。这间接证明了贪腐成本大幅下降。
能源领域反腐力度非常大。一个能源局副司长家中就能搜出上亿元现金，煤老板还不屑一顾地说“几个亿都愿意送”。产能过剩和其他原因是造成煤炭价格下跌的原因，不可否认，反贪也是原因之一。加之，煤炭作为基础生产资源价格的下跌也是拉低物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基本走到了临界点。笔者也多次撰文论述过，银行的贷存比临近75%的法定红线，这也是笔者在央行请各家银行“房地产座谈会”后评论银行不会放贷的原因。果然，根据5月27日媒体报道，5月，四大国有银行新增贷款仅仅1300亿元，创造很低纪录。
在这条法律红线的限制下，即便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银行也会只收回贷款而不是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并不缺钱，但是受法律还有资本充足率等的限制。
央行、银行已经尽力了。为了不至于让商业银行违法，我们的财政政策该上场了。
财政收入远高于经济增长，有减免税的基础和空间。在企业和居民困难时期，减税比货币政策更管用和直接。
我的同事们说，如果降低所得税，他们会将减免的钱派去很多用途，不仅仅是买衣服和看电影，“每个月工资，房贷、税、五险一金扣除后本来到手的就没几个钱了。”
减税不会造成通胀压力，下调准备金率姿态效应大于实际功效，并且会有通胀压力。
即便物价出现负增长，也不是因为货币供应不足造成的，央行没有实施宽松货币的理由和基础。物价涨跌跟贪腐与反贪有关，不能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
与其用贪腐刺激经济增长，不如让老百姓刺激经济增长；与其说反贪影响改革，不如说反贪耽误很多人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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